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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

他恨那些阻隔着他和她的衣物。他惊异她所有的那些隆起和圆润。他感激她居然把作为一个女人最羞于付于人的都付于了他。同样感激她把一个女人最强烈地要付于爱人的都付于了他。他应该怎么来报答她呢？怎么用一生的努力来报答这种付于、支撑这种付于呢？他永远不能忘记她痉挛般的搂抱和梦吃般的颤栗。她把他护举到了云端，尔后又慢慢地倒下和尽情地打开。他不能忘记那种炽烈的震颤。他只是记不住那一刻，她在他耳边轻轻地究竟絮叨了些什么。抽泣些什么。喷发那些滚烫的气息。呼唤着什么。） 　　“你今天到底想跟我说什么？” 　　“谭宗三当时的的确确已经决定要留在上海认认真真从头开始做一番事体。后来突然改变决定去通海从政，肯定不是他本人的意思。肯定受到了某些反动派的煽动。我一个远房姑夫来邦寅、还有盛桥原来的镇长萨重冰、还有类似的一些旧社会政界的老朋友可能都在他这桩事体上起了很坏的作用……希望领导明鉴。千万不能只追究他一个人的责任。” 　　“但是根据我们的调查，在去通海从政的问题上，谭宗三并不是像你说的那样是被动的，是让人唆使去的。另外还有一点，请你也要分清。政府对过去从事过伪职的人，并非采取一概都要法办的政策。要不要法办、给予什么样的惩罚，主要还要看他在从事伪职期间，对人民犯了罪没有。犯了多大的罪、什么性质的罪。我们在上海市政府各机构里留用了不少伪职人员，就是一个明证嘛。” 　　“政府英明。这个我晓得……” 　　“谭宗三到通海从政以后，你去看过他没有？” 　　“没有。” 　　“真的？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你是去看过他的。” 　　“那不是在通海，而是在盛桥。”她脸涨得通红，辩解道。 　　“去看过他几次？” 　　“一次……” 　　“撒谎。” 　　“可能两次……” 　　“两次？” 　　“最多不超过三次……” 　　“到底几次？” 　　“四次。但这几次，跟谭宗三都没有肉体的接触。没有。真的没有。” 　　那天，黄克莹一再说假话。谭宗三离开上海后，她多次去看过谭宗三，不仅到盛桥去看他，也到通海去看他。谭宗三在盛桥期间，她去了绝不止四次。更不像她说的那样，从那一次以后，和谭宗三便再也没有发生过肉体的关系。事实是，在盛桥期间，她每次去，都和谭宗三发生肉体关系。这一点不仅有当时在那个小旅馆里当差的许多人作证，连贴身在谭宗三身边伺候的那个老茶房倪志和对此也提供了有力的旁证。他说，有时候黄克莹到盛桥来，一住就是一两个月。帮着谭宗三策划在盛桥办厂。办技工学校。到上海拉订单。到苏北好几个县里去收购棉花，推销谭宗三试制的轧花机。从表面上看，她跟谭宗三在小旅馆里各住各的房间。 　　但实际上，她总是在谭宗三的房间里过夜。有无数次，他半夜去给“三先生”送夜宵，看见她还在“三先生”的房间里帮着算账。早上去送洗脸水，看见她还睡在“三先生”的被窝里不肯起床。据倪志和说，在谭宗三再次决定放弃盛桥，去通海从政时，黄克莹的确跟谭宗三大吵过一场。的确分房住了好几个月。这期间他两再没有发生肉体关系。自从“三先生”到通海以后，黄克莹就去得少了。据老倪记得的，好像只去了一次。而且一去就吵，吵得相当厉害。那一次，他两当然没有同房。黄克莹住在通海县城东大街裕新客栈二楼的包房里。“三先生”当然还住在县政府的院子里。倪志和记得，那次吵过后，两个人关系还相当紧张。黄克莹走，“三先生”都没有去送，只是让倪志和送了一封信给她，还给了她一张二千块银元的汇票。这让黄克莹非常伤心。 　　看完信，便连信带汇票都让老倪统统退了回去，一分钱也没要，还让老倪带了一句话给“三先生”，说，侬谭宗三今生今世也不会好了。侬总有一天要后悔的。他两究竟为啥好了又不好。“三先生”究竟为啥又要放弃盛桥而去通海从政，黄克莹最后说的那个“后悔”，到底是指什么？所有这一切，老倪就说不清了。“总归是那个姓黄的骚货、狐狸精不好呗！”这是谭家老佣人倪志和的结论。 　　在这期间，经易门定期到盛桥和通海城来向谭宗三“报告”谭家各企业经营的情况，依然还是把谭宗三当谭家的“当家人”对待。谭宗三虽然一再对他说，侬不用来找我，只要向老太太和老老太太们报告就可以了。但经易门还是定期来，不管谭宗三想听不想听，听了以后，会不会作相应的指示，他都定期来。因为这是老太太和老老太太们吩咐的：不管三先生自己怎么样，你们还是要把他当谭家的当家人看待。 　　136 　　洪兴泰连着做了几件几乎让所有的人都觉得是不可理喻的事，于是把自己逼进了绝境。他的确有点疯魔。大起大落。大开大合。大悲大喜。大是大非。 　　先说这样一件事。当时有家源昌机器五金厂，老板叫祝慎斋。此人世居无锡，先祖做过几任小官。后，祖上弃官从商，在无锡城里首创钉铁油麻商店，专营冶锅日用器具。太平天国事起，全家被毁，遂往上海老闸桥亲戚开的一家冶坊见习。渐至发达。后，独资创办源昌。还办了一家碾米厂，继又跟人合办机器面粉公司、机器纺织公司、机器皮革打包公司。总计个人出资二百零一万。按当时农工商部报请皇上恩准的嘉奖条例，为办实业，出资超过二百万者，即可“特赏二品顶戴”。 　　于是在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由当时的农工商部“专折奏奖。奉旨特赏二品顶戴”。领道台衔。我记得在小说的上半部，已经说过，这道台衔好比现在的省军级。即便在当时，也实在是不能算小干部了。况且还兼任上海商务总会的议董、锡金商务分会总理等公职。可谓龙凤呈祥。炙手可热。虽说他最早办厂的那一千二百元资金，全是他夫人陪嫁带过来的。为博这个“特赏二品顶戴”上报的那个“融资二百零一万”里，也掺有一大部分“水分”（这做法，在当时并不少见。详情可见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〇年出版的《上海民族机器工业》一书）。但不管怎么说，此公在当时还应该算是一个出色的不可多得的实业家。起码还应算作是“做实业”的先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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