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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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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十六今天在家，把原来属于妈妈的东西，全都一一地搬进了自己房间。连用过的被褥枕头、碗筷调羹、梳妆用品、衣服鞋帽……全部。无一遗漏。现在他想向父亲要的那根“钉子”，是母亲死后，钉在棺材上的钉子。忆萱生前总叫“气闷”，最怕关窗、关门。尤其怕大暑天要落大雨却又落下不下来时的那种天气。这种时刻，她特别难受，常常要对经易门说，我以后死了，侬千万不要给我盖棺材盖。我怕气闷。这次替她人敛，按习俗，棺材盖要钉七根一虎口长的铁钉。但钉第七根时，经易门却不让钉了。在场所有的亲戚朋友都不懂他为什么要这样。尤其不懂这个历来最循规蹈矩的人，怎么会在自己夫人如此重大的一件事情上偏偏做出这种越规的举动。人们只以为他伤心过度了，便没去计较。只见他从丧工手里极郑重地接过那根钉子，窸窣地藏进内衣口袋。以后的好几天，总看见他在夜很深的时候，捧着这根钉子，坐在忆萱的遗像前，念念有词地说着什么。许多亲戚朋友都听不懂他说的是什么意思。能听懂、而又为这句话动容的只有两一个人，一个是儿子十六，一个就是这位老娘姨。这两人听懂了他在问忆萱：“侬还气闷(口伐)？侬还气闷(口伐)？” 儿子恨父亲。他觉得是父亲“逼”死了母亲。他忍了这么长时间，今天实在忍不住了，便突然行动。他不能容忍这个“逼”死母亲的人再沾染母亲任何一点东西。 “侬交出来！交出来！”他对父亲叫道。在搬完了别的东西后，他寻找这根钉子。他要亲自为母亲保存这根钉子。不只是因为他天生有那样一种收藏的癖好。在经十六看来，由这根钉子的空缺所造成的那一点“空隙”，是母亲和这个世界唯一的“通道”。只要攥着这根钉子，似乎就能保证母亲能顺畅地呼吸。这几乎和母亲的生命同等重要的东西，当然不能让逼死母亲的人把攥着。 “交出来，侬！交出来！”他青白起脸对父亲叫道。并准备父亲扑过来打他。经易门曾不止一次地用藤条抽打过他。在刚学会走路的时候，以及长成了大孩子以后，都打过。 但那天，经易门没有采取任何武力手段镇压儿子的反叛。 他理解儿子。十六岁的儿子。 他颤栗了一下。颓然坐倒在门厅的一把花梨木靠椅上。两行清泪渭然而下。过了几分钟，只见他索索地把手伸进中山装，从里边那件绒线背心的口袋里，掏出一只布包；再打开布包，便是那根已开始有点生锈的钉子。 几个月来，经易门无时无刻不把这根钉子带在自己身边。是的，他知道，忆萱的死，跟他是有关系的。他要为忆萱看护好这根钉子，为亿营留住这一点点透气的通道，让她的“后半辈子”不再感到气闷。他常常梦到，自己在一遍又一遍地问忆萱：侬还气闷(口伐)？还气闷(口伐)……而忆萱却只是在前边飘飘忽忽地走着，不答理他。 那一箱关于“洪兴泰”的材料，正是小十六在翻找这根钉子时，从经易门的房间里翻找出来的。 130 材料都存放在一只小小的樟木箱子里。 鲰荛从这只特制的小樟木箱里取那些材料的时候，特地还戴了一副雪白的纱手套。小樟木箱里存放的是“洪兴泰”时期重要账簿二百六十八本。有十来本放在箱子底部，让水润湿过。有七八本是空白的。大部分都有虫蛀的洞眼。让谭宗三惊奇的是，有人在他之前，已仔细翻阅过这批账本。其中有四分之一的账簿上都留有此人的批语。这部分账簿恰恰是“洪兴泰”摆脱“红铜工”劳作地位、初创坊店、渐趋发达而最后又突然破产、不得不离开上海这个大转折时期的记录。此公在这部分账簿上下了很大的功夫，说明他是个内行。从批语的内容看，还可看出此公好像也是要从中寻找谭家的什么奥秘…… 这人是谁？肯定不是谭雪俦。字迹不对。也不是谭雪俦的父亲、谭老先生。更不会是年代更久远的谭老老先生。因为所有的批语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没有被水洞没有被虫蛀。即便写在被水洞过的页面上，墨色也是鲜亮的，字迹也是清晰的。至于那些写在被虫蛀过的页面上的，那就更明显了：都是着意绕开了避过了那些蛀洞写的。看批语的用语造句习惯、行文口气和所提及的一些发生在当代的经济事例来看，更说明，此公必是个近人。是在这批账簿被水涸虫蛀后很久，才来批注这批账簿的。 当然，谭宗三一猜就猜到，此公就是经易门。 经易门认真研究过谭家的历史？认真研究过这位洪兴泰？为什么？谭宗三没有继续追问下去，他现在急于知道这二百多本账簿对搞清这位洪兴泰到底起什么作用。他掸了排沾在袖子管上的一点灰土，问。 当然有用场。鲰荛答道。 啥用场？ 大用场。 啥等样的大用场？ 侬所想弄清的问题，基本上都可以从这几百本账簿里寻到答案。 是(口伐)？快讲。 首先，现在可以认定洪兴泰是破产以后才离开上海的。 破产之前，他手里已经有多少资产额？ 按规银算，大约三百万两。 三百万？侬不要搞错(口伐)！侬讲过他刚到上海来混日子的时候，只不过是个穷哈哈的“红铜工”！ “三百万”是从账上查出来的。不是我瞎讲的。 这一点……跟他最后能活过五十二岁有啥关系？ 应该讲一点都没有关系。谭家后来的几个当家人所拥有的资产，都大大超过这个数。但他们照样没有活过五十二岁。 从账簿上能看出他到底活到几岁？ 大概是六十七岁。 何以见得？ 最后一本账簿的最后一笔账记了为他做丧事的开支情况…… 他自己记自己的丧事开支？！见侬大头鬼！ 我又没有讲这笔账是他自己记的。但记这笔账的人最后落款时写下了当年的年号。由此可推算，他享年六十七岁。 最后为他办这场丧事，一共花了多少银子？ 一塌刮子花了三两多银子。 三两多？一个拥有三百万家产的人，办丧事只花了三两银子。侬是不是搞错人头了！ 的确只有三两多。其中一两八钱还是向人家借的。当时他的确已经变得老穷老穷了。他离开上海的时候还欠了一屁股债。从各方面汇总过来的情况看，这位洪兴兄好像还是被人赶出上海的。离开上海前后，他在同行同帮同乡当中可以讲已经信誉扫地。被大家一致认为是一个人品相当不好的人。 他居然活了六十七岁？ 是的。 这……怎么让人理解呢？一个人品相当不好的人，反而活过了五十二岁？ …… 现在我们暂且不去细表他们如何往下议论的，也略去他们对这二百多本账簿、近五万个数据的分析判断综合推理存疑追踪提取精髓的过程，先来判明一下这“旧账簿”到底能不能拿来作历史考证的依据？假如能作依据，又能发挥多大的作用？一九三六年有人在上海《大晚报》上这样论述：“账簿中的记录无非是零零碎碎的日用账，用过以后不是搁置着听其霉烂虫蛀，便是视为废物抛进字纸篓，任何人未曾注意到这种簿籍的重要性。实则，旧账簿尽有文献的价值，也足以和其他的古藉互相媲美……府志、县志，以及各种记事都记的比较巨大而重要的事情，至于家庭琐碎情形和他个人的嗜好等便可从旧账簿中考察出来……”这位先生本人就只靠了两本旧书摊上所得的账簿，写出万余字清末上海县一位知县的生活考。不仅考据出当时县署衙门内生活的种种、知县大人的社交婚姻状况、官场陋习，甚至考察出该知县大人患有“小肠气的毛病”，还考证出“老爷他会抽鸦片，又爱喝高粱酒；虽然有时也喝五加皮或外国的香摈酒，但高粱的消费却大为可观。统计在任三十五个月中共买二十八坛高粱，另外还有人送了四坛。那时一坛足装四十多斤，三十二坛约有一千三百多斤，平均每天怕要喝一斤五六两的样子。”这位知县大人还“宰过两回鹿，一回糜鹿，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老太太宰的，那就不可考了。”（摘自由柳亚子叶恭绰两先生作序的《上海研究资料》一九八四年上海书店版五二八、五二九、五三一、五三二等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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