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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

但小弟不肯。历来瘦弱而又文弱的他，居然冲进房间，拿起刚磨过的剪刀，就往自己的喉咙管上戳。而且真的戳了下去。如果不是两个姐姐扑救及时，后果不堪设想。她两哭着哀求父亲放他。以后的日子里，她两曾无数次地后悔那一瞬间的软弱。她们答应父亲，她们会尽全力来呵护这个弱小的弟弟。以后的日子里她们才知道，她两当时居然敢作那样的保证，也是非常的幼稚非常的无知非常的莽撞。 　　只好放他走了。 　　一年后，她两到上海去找弟弟。因为一年来他只给家里写了两封信。第一封信是刚到上海时写的。最后一封信是四五个月前写的。到上海才知道，他并没有学唱戏。十六岁的他再开蒙学戏，显然太晚。几经周折，他终于被一个唱老生的女人收留，做了她贴身的跟包。这位三十岁的老生虽说是个女流之辈，但一旦卸了装，你就能清清楚楚地看到，她上嘴唇上长着一层密密的茸须，是的确应了巾帼不让须眉这一类俗了又俗、但又千真万确的老话的。这位女老生待他很好。根本不需要什么姐姐的照顾接济。 　　当同梅、同兰两姊妹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在南市一家只能容纳三几百人的小戏院子后台第一次看到分别才一年的小弟时，她们惊呆了。他泰然地坐在一只硕大的戏箱上。身边一张道具桌上放着一把紫砂茶壶。他很油光很油光地梳着那种为六渎镇上的正经人最讨厌的大背头。一件满地宝蓝隐花缎长衫得体地撩起小半截下摆，放在跷起的腿面上，就势露出里面穿着的那条白府绸扎脚管长裤和一双黑漆皮滚过直贡呢面子圆口布鞋。手里还拿着一把王星记扇庄做的大号水磨竹泥金扇面黑折扇。兼护着身边一把空椅子。 　　空椅座里放着一件当时上海滩上最时髦的海虎绒女大衣，一只白色的缀珠银片坤包和一个特制的红漆皮机关锁化妆箱。他下意识地无所事事地开阖着手中那把大号黑扇，视而不见地睁着一双空空洞洞的眼睛。但只要有人一不留心可能碰到那把茶壶，他一定会即刻做出反应，相当紧张地伸出手去护牢茶壶。茶壶托在一个泥金漆绘木盘里，外头裹着一层薄薄的绣花丝棉套子。壶嘴里塞着一只小巧的玉坠。 　　另有一根金链条把这个玉坠连在了壶盖上。这是专门预备来给那位疼爱他的女老生饮场用的。自是非同小可。台前的戏迷票友，天天来这里，当然是为了听戏捧角。但有的人却顺便地还要看看伺候饮场的跟包。看跟包如何端着茶壶上场，如何走出几步不紧不慢，如何递上茶壶不近不远，衣着打扮如何不媚不俗……跟包的一抬腿一转身，同样给这些戏迷票友以充分的联想和新鲜的刺激。为此，他们也会给出一个满堂彩碰头好。因此，角儿和角儿之间，既在唱念做打上别苗头，也常常在各自的跟包身上别苗头。因此，有时也舍得在挑选、训练、包装自己的跟包上下一定的功夫，花相当的本钱。 　　小弟和那位女老生的关系，好像跟其他跟包和角儿的关系还有点不太一样。好像还更深了一层。 　　那天，面对欣喜万分、泪流满面的两位姐姐，他用一口娴熟的京白，拿腔拿调说的第一句话却是，鬼魔子魇道，谁让您二位上这儿来的？卖炭的跟着卖冰水的，有个好吗？快请回吧。从今往后，甭再跟我费那精气神儿了。 　　许家姐妹从此以后绝对不进戏院。在旁人看来，那舞台上一番五彩斑谰咿呀铿锵，真是既金碧辉煌又回肠荡气，听着看着都是痴情痴意的沉湎和忘怀；而对于她两却无一不是对弟弟痛苦回忆的刺激。是侧幕条内化妆间里种种苍白和难堪。而她两当时面临一道更艰难的关口是，怎么把亲眼目睹的这一切向父亲（或祖父）报告。如果实话实说，那肯定会要了他老人家的命。父亲（或祖父）回到六渎以后，以他的勤勉和谦和少言而博得乡里的尊敬。他起初只是在中学堂兼几节课，（他只教自然常识和数学格致一类的课。 　　其实他的长项在国文。但他拒绝教国文。在经历了刚经历的那些事件后，他觉得自己无论怎样也无法再向幼小天真的孩子讲授什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绝不出来应仕，不肯“敬天而事鬼”。）对镇上那些前朝或当朝隐退的达官贵人，他既不去得罪，但也绝不去巴结攀附。他要留下真诚的“自己”，只做一件事，把儿子教成人，教成一个有本事有胆识能成就而强过他自己的人。也许后来一切的悲剧正发生于此。他对待儿子的确太“中国化”了。他无时无刻不把儿子置于自己的视界之内。无时无刻不为儿子做着他认为必须做的一切。他省吃俭用：为了儿子。他早起晚睡：为了儿子。他欣喜：为了儿子。他忧虑：更是为了儿子。他一天可以对儿子说一百个“不”。你不能做这不能做那。而那时儿子也许还刚满四岁或五岁。一天之内他又可以对儿子说一百个“应该”。你应该做这，应该做那。而这时儿子也许还不满五岁。他分析儿子的每一个眼神。计较儿子的每一点变化。他住房并不宽裕，他却特辟了一个单间给儿子做书房。为了儿子心不旁骛，他让两个女儿承担了儿子应做也能做的一切杂务，包括他自己生活上的琐事。他定期到无锡苏州去为儿子购买新出的书籍。 　　六渎镇长时间没有自己的邮政局，都是由六七里外县城关镇邮局代办。那些大户人家并不希望这儿通邮。他们间隔个三五天便派个仆人去城关取一趟邮件。如有什么急件，城关邮局也会派人专送急递。没有邮局并不影响他们跟外界的联络，却只会增加他们在这儿隐居的清趣。但对于一般居民来说，就不是这样了。特别是对许家的这位男主人，他要为儿子订阅外头最新的报章杂志。他还有众多当年的同志朋友在跟他频频通信。等待这些邮件、反复看阅这些邮件，几乎已成了他当时最后的唯一的生活期盼。但他总不能天天走六七里（划船）到城关取邮件。因为邮车不准时，有时上午去了，一直等到下午才能取到手。如果邮车半途抛锚，还有可能空着手回来。想来想去，还是得给自己的镇子争一个邮局。为了儿子，也为了自己能在这里“活得下去”，他不仅争到了，而且还答应出山担任这个一共只有两个人员编制的“邮政局”局长的职务。 　　儿子就是这样，在父亲（或祖父）强大的阴影下长大，在姐姐无微不至的爱护下长大。一直到上中学，他晚上还是跟两个姐姐睡一床。如果没有一个姐姐搂着他的后腰，他自己又不盘曲起腿搁在另一个姐姐的腿上，这一晚上他就无法安然入睡。他在父亲需要他懂的那些领域里，他懂得比谁都多。而在不让他懂的那些方面，他又的的确确完全空白。他比谁都任性。他又比谁都柔弱。敏感。他比谁都自信，但在很多的瞬间，他又常常被一种无名的自卑困扰，特别是看着那些在他窗外来来去去可以自由自在大声叫喊大声吵闹的同龄人。 　　他们对于他都是些陌生的熟人。好像一颗铜弹当啷当啷地弹跳着从一块玻璃板上溜过，是响亮的，却留不下任何痕迹。他们总是在他窗外。一直到遭人突然唾弃前，他都认为所有的人都像他父亲（或祖父）那样有求于他，也像他姐姐们那样挚爱着他。甚至到那个混蛋校长装着为他面批习题，搂住他，一边讲解，一边作各种贪婪的捏摸时，他还暗自以为是姐姐们平时跟他开玩笑所作的那种呵痒。只是为了尊重校长的面子，他才没有笑出来没有躲避。校长第一次气喘吁吁地对他说，我老喜欢侬的，他还真的很受感动。 　　后来，校长就上了他的床。做出各种急促的动作。他才有些害怕。但总怕伤了校长先生的面子，不敢推拒。以至于强暴发生，那家伙像头肥猪似的从他身上滚落，他把脸深深地埋在枕头里，无声地抽泣时，脑子里涌来的第一个对策，还是父亲（或祖父）谆谆教导的：小弟啊，你无奈做了我们这种人家的儿子，这一生恐怕都得忍辱负重。只有忍得住，日后方能有出头之日。 　　102 　　从那以后，小弟就很怕男的。很怕。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两位姐姐在身边，他就惊惶得不能入睡。即便睡着了也会突然抽搐着惊起。这些情况，父亲都是知道的。他知道只要有两位姐姐在，小弟就安心。也安全。老人家坚持认为，因为是他的儿子（或孙子），即便无奈去了上海，最终还是会有出息的。重病中的他，正等着她们给他带回儿子（或孙子）的好消息，来证实自己始终如一的信念。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她两向老人家如实禀报小弟的现状，那不等于在催索他的老命？ 　　她们当然不能这样做。她们当然要报喜不报忧。她两甚至派一个回去，当面绘声绘色“言好事”。为什么不两个一起回来？就因为要留一个在上海照顾学戏学得老忙老开心的小弟。侬晓得(口伐)，教唱戏的那班老师，老看得起小弟的耶！他在他那些师兄弟师姐妹当中，老吃得开的耶！现在他一个月赚不少钞票。还可以供我和阿姐吃住呐！老人家果然很高兴，即刻间气色便有好转，忙说，那好。那好。你和你姐姐就留在上海，继续照顾你们的弟弟。我这里有章妈（她两临走前替老人雇的一个老妈子），你们尽可以放心。 　　话，说说是容易的。但在上海真要解决两个人的吃住问题，又谈何容易。事到如今，她们已没有退路。她们也不甘心“退”。她们尤其不能扔下小弟一个人在上海这样的“阴阳界”上。她们要留在他身边，即便他不允许她们靠近，她们也要远远地看着他。也许到哪一天，他就回心转意了也说不定。她们坚信，小弟是一定会回心转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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