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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一

99 　　我曾经设想乘一条不是帆船的大木船，围绕中国俄国和印度这三个相邻大国走一圈。我想穿生牛皮做的靴子。它一定会逐渐被苦涩的海水咬破。我想必将看到最伟大的陵墓和最广阔的荒原。接触到最听话的人民和最富智慧的头脑。回想那漫长的几代人，都很难忘记由父亲带着到老虎灶后头的那个“混堂”里去洗澡的情景。那的确是个“混”堂。池子里只要顺进七八个脱光了身子的男人就能挤得屁股碰屁股。滚烫的池水上面飘浮着厚厚一层油腻。那放肆猥亵而往往又沉闷的谈笑，使弥漫的水蒸汽里充满了嗡嗡的回声。那池边上光滑的木条。那被成千上百人用稀了的丝瓜筋。那第一次看到别人阴茎时的羞怯和绝对的不自在。还要泡得通体发红。要一遍又一遍地搓出泥条。要到前边去买五根筹子的干净热水，一桶从头上浇起。一桶只挠中段。脏水流下来，汩汩地汇聚到池子里，提供给后来人浸泡。 　　这样的澡堂当然不会有躺着爽汗歇息的地方。但洗完后你可以到楼上那个还是同一家老虎灶开的茶馆店里去坐一会儿。所谓的楼，楼梯是摇晃的。楼板是嘎嘎吱吱生响的。在楼上你可以看到楼后的煤堆和木屑刨花堆。所谓的“楼上”，只能放下两张八仙桌。一壶太平毛尖只收你一只角子。要想弄碗馄饨点点饥，只要伸出头去喊一声，馄饨马上就送到。馄饨店就开在街对面。所谓的“街”，还没有一根横过来的晾衣裳竹竿宽。舒舒齐齐吃完馄饨。抹抹嘴唇皮上的油花。嘬嘬牙齿缝里的葱花。再点上支老刀牌或强盗牌香烟，徐徐吐两只烟圈出来。这时候，申曲大王邵宾荪正好在柜台上那只老式五灯收音机里开唱《碧落黄泉》。轻轻地拍着大腿晃着脑袋跟着一道唱。虽然明朝一早侬还要拉侬的老虎塌车赶到大中国水泥厂仓库里去出几身臭汗。但今朝这样一个下午侬不是活神仙，是啥？！！ 　　100 　　黄克莹那天匆匆赶到梅家弄，刚到吃中饭时间，估计许家两姐妹不会到得这么早，付了三轮车钱，就到正街上那爿新开的东洋照相馆里转了转。听说开这爿照相馆的是一个从温州来的女大学生。这个温州女大学生原先据说还是个“学运”积极分子。被开除过两次。后来又被巡捕房捉去，吃过六个月官司。又被送到木堡港外那个“江苏省第三女子监狱”接受“感化”。做过“具结”。也就是写过保证书一类的东西，保证改过自新，下不为例。北平解放后，新政府把市属最大一个拘留所建在“自新路”上。那一片地域原名又叫“半步桥”。这实在太有意思了。历来的体会都是，人和鬼、地狱和天堂之间往往只差半步。而能不能跨过这关键的半步全看老弟老妹您肯不肯“自新”。 　　做人的道理就这么简单明了。但由此而引发的麻烦却历千百载从未平息。因为人世间的“自新”标准，太多，又太不一样。不同的人固执着各自不同的自新标准，在种种利益驱动下相互较劲，于是就上演一出又一出多少总有些重样的历史活剧。拿这个女大学生来说，具结完毕，回到上海，重返原学校是不可能的了。她也没再去找原先的“同志”。在第三女子监狱所度过的那段生活，使她充分感觉到，要按“同志们”的标准去“更新”眼前这个世界，几乎是不可能的。 　　（自己被捕、入狱、抬大粪桶、穿着灰色号衣跑步、被强行接受男狱警的体检后深夜的痛哭、黎明时分的呆木……当经历了这一切一切的天翻地覆以后，她原本以为这个世界会跟她一起“痛哭”。“挣扎”。但当她走出监狱大门时，发现一切依然如故。平静如故。无聊的依然无聊。卑鄙的越加卑鄙。小树甚至长出了新枝。生煎馒头摊上的生意还是那样的红火。或冷漠。我这究竟是在干什么又为了什么？为了什么又在干什么？）但她不愿回温州。或者说她愿意回温州，但得去赚够一笔路费。 　　万一赚得顺利，够她在上海再租间房再进修个专业再买些化妆品高跟皮鞋晚礼服，再买一张大学毕业文凭，她也可以不回去。她说哪儿的青山不埋人？您说呢？于是她在这个照相馆里找了个“混饭混路费”的差使。当时的老板是个拿德国护照的“白俄”。一个沉默寡言，又能吹得一口好长笛的老鳏夫。整日端着个镀银铜把茶杯，衬衫领子总是浆洗得笔挺笔挺的。进了照相馆，她才知道这里名义上是个照相馆，实际上却是个拉皮条介绍所。当然也照相。照完相，（或照之前就）上前搭话。女学生。白俄女侨民。刚到上海来帮佣的乡下女孩。想时髦又时髦不起来的新做厂女工。还有一些满腹心机的姨太太和渴望浪漫冒险的“千金小姐”。有的需要钱。有的需要安慰。都盼望这安慰发自一个有钱有身份的男子。还奢望他身心都干净。老家伙做的事，便是从中“搭桥”。 　　留声机里轻轻地放送着“维瓦尔弟”。同时收取双方的定金和回扣。这个温州来的女大学生开始说，我只管照相，别的我不管。他点点头答应了。后来她说你想找哪位女士打招呼，我可以帮你去跟她们打招呼，但具体条件我不谈。他又点点头答应了。两个月过去了，在一次留声机继续放送“维瓦尔弟”的长笛协奏曲《夜》时，她说，我可以替你去跟她们谈条件，但我不要你为此额外付给我的报酬。这次他略感意外，但仍没作任何坚持、开导，还是颔首应诺。这一天晚上，老家伙提早赶走了所有的顾客。熄灭了大玻璃橱窗里所有的彩灯。掏出一大串烯里哗拉响的钥匙，小心翼翼地锁上了金属保险柜。第一次邀请她到自己家去作客。现在已经不记得那幢房子到底是在山阴路上还是在祥德路上。 　　总之是一幢红砖清水外墙已经有点发黑、有一圈水泥围墙包围、几棵阔叶老树稀疏、楼道里充满了洋葱羊油和洋蜡气味、窗外都装着铸花铁栅栏的大杂楼。所谓大杂楼，是借用北京的“大杂院”一说。意指楼里多户人家共住。楼后大致都有一大片难得的开阔地。开阔地上晾着许多纯白床单和杂色床罩。再往远处是一家竖起几根细高细高铁皮烟囱管的铁工厂。煤烟熏黑了许多的竹篱笆。一群群灰色的鸟雀盘旋在从市郊直插市区的高压线上空。 　　老家伙只住一间房，但实足是个很大的房间。门扇上铆上了一整张铁板。给人的感觉是，仿佛自己正在进入中央银行的地下金库。双层玻璃窗外同样装置了铁皮做的护窗板。房间里极为整洁。铺着白色挑纱桌布的小圆餐桌上，少不了要有一个银饰的大茶炊。只不过，他的这个特别高大。精致。橡木粗圆腿的双人大床前铺着一张熊皮。这和墙上四处挂着的桃木镜框和镜框里那些发黄的家人照片和照片里的温馨遥远，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照。有一个角落专门是堆放书和画册的。不算少的一大堆。全是些羊皮面烫金精装的俄文原版印刷物。 　　她问，这些都是您从俄国带来的？他默默地笑了笑，尔后转过身反问，有这可能吗？你不要忘记我们这些人都是逃离俄国的流亡者。流亡者能从祖国带走的，只是命。她又问，那么，这是您来中国后收集的？他点了点头。“那您还是挺爱国的嘛。”她淡淡一笑，语意里不免流露出一丝嘲讽。对于她的这种挖苦，他未给于丝毫反应。也许是觉得不值得作任何反应，或者是不想轻易跟人谈论“爱国”这么一个宏大的话题。这个话题对他来说，也许是过于的沉重和艰涩了。 　　“那这些照片呢？是您家里人？”她背着双手，调皮地问。老家伙首先肯定这些都是他家人的照片。尔后耸耸肩告诉她，它们都是他当年带出来的。除了一条命，从老家带来的，就只有这些照片了。照片上自然有古老的木屋。有苍凉的原野和仿佛泥泞的天空。有娜塔莎式的小女孩。有伊凡式的大男孩。有玛露申卡式的大婶。有阿历山大·阿历山德罗维奇式的大叔。有猎枪。有皮靴。还有一辆一九○六年美国造的派克汽车和远处稠密高耸的白桦林和一条黑白毛相间的猎犬。黄黄地陈旧，仿佛上演契河夫剧本时拍下的剧照。那晚上，他跟她讲了许多。一直讲到西伯利亚的风暴和叶尼塞河河口的小木筏。一直讲到那把高大精美的铜茶炊不再向他们发出好听的嘶嘶声。 　　然后，他低下头去沉默了好大一会儿。那女学生（她姓杨）没有做任何事来打破此刻出现的沉寂。她突然意识到，老家伙今晚是有话要说才把她请到家里来的。也许是一些自他逃离故国后，从未跟人说过的什么话。但总不会是为他当前做下的“龌龊”，作什么道德上的辩解吧？ 　　“祖国！” 　　果不其然，老家伙突然一转话锋，居然提及这个他向来怕提的字眼，眼眶也突然湿润了，抬起头直瞪瞪地看着她。 　　“祖国怎么了？”她见他不往下解释，便嘲讽道，“祖国怂恿你在我们上海干这种脏事？” 　　一霎间，他脸上涌出的那许多痛苦和仇恨仿佛用石膏浇铸出来的，完全凝固。但很快他那表情丰富的眼神里却又只剩下老人式的宽谅和自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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