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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六


  劳爷去陶里根的背景和这几个月内心变化的情况,固然和案子的发生存在着某种密不可分的关系,但从这儿着手去破案,就像从北京去天津,却不走京津塘高速,编要先坐火车到大连,拐回头来再坐船横跨渤海湾,直逼天津港似的,整个绕了一个大弯。有必要费那个劲吗?

  这么干,的确有点绕。赵五六当然是清楚这一点的。实际上,他也做了两手安排:另外安排了一部分工作力量直接去侦破“车祸案”和“银行保险柜被炸案”,侦破邵长水家失窃案,而让邵长水去调查“背景”和“内心变化”。作为劳东林的老战友和老上级,他的确特别想知道这两个情况:一,东林当时到底为什么死活要辞职下海去陶里根?二,他在陶里根的那几个月里,到底遭遇了些啥?他的内心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

  对于赵五六来说,闹明白这两点,跟闹明白整个事件到底是不是一场谋杀,真凶到底是谁,是一样重要的。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更重要。

  有人说,劳东林就是为了钱才死活闹着要辞职脱警服去陶里根的;有人还说,劳东林这些年熬不住整个社会的动荡和浮躁,在种种浪潮的冲击下,心态上早就有了大的变化了,到陶里根后,只不过由于“土壤”、“气候”等条件齐备,越加变本加厉,变得有一点拿捏不住自个儿了而已。他就像一个每天下午都要经受低烧潮热折磨,晚上又在淋漓盗汗中辗转惊诧的病人那样,在兴奋和喘息中昂起,却又日渐地虚弱,忐忑,最终在歇斯底里中消亡……为此,有人甚至说,他的死,很可能就是失望和绝望后的“自杀”。啥“谋杀”,啥“车祸”,全都是这个老家伙跟大伙开的最后一个“玩笑”而已。

  真是这样吗?

  赵五六不信。但又不能不信。

  他和东林在一起工作几十年。如果追问一下,自己真的很了解这个老战友吗?还真不敢这么说。再仔细回想一下,他发现,自己跟劳东林之间不仅说不上特别深入的了解,甚至都说不上有特别密切的来往。这让赵五六确实吃了一惊。再往深处想想,也是啊,东林这家伙在单位里跟谁有过特别密切的来往和接触?真还没有;能回忆起来的,还只是一些案子上和工作上的接触和往来。这种接触和往来虽然非常频繁,但都不属于“交心”这一类的。他那矮小的身影,匆匆走进会议室,又匆匆地(总是有点“孤独”的样子)奔向案发现场……在讨论案子的会议上,有时他能一下子侃侃地谈上一两个小时,激动地冲到反对他的人面前,把唾沫星子直接“喷射”到人脸上。有时,却从头至尾,默不作声,最后只丢下一句:“别扯鸡巴蛋吧,你!”转身走人。多年来,这家伙的确有些难缠,但却从来也不会“歇斯底里”,更不会向人“示弱”。后来接受他正式辞职报告的是赵五六,代表组织跟他做最后告别谈话的也是赵五六。在那场合下,劳东林虽然表现得有一点“伤感”,但仍然没显露

  半点的“虚弱”和“歇斯底里”,眼睛里仍然不时地闪烁着他固有的那种“自信”。

  到陶里根后,一开始他还给赵五六打过几次电话;回省城来探家时,还上省厅来看望过赵五六。但很快就中断了往来。两个多月前,赵五六陪同公安部和邻近几个省主管刑事侦查的厅领导,过江去跟俄方内务部的领导商谈联合打黑事宜,路过陶里根,在市局举办的一次欢迎宴会上突然见到了劳东林。那次见面的感觉,就有一点怪,总觉得劳东林在躲着他。那次宴会,本没有劳东林啥事。市局的邀请名单中原先也没有池。后来还是赵五六想起了他,要求市局邀他作为省厅一位“退休老同志”和“刑侦方面的老前辈”出席酒会。

  在那回酒会上,赵五六已经觉出劳东林这家伙有些变化。他自始至终一直显得特别的寡言少语,坐在一个离主桌较远的位置上,既不主动跟人去敬酒,也不跟人交谈,甚至都不找厅里的几位老领导、老熟人碰碰杯,说说话。赵五六原想在宴会以后,再找他聊聊,问问近况的,却没料到,宴会刚宣布结束,一转眼间,他就不见了,完全是“不辞而别”。当晚给他打电话,手机也关了。后来一直到离开陶里根,赵五六再也没见上劳东林。当时,赵五六只以为那几天里劳东林可能遇到啥不顺心的事了,就没怎么太往心里去。但现在看来,这个判断显然是草率了,也肤浅了……

  前一段日子,有人从陶里根回来,曾经告诉赵五六,说他们在那儿见了劳爷,说“劳爷”近来。思维变得有点不正常,说出话来,经常有些前言不搭后语,经常会发生常识性的逻辑错误。赵五六还把这几位同志狠狠“训斥”和“挖苦”了一通。在省公安厅、刑侦总队,人们一向认为,劳爷不仅个性最强,思维也是最清晰、最有条理的一个人。他怎么可能“前言不搭后语,经常会发生常识性的逻辑错误”?但是,现在看来,对这个“最清晰和最条理”的界定,的确要存疑了。

  劳爷一方面说,通过这几个月的调查“已经初步认定某某某收受了某某某的巨额贿赂”,但接下来却又说“某某某是个好同志”,“某某某在陶里根的开发中确实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他到底想告诉人们什么?他到底得出了什么结论?在那个光盘里,如果他仅仅看到劳爷在那儿赴宴、打高尔夫、搓麻将、洗桑拿、接受异性按摩……那还真如他在袁厅长面前所做的辩解那样,这并不能说明什么。但问题在于,除此以外。赵五六还看到了别人看不到的一种“东西”——尤其是在最后几个场面里,他从劳东林的眼神中,看到了一种“痴迷”和“放浪”。这的确让他感到“惊骇”和“战栗”。(赵五六让技侦科的同志认真鉴定了这个光盘。结论是,它确实是现场摄录的,没有经过电脑制作伪造。)

  看来,几个月的陶里根经历,的确让劳东林的内心发生了某种变化。他的为人、习性、脾气……都发生了某种变化。这一些,跟他最后出事,都有关系?赵五六想整明白这一点。他想在破案的同时,搞清楚自己这个老战友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在陶里根到底遭遇了什么、发生了什么变化……

  于是,秘密走访那份名单里列出的十多人,自然就成了解决这“当务之急”的首选措施。这件事就交到了邵长水头上。让邵长水去做这件事,是因为比起总队里的其他同志,他对劳爷没有太多的“先人为主”的东西,在调查中也不会加入太多个人主观意愿的东西,加上他性格中的沉稳实诚和机敏,赵五六认为他是干这档子事的最合适的人选。

  原以为,这是一个比较容易完成的任务。把名单上的十来个人走访一下,就可以把情况搞清楚了,接着还可以让邵长水投入到侦破“车祸”和“银行保险柜被炸”等案子的工作中,两头都不会耽误。但没想事情并没有预想的这么简单。首先是邵长水对这个任务理解得不那么深刻,接受得有点被动。这倒没成为什么大的妨碍。因为邵长水毕竟是个组织性和纪律性都比较强的同志,认识虽有不一致,但行动中,还是坚决执行,照办不误的。问题反而出在名单中的那十多个人身上。这些人完全不像劳爷在“密件”中写的那样,是能积极配合的。他们承认自己跟劳爷相识相知相交已久,承认自己是劳爷的亲密朋友。

  他们都钦佩劳爷的为人,不否认在自己生活的某一阶段得到过劳爷巨大的帮助和启迪,对劳爷的死都感到震惊和悲愤,感慨悲壮之情无不溢于言表。但是……只要一提到劳爷在陶里根的“秘密调查”,再提到“劳爷的死因”,提到“那起车祸”,他们又恍惚了,畏缩了,迟疑了,或慌张,或沉默,或无奈,或推托,或王顾左右而言他,或金蝉脱壳而抽身。无论男女,到了这关键时刻,忽然间都变得不是他们原来的那个自己了,场面上无一例外地都会出现短暂的尴尬气氛;然后,他们无一例外地毫不迟疑地都会说:“不知道。啥秘密调查?不知道。劳爷都辞职了,还调查谁?就算他调查谁,也不会跟我们说呀。要跟我们说了,那还算啥‘秘密调查’?”

  如果他们根本就跟劳爷的调查不沾边,劳爷在名单里为什么要特特儿地提到他们?为什么还要恳请组织今后对这些人加以特别的保护?

  劳东林这小子真的是变得玩世不恭了,临死前在给组织上开一个“最后的玩笑”?

  赵五六不信。

  邵长水也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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