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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〇

而他们由于座驾的安全防护性能出色，在撞击后，居然还能带伤脱逃。因此，强烈呼吁尽快改善公安干警的装备，已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但要彻底改变这个装备状况，有相当大的难度，不是一两笔小钱就能解决得了的。袁崇生逢人、逢会必谈此事。他是省人大代表，还到省人代会上写过提案。近年来，大中城市的状况已经有所改观，但基层县市局，情况仍然可以说“困窘不堪”。个别县局连工资都发不全，遑论装备？省里管钱的领导见了袁厅长，往往是能“躲”就“躲”，其缘故就是因为受不了他那“纠缠”劲儿。 　　但这位副秘书长，手里并没有多大的财权，公安司法也不在他分工过问的职权范围之内，今天怎么会主动找上门来谈这个“敏感的老大难话题”呢？经验告诉老袁，姜太公直钩子钓鱼，意当不在此。果不其然，在感慨了一阵公安系统的装备状况后，这位副秘书长突然把话题一转，提到了“劳东林车祸致死案”。副秘书长原先是代省长顾立源的大秘书。陶里根人。 　　大学毕业回到陶里根，就跟上顾当了秘书。顾调到省里来担任省委副书记，又把他带到了省里。在顾被提起来当代省长的前几个月，他被放了到省政府副秘书长的位置上，也进入了政府系列。不久，顾便被任命为代省长，主管省政府的工作。这看起来好像是个巧合，但更多的人猜测。这是顾为了自己今后在代省长或省长岗位上更好地开展工作，所做的一个有意的人事铺垫。小伙子今年也就三十四五岁吧，嘴头子和笔杆子都相当来得，腿脚也勤快，还天生拥有陶里根那地方人的特色：热情，豪爽，仗义。 　　再加上有顾副书记和顾代省长这么个背景，在省委省府大楼里可以说是一颗不容忽视的“政治新星”：那天，这位副秘书长就“劳东林车祸案”表达的主要意愿就是，希望能尽快把这档子车祸案了结了。事情发生在陶里根，希望能就近让陶里根交通管理部门调查处理。他这么说，其实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如果认定“劳东林之死”就是一起交通事故的话，根据交通法规，交通事故本来就应该由事发当地的交管部门来处置。 　　但是，他一个省政府的副秘书长怎么会有这么个“闲工夫”、这样的“闲趣”来过问这么一档子”交通事故”呢？ 　　那时候，厅里不少同志正“吵吵”着，要求厅里直接过问劳爷这起“交通事故”：这的确让袁厅长有一点拿不定主意了。 　　当天晚上，还在犹豫之中的老袁突然又接到顾代省长亲自打来的一个电话。开始他以为代省长也来过问这档子事了，心里还真有那么一点紧张：但那天晚上，颐代省长在电话里一字没提这起“交通事故”，却谈了一个更为重大、更让袁崇生揪心的事：公安厅党组的人事安排问题。这也是一直在困扰着袁崇生的大事。老袁之前几任的公安厅长，都兼任厅党组的书记。 　　只有老袁，被任命为厅长都两年多了，却只是厅长兼党组副书记。书记职位一直空缺着。为什么到他这儿，就不给兼任党组书记了呢？在哪儿出了问题？虽然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并不妨碍他实际行使公安厅党政一把手的职权，但不管怎么说，他总归只是个“副书记”。厅里厅外，上上下下，对此，多多少少免不了会有一点议论，有一点看法，也让他多多少少感到了一点“压力”，有那么一点“不舒服”，“不自在”。老袁还真没有为这事专门去找过省委领导，更没去找过公安部领导。他不是不能找，也不是不会找。他也没那么“清高”。 　　但他有一个理论，实施了多年。他历来认为，找，是应该的。不找，是不行的。中国的干部太多，密密麻麻，乌乌泱泱一大片。你不去找，不去接近上级，就不可能进入他们的视线，他们就看不到你。不管你怎么努力，怎么廉洁，怎么出色，都有可能被埋没。因此，在一定阶段前，你必须得去找。当然，这个找，不是让你去做“交易”，不是去做“买卖”。而是要让他们感觉到你的存在，你的优秀，特别是你的忠诚，要让他们感到，你是“他”的人，或是“他们”的人。谁掌权都喜欢用“自己的人”。这一点，古今中外，不管是打着什么旗号的，几乎无一例外。但是，官当到了一定层次，一定级别，你又不能再瞎找了，也不必去瞎找了。 　　这时，你已经从水下浮到海面上来了。你已经进入他们的视线了。而到了这个层次，只要你不犯太大的错误，怎么进一步使用你、要不要进一步使用你，基本上跟你的个人工作表现已没有太大的关系了。主要是根据“需要”。而在上层，“需要”这件事，实际上是非常复杂、非常微妙、非常敏感，有时也是有点“说不清”、“摸不透”的一档子事。当然，你仍然可以花很大的工夫去继续“找”，甚至去投这“需要”之机。历史上也不是没有人这么做过，也有“投机”成功了的。但这样做，风险太大，太累人。袁崇生觉得自己还是一个想实实在在做点事情的人，而且希望能做成一点事情。 　　他相信，到了自己这个级别，只要实实在在地做成一点事情，其他问题就不是自己应该计较和能够计较得来的……但那天，顾代省长突然跟他谈到厅党组的人事安排问题，他还是被勾动了。从表面上看，顾代省长完全是在随意地聊天，听听他的想法而已；随后又谈了一些别的事情，比如干警的体能问题、心理问题、住房问题、去年那场警犬大比武问题……等等等等，拉拉杂杂说了许多，以至说到近期内他将召开一次省长办公会，专门研究解决当前公安工作亟需解决的某些问题。他请“崇生同志”，“把需要拿到办公会议上去解决的问题，按轻重缓急，排一下队，列出几条来”……省长办公会，当然不可能解决“厅党组书记”的任命问题。 　　但代省长同志为什么要在这样一个电话里提到这个“人事安排”问题呢？代省长作为省委省政府的主要领导，省委常委会的主要成员，在人事安排上当然具有相当的发言权。这时，袁崇生忽然想起了白天那个副秘书长打来的电话。这两个电话之间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吗？经验告诉袁厅长，它们应该有某种联系……一种隐讳的、微妙的、只能意会不能言传、但又可能是很直接的联系……忽然间，他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他立即让厅办公室主任给省交管局打了个电话，让他们不要过问发生在陶里根的那起“重大车祸事故”；然后又让厅办公室主任给陶里根交管局也打了个电话，让他们“尽快着手查清事故真相，依法严肃处理，并把处理结果尽快报厅党组”。 　　…… 　　…… 　　赵五六原以为，厅长在得知邵长水家被盗，而且被盗的是那样一个拓片时，一定会重新考虑撤消“劳东林专案”的命令。但他错了。袁崇生在得知这消息后，虽然似乎也显得挺重视的，还详细询问了被盗现场和丢失物件的情况，又问了问这“拓片”的来历，然后却只说了这么一句话：“这邵长水乜太大意了。干吗把这样一件东西放在自己家里？不过，这小偷儿的租也够大的，居然偷到我们刑警家里来了。”就再没说别的，然后就打开赵五六带来的那瓶茅台，鉴别其真假来了。事实证明，赵五六的那瓶茅台确是“假招子货”。 　　然后他又很详尽地向赵五六传授起如何不用开瓶就能鉴定名酒真伪的窍门……然后又跟赵五六商量了一会儿究竟应该拿哪些问题到省长办公会上去求助……这时，已经快到十二点半了。厅长夫人不好意思明着“赶”赵五六走，只是一边打着哈欠，一边带着万分的倦意，走进客厅来，话里带话地问道：“要不要给二位准备夜宵？看样子，还得给你们准备明天的早餐呐？”赵五六当然听得出这话的意思，要是搁在以往，他肯定就会很知趣地立马起身走人，最多再赖皮兮兮地说上一两句这样的话：“嫂子哎，甭再提什么夜宵和早餐了。反正这么些年，光听您说着要给我们准备夜宵和早餐，但到最后连个饺子皮儿我也没吃上您一个……” 　　但今天，他就是不素。他不是不想走，他实在是走不了。这瞬间，身子沉重得僵硬得就像完全不听使唤了一样，怎么也站不起来。他想不通啊。你想，我们的一个老刑警让人撞死了，留下那么多的疑点，而且整个事态还在发展之中，而袁崇生作为全省警察的总头头，怎么能容忍事情就这样“不明不白”地将就过去？在省里所有的厅局长中间，袁崇牛这人素来以特别能“护下”著称。“护下”就是保护自己的部下。说起来，这也是我们公安系统干部的一大特色。也就是说，公安系统的领导干部大多都特别“护下”。因为他们太了解自己这些部下们的生活工作状况了——全国每年光牺牲在工作第一线上的干警就有四五百，更别说负伤的有多少了。谁都知道，和平时期，真正用生命和鲜血做代价在工作的，还就数这个公安干警和消防队员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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