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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〇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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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方雨林觉得这声音不对头，不仅从耳机里传出，还从一个很近的地方传出。方雨林疑惑地四下打量，最后确认声音是从门外传来的。他立即跑过去一下打开门。 果然是这样，门外，郭强拿着手机正在说话。跟他一起来的还有马副局长。他们一直担心方雨林的情绪，今天约好一起来看他。 “阎文华近来怎么样？”默坐了一会儿，方雨林问。 “还是一个死猪不怕烫。你这边的冯祥龙呢？”郭强问。 “也一样，一无所获。这家伙倒是肯说，而且还说个不停，但全在给自己评功摆好，只要一接触到实质问题就瞎火了。”方雨林说。 “周密后天上午8点20分的飞机去香港。转道香港，直飞罗马。”过了一会儿，马副局长轻轻地叹了口气，说道。 “这么说来，来凤山庄谋杀案自动结束。”方雨林不无悲哀地说道。 “也许吧……”马副局长又轻轻地叹了口气道。 于是，三个人都沉默了下来。 过了一会儿，马副局长苦笑了笑，说道：“就这样让他走了？两位大侠，快出招啊！此刻不出招，更待何时？” 又沉默了一会儿。方雨林问：“他后天啥时候的飞机？” “后天上午8点20分。”马副局长说道。方雨林看看手表，心里计算了一下：“还有32个小时。”尔后又默默地坐了一会儿，说道：“这两天，我把案子又在脑子里整个过了一遍，也想到有人会让周密出国。只是没想到会让他走得那么快。我想了个招，你们听听，看看管用不管用……” 马副局长说：“你说。” “我想，在阎文华和冯祥龙这两个突破口中间，更容易突破的应该是冯祥龙……” “为什么？”郭强问。 方雨林分析道：“冯祥龙的社会关系多，可以从他那些众多而又复杂的社会关系中找到一两个比较薄弱的环节突破。” 马副局长笑道：“又是你那套‘曲线破案’理论，采取先扫外围的打法来突破冯祥龙。” 方雨林点点头：“是的，从外围找突破口。应该迅速果断地对冯祥龙身边的几个骨干分子实行隔离突审。尤其是原九天集团公司本部的出纳员、冯祥龙的情妇兼私人财务总管杜海霞，应列为重点中的重点突审对象。直觉告诉我，冯祥龙这个案子的突破口可能就在这个女人身上。还有一点，我也挺担心的……”说到这里，他突然不说了。 马副局长催促道：“担心啥？” 方雨林犹豫了一会儿，才说道：“从决定对冯祥龙实行‘两规’，到派人去具体执行‘两规’，整整拖延了十六七个小时，差一点让冯祥龙跑了。是谁故意拖延不办？谁走漏了风声？这一定得查清了。冯祥龙这小子神通广大，在我们内部有他的耳目。不把内部搞干净了，这个案子没法整。” 这时，马副局长的手机响了。 马副局长接完电话，神情颇有些不安地说：“顾三军跑了。” 郭强问：“怎么发现他跑了？” 马副局长说：“刚才联合专案组的同志到他公司去找他。 他公司的人说，他已经有两天没在公司露面了。专案组的人赶到他家，他家的小保姆说，顾三军两天前就走了。” “去哪了？”方雨林问。 马副局长说：“小保姆说不清。一会儿说去广州；一会儿说去深圳；一会儿还说去泰国。再问，就哭鼻子。” 方雨林站了起来，坚决地说：“赶紧派人去拘传那个杜海霞！” 六十四 北华宾馆副楼虽然只有五层，但是有三面墙都是用茶色玻璃装满起来的，比起16层的主楼，它更显出一种雍容华贵的神态，仿佛漫步在古老庄园里那碎石砌就的甬道上的一个当家少妇，充满着悠游的自信和沉稳的矜持。杜海霞知道，自己最后的日子临头了。给她这个征兆的是，刚才顾三军打电话给她，他把宾馆都托付给了她；只说他在外头要“过一段”，但不肯说明这“一段”时间可能会有多长，他何时能回来重新担负起“宾馆经理”的责任。“总有人跟我们过不去……要跟我们搞资源再分配呀……”电话里他显得异常的沮丧，一点都不肯透露他现在到底在哪儿藏身。“他们或许还会从你身上打点儿主意的。老冯那儿，还要你多替他担待着点。”他突然挺动感情地说了这么一句，尔后不等杜海霞再追问，就挂断了电话。 不知为什么，杜海霞从认识这位“大公子”的那一天起，就挺可怜他的。她也曾像社会上大多数人一样，怀着一种特别忌讳、特别戒备的心态去对待这位拥有“衙内”身份的同龄人。他的确有一些“衙内”习气。典型的就是好色。但据冯祥龙说，实际情况并不能全怪他。“现在真有那么一类的女孩儿，特别‘贱’，就为一点蝇头小利，上赶着要跟他上床，满不凛，还以此为荣。”以后有了一点交往——交往之初，他也曾把她当成那一类女孩儿似的试探过，想跟她随便玩儿那么一两把。杜海霞按冯祥龙教给的方法和自己多年的经验，给他碰了个不软不硬的钉子后，他倒也不再对她死缠烂搅，有时“海妹子”、“海妹子”地浑叫几声，却再也不动手动脚了。往深处一接触，她才得知，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他的生活也是挺“禁锢”的。顾副书记当县委书记那会儿，他大概是在读小学。 据说，顾副书记对他的管教也是相当严厉的，反复向他强调不能给“党和人民”丢脸。县城里的孩子早不穿带补钉的衣服了，我们的这位“三军同学”实实在在地还带着“补钉”过了两三年。父亲甚至都不许他跟同学争论——因为他必须要处处表现得十分谦虚。正因为这样，他得下了口吃的毛病：许多次想说，话都到了嘴边，又必须“这……这……这……地往下咽。许多次想说三句，但吞吞吐吐地最后只说出一句来。许多次想说出自己对问题的结论，但一想到父亲的教导，明确的思想就变成了哼哼哈哈的呻吟。 15岁以前，他没有埋怨过。他觉得自己应该如此。他活得拘谨、低调。有两次同学们选他当中队长，他父亲一个电话打到学校，说，不要因为是我的儿子就让他当”干部“。那一晚上，他实实在在地哭了许久许久……但父亲执意在他身边修筑的”堤坝“又怎么能挡得住一个以一社会”的形式和声势席卷而来的一浪潮“呢？况且，父亲的这”堤坝“究竟有多少合理性、坚固性，尚有很大的探讨余地。16岁那年，这建筑在沙基上的”堤坝“终于在一个很偶然的夜晚，开始决口…… 事情其实很简单：当时，他正准备随已定下要调任某地区地委书记的父亲离开这个县。因为快要走了，几个平目跟他比较要好的同学（请注意，他一生没有特别要好特别铁的朋友） 邀请他去他们家玩玩。这几个同学家都在县城外的乡村。报告父亲后，父亲细问了这几个同学的情况，得知这几个同学无论在学业上，还是在共青团支部内担任的职务，都要比他好比他高。想到能“让他深入乡里去看看，也许对他思想的成熟品格的锻炼有好处”，便批准了此次行动。这是他第一次离开家，走得那么“远”。过去父亲都不准他“乱说乱动”，只怕他给他捅“娄子”。要到乡里农家去住，三军心里自然是忐忑的。 但那一晚上和第二天所发生的事情却完全“深刻”地“教育”了他。他才真正懂得，自己真正的价值，自己真正的身份，并非体现在自己的“家”里，而是体现在“社会”上。他才体会到，做某某某的儿子，有时是非常卑屈的，但有时也可以是非常非常“高傲”的。而那一晚上，他真正体会到了他这某某某的儿子的“高傲”和“高贵”之处。当“某某某的儿子到了我们村啦”这消息传开去以后，村支书立即来了，乡长也从五里外赶来了。当时他正在一位同学家的炕上喝高粱渣子粥。村支书和乡长的突然出现，把那位同学的父母吓了一大跳。乡长忙着要给三军安排住处，三军坚持要住在同学家。乡长显得非常“生气”，后来派人从乡招待所抱来了两床崭新的被褥，送来了一整套清洁卫生的洗漱用品，一再叮嘱，明天不能走，一定到乡里去玩玩，这才“依依不舍地”离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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