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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四

我很无趣。也就什么都不想再说了。 　　当天晚上，在眼科病房外的花坛边上，聚集了一群人，老老少少的，大约有二三十口人。他们围着二十四床，正在叽叽喳喳地说着什么……二十四床就像是开会一样，站在他们的中央，不时挥手讲着些什么。那些人，先是站着，尔后又蹲下来，一直商量到很晚。那二十四床，本就个小，一只眼还蒙着……他就那么一直站着，站了半夜。 　　第二天上午，九床的老许跑来说：十三床（我是十三床），你知道么，二十四床，那厂长，办出院手续了。 　　我说：治好了？ 　　他说：好个屁。他的心就没在眼上。 　　我说：不会吧？伤得这么重…… 　　他说：昨天夜里，他家来人了，一下子来了几十口子，都是他的亲戚，嚷嚷着非让他回去……你猜为啥？ 　　我说：为啥？ 　　他说：他们那个厂，正搞股份制呢……你猜他最怕什么？ 　　我说：怕什么？ 　　他说：这二十四床，最害怕的是，人家借着改制，借着他的眼伤……把副厂长给他免了，不让他干。他都吓死了！ 　　我说：还是治眼要紧，他伤得这么重，一辈子的事。 　　他说：哎呀，你不知道，昨天夜里，我就在花坛边坐。他一家人，所有的亲戚，都在那工厂里上班。这不是改制么？一改股份制，就要裁人……他那些亲戚，都成了热锅上的蚂蚁了。你想啊，他要是厂长当不成了，他老婆，所有的亲戚，都有下岗的可能……他还哪有心治眼呢？ 　　我说：出院了？ 　　老许说：可不，手术刚做完……一早就走了。 　　是啊，二十四床是个厂长。他当厂长，并不是这些亲戚给他帮了什么忙，那是他自己努力干出来的。可现在，他既然是厂长，就不能不帮那些亲戚们，他们就要下岗了……于是，就像骆驼一样，他也不过是个抢时间的人。他慌慌地去跟外商谈判，扎伤了一只眼。现在，为了那些亲戚，他又慌慌地走了。 　　不说了吧。在我住院的那些日子里，每天都有（不断地变换着的）病人走进来：一、二、三、四、五、六……一直到五十八床。上苍赐予我们一双眼睛，本是看路的。可我们的眼都出了问题。是命运把我们抛在了这里，使我们聚在一起，同病相怜。在眼科病房里，几乎每个人都有一份奇奇怪怪的经历，那眼病也是由各种各样、千奇百怪的原因造成的。 　　若是走在大街上，你是绝不会看到的。 　　在我出院之前，最后一个来看我的，你猜是谁？ 　　——梅村。 　　我们都有些风尘了。我们都是风尘中人，我们相互看着…… 　　我说：没有玫瑰了。 　　我说：阿比西尼亚玫瑰，就剩下杆了。 　　我说：你还要么？ 　　当我开始用一只眼睛看世界的时候，我对很多事情的看法都发生了变化。我不再拘泥、苛求完美了。我知道，这个世界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完美，有的只是错觉和遗憾。其实，在内心深处，我一直期望她能说出那句话来，她只要还能说出那句话，我就会…… 　　可就在这时，我的手机响了。电话是卫丽丽打过来的。卫丽丽在电话里说：老吴，你决定了么？当时，我迟疑着。 　　我很清楚，在目前的情况下，无论是做证劵，还是搞实业……你都不可能不拉关系、不行贿。我断言，这在任何企业，都是一样的。一旦进入了，那也只能是大小之说、多少之说，没有区别（在每一个节日里，你都得去拜望那些有可能管住你的企业，或是有可能给你的企业制造麻烦的人，这已是不成文的规则）。若是不搞这一套，你会寸步难行。有时候，时间和商机是必须花钱来买的，是需要通融的，你甚至连变通的条件都没有。这甚至不是政府的事，你要面对的，是一个一个的人，一件一件的事，我也相信大多数都是好人……但是，你只要遇上一个坏人，或是有私心的人，他就可以拖住你，让你什么事也干不成。到这时候，你就有可能成为第二个骆驼。 　　我等着梅村的一句话…… 　　卫丽丽在等我的一句话…… 　　我对着手机说：决定了。 　　窗外的阳光很好。 　　我用左眼看，天上有两个太阳。它是花的、重影的，斑驳的，就像是并蒂的向日葵；单用右眼看，天上只有一个太阳。是圆的、灿烂的、火红的……看人也一样。 　　说实话，当我看阳光的时候，我很惭愧。我为我自己、为每一位国人惭愧。我做第一次手术的时候，很不成功，天天流泪。你想，一个大男人，天天不停地流泪、擦泪，那是一种什么感觉？我对自己说，你死了算了。可后来，我明白了，那是因为一根线，一根羊肠线，这根羊肠线是国产的。后来做第二次手术，换了进口线，就大不一样了。我真想大喝一声：我，我的同胞。咱们自己对自己，能不能踏实一点。再踏实一点。不就一根线嘛，咱就从做一根线做起！ 　　我等着梅村，我期望她能说出那句话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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