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册(19)_李佩甫

一九

　　事关前途，我心里很急。我喉咙是恨不得伸出一只手，把他从地上拽起来。这时候，我是多么感谢村人哪，我看见我的心都跪下来了！

　　人们的目光再一次把老姑父给淹了。在目光的海洋里，不光是一个“送”字，还含有“裤腰带的问题”。老姑父再三说是“绷断的”，可人们不听他解释……这几乎是一种威胁了。再说了，这里边还有善的含意。我是一个孤儿，他们是在帮助一个孤儿，这就是道理。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个道理后边都包含着很多因素。可人们只说道理，不说“因素”。老姑父显得很无助，他“谷堆”在那里，就像是一个犯了错的孩子。

　　老姑父已无处可藏。这时候，他不可能回家，他回不去了，家里也面临着一场战争。老姑父很艰难地站了起来，用带着哭腔的声音说：我不要“脸”了。

　　这天夜里，老姑父骑着那辆破自行车给人送礼去了……老姑父一直到第二天上午才回来。也许，那天夜里他在老胡的门前蹲的时间太长了。他是很想要“脸”的，可他没有办法。他跟公社的老胡喝了一夜酒，回来把自行车一撂，就瘫倒在场院的麦秸窝里，人像是生了一场大病！

　　可人们还等着他回话呢。当人们把他围起来的时候，他眼都没睁，只喃喃地说了两个字：妥了。

　　我承认，我上大学跟你们不一样，我不是考上的，是“送”出来的。那时候三十个大队抢一个名额，可这个名额最终让我得到了。那是用全村人的油，还有烟酒和老姑父的脸面换来的。当那张薄薄的“纸”发到我手里的时候，你知道我是什么感觉么？我心里说：拜拜了无梁，我再也不用看人的脸色了。

　　我告诉你，不要轻看任何形式，在某种意义上说，形式就是内容。待我拿到那张“纸”之后，我又一次吃遍全村！人们开始用最好的饭菜招待我，用最优美的语言夸赞我，我在无梁村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被人们无限放大，我不再是祸害了，我成了一个最聪明、最懂事的孩子。每一次到村人家吃酒，都由老姑父作陪。那一天，老姑父又一次喝醉了，醉了的老姑父拍着我的肩膀说：兄弟，我冤哪，我的裤腰带真是绷断的。

　　在我走的那一天，全村人都来送行。我得说，这里边的情愫是很复杂的。首先，这又是一次善的集中体现。其次，在他们心里，我已约等于“官”了，他们送的是一个未来的“预备役官员”。可不管怎么说，我的被褥，是村里女人们套的，我的脸盆，是村里给买的，还在我的兜里塞满了柿饼和鸡蛋……女人们哭了，我也掉了泪。女人们围着我问：丢儿，还回来么？我说：回来，放了假就回来。可我还是有一种“放生”的感觉。我心里很清楚，如果没有那张“纸”，我什么都不是。我不会再回来了。

　　我以为，这将是一次成功的逃离。可是，我错了。

　　老姑父跟吴玉花的战争是旷日持久的。

　　那天的“裤腰带事件”是个导火索。当老姑父回到家之后，吴玉花突然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她一把把刚一岁多的小三儿从床上拉起来，倒着提在手里，恶狠狠地说：一窝吃里扒外的货，摔死算了！

　　老姑父吓坏了，老姑父最喜欢的就是这个小三儿。吴玉花一连生了五个孩子，五个全是闺女，虽然只活下来三个，可终日里擦屎刮尿，她早就烦透了。在她眼里，每一个孩子都是祸害，都是老姑父带给她的灾难。所以她很轻易地攥着小三儿的一只脚脖子儿，倒着提在手里，好像随时都会松手！

　　然而，这小三儿虽整个倒垂着，可那两只杏仁眼却忽灵灵的，像是在笑……

　　老姑父急忙冲上去跟吴玉花抢孩子，他就像一颗出膛的炮弹，倏尔就把小三儿夺在了手里，同时用脚勾倒了吴玉花。于是，在把孩子撂回床上的那一刻，两人同时倒在地上，就此厮打在了一起。两人先是碰翻了木制的洗脸盆架子，踢倒了一卷编好的席捆，撞散了一排苇子秆，尔后又用屁股拱倒了屋角里的水缸，像两只泥母猪一样在地上滚来滚去。

　　老姑父家的墙上已挂满了人生的“脚印”。那脚印蜿蜒曲折、忽高忽低、且重且轻，全是在搏斗中一脚一脚踩出来的。老姑父与吴玉花的每次搏斗都是以命相抵的，两人总是头顶着头或是相互揪着头发在地上滚来滚去，屋子里边的四堵墙成了他们随时借力的地方，每一脚都跺得墙咚咚直响，墙上的石灰末四溅！那时老姑父常年穿一双两块半的解放鞋，那些带胶底花纹的半个脚印都是他踩出来的，而布底或牛皮底（两人结婚时，老姑父给吴玉花买过两双皮鞋）的脚印则是吴玉花踩出来的。两种脚印又常常会交叉重叠在一起，回环往复，就像是倒挂着的人生曲线图。

　　最初两人只是在屋里打，暗打，脸上会带些伤而已。后来就打出了院子，打到了村街上。可一旦到了村街上，老姑父就决不还手，那就成了吴玉花一个人的死缠烂打。吴玉花的骂声就像是村中广播碗里的“新闻”一样，每晚准时播出。那骂声像爆豆一样从她的薄嘴唇里迸发出来，鲜艳、凌厉、脆！就像是相声演员说绕口令，既含蓄而又泼辣，既生动而又斑斓。有人说她是得了村里最会骂人的七奶奶的真传。她打头的第一句总是：你还是人么，你荞麦面打糨子，你兔子屎编辫儿，你城隍庙贴膏药，你还要脸么？！猪、狗、黄鼠狼！……开初时人们还劝一劝，此后就不再劝了。

　　其实，老姑父早就不要脸了。他的脸已烟化在无梁那无边的田野里了。

　　客观地说，虽然是传闻，老姑父也许难免会有作风问题。而我不想再说传闻中那些跟他有牵连的女人的名字了。她们是我的乡亲。也许吧，在物质极端匮乏的日子里，她们是很需要“哈一下”的。再说，老姑父的日子也太困顿了，他在无梁村的岁月里终日苦哈哈的，回到家不是吵架，就是打架，也太需要宣泄和滋润了。或许，这里边还有风俗的原因，有情感的原因，那由一个人“领”出来的席，在无边的田野里，在缀满星星的夜空中，铺下的一张张流动的床，不就是让人睡的么？在无梁，“睡”也是有两说的。

　　此后就是“游击战”了。老姑父每晚领着一张席到处走……吴玉花就四处侦察、围追堵截。吴玉花常常是一手夹着那最小的孩子、一手打着手电筒在暗夜里快步走着，从场院到河边，再从河边搜到苇荡，她的搜索范围不断地扩大，她的长杆子腿一个晚上可以围着村子走几十里地仍不知疲倦。有时候，已是下半夜了，她还会去拍一个寡妇的门，看老姑父是不是睡在了人家的床上！

　　长年累月的家庭战争把吴玉花锻炼得就像是警犬一样，她能随时随地在风中分辨出老姑父的气味。她还能从气味中发现异样的情况，比如沾在老姑父身上的一根长头发，或是在苇荡里发现了空火柴盒子，或是挂在芦花上的一节红绒绳……一旦发现了这些蛛丝马迹，她就高度兴奋，穷追不舍。有时，她甚至还会在黑夜里对着星空不管不顾地大声喊道：抓贼呀，抓光屁股贼呀！她的手电筒是加长的，能照出半里远。那一条光的长线一次次抛在夜空中，照得无梁人四下躲闪。

　　老姑父也有一支手电筒（那是我上大学后的第一年用助学金买来送给他的。老姑父虽然每月有七块钱的伤残补助，可这钱他一分也得不到，都攥在吴玉花的手里），无论是在场院、苇荡或是田野里，每当两支手电筒照在一起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他们两个脸上那刻骨的仇恨。每一次，当吴玉花手里的手电筒照在老姑父脸上的时候，吴玉花脸上就会出现一丝诧异的神色，她像是在问自己：我怎么跟这个人在一起呢？而老姑父却是沉默的，他总是很快就把手电掐灭了，仿佛不忍看那岁月的残酷。

　　这仇恨都是在困顿的日子里一天天积攒下来的。日积月累，久而成仇。我猜，在他们两人之间，仇恨竟然演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有时候，两人从一起床就开始对骂，你骂我，我骂你，就像是吃炒豆一样。他们二人常用的话语是一个字：死。每当这个字从牙缝里跳出来，都像锯齿一样节奏明快、铿锵有力：“死鳖。”“死去吧。”“死外边。”“死心眼子”……可两人自始至终谁也没有提出过离婚，谁也不说离婚。

　　也许，在精神层面上，老姑父需要“战争”。他打过十六年仗，如今在没有炮弹呼啸的日子里，他有些无所适从？难道说他已习惯于“紧张”，他仍需要一个敌对者，需要时刻绷紧脑海里的那根弦么？不然，如果哪一天，老姑父回家后发现吴玉花不在，没有人跟他聒噪了，他就会忍不住问上一句：你妈呢？

　　后来，我发现，在情感上，“仇恨”和“依存”居然可以结伴而行。对于吴玉花来说，那是一种日子与日子的对垒。是精神上的纠结与胶着。你看着我，我盯着你，宁可化成灰，谁也不放过谁。这里边竟然还有温情的成分，有对既成事实的默认，有以敌对为外壳的相互间的照应，还有一种看似荒唐的对手间的默契……比如，冷不丁的，吴玉花也会问一句：那老不死的，你爸呢？

　　日子像流水一样，那无尽的詈骂就成了不断泛起的一朵一朵的浪花；是用锯子拉出来的如歌的行板。如果哪一天两人没有吵架，倒成了很让人诧异的事。连村里人都会说：稀罕，咋没声了？

　　最可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老姑父最小的女儿，就是那个出生第五、排行老三发高烧侥幸活下来，仅有六岁名叫苇香的孩子，居然在一天晚上趴在老姑父腿上咬了一口，几乎咬下一块肉来！

　　苇香从一岁起就偎在母亲的怀里去寻找父亲。她的眼睛特别适应黑暗，在黑夜里她的两只眼睛炯炯有神，两只手紧拽着母亲的衣襟，任吴玉花带着她到处奔走。吴玉花的咒骂声伴着她走向田野，走向苇荡，走向炕屋和磨坊……在长达五六年的时光里，小苇香在母亲的咒骂声中茁壮成长。母亲从来没有给过她好脸色，不是打就是骂；而虽然很少回家，却特别疼爱她的父亲每次都会偷偷地给她塞块糖吃。

　　可是，当她长到六岁的时候，一天晚上，两人在苇荡里又厮打在了一起……而此时此刻，小苇香突然跑上来，趴在老姑父的腿上狠狠地咬了一口！当时两人都愣住了，老姑父已伸出了打人的手，可他的手还是无力地放下了。他突然大声咳嗽着，满眼都是泪水。因为他看到了一双喷溅着仇恨的眼睛，这双眼睛里爬满了蜇人的蚂蚁，那都是在黑夜里一点一点积攒下来的。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吴玉花已成功地把仇恨种植在了这个小女儿的心里。

　　从此，吴玉花有了帮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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