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册(6)_李佩甫

六

　　§第二章

　　我接的第一个电话莫名其妙。

　　电话里，一个老憨腔，上来就说：……丢啊，我是你舅。

　　我一下子火冒三丈！我心里说：我是你姥姥。你谁呀？这时候，电话旁边出现了一个女人的声音说：叫我说，叫我跟他说。

　　接下去我就哑了。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我只有“嗯”的份了。打电话的是国胜家女人，按辈分我应该叫她三婶的。童年里我吃过她的奶，她奶上有颗黑痣……我说：三婶呀，你……她说：丢，丢啊，你三婶子可从没跟你张过嘴呀。我说：你说吧。三婶你说。她说：我侄子，我亲侄子，我娘家兄弟的孩子，考大学了。你在省里，可得给录了啊！我说：三婶，他考多少分？报的是哪所学校？是不是第一志愿？……她说：这吧，丢。让你舅给你说吧。我亲兄弟。你舅，让他说吧……

　　往下，我无话可说。我不能告诉她，在省城，我什么也不是，我只是一个助教，我只有一个床位……我说不清楚。我只能说，好吧，我给你打听打听。三婶最后还叮嘱说：该花钱花钱，该送礼送礼，到时候我还你。

　　这话重了。饥饿的年代里，我吃过人家的奶，我不能不问。可我问谁呢？我先是找了系主任，魏主任说：你去院招办问问。院招办的人跟省招办的人熟一些。我说：招办的人我一个也不认识，找谁呢？主任看着我，看得我脸都红了……这时，他才说：你去找院招办的赫主任，我给他打个电话。在那个夏天里，为找这个赫主任，我三天往学院的招生办公室跑了十八趟。我记得这个招办的赫主任是个麻子，麻子点多，他躲起来了……于是，我动用了我刚刚在学院里靠微笑建立起来的、薄得像一张纸似的人际关系，我甚至觍着脸去找我那些家住省城有些背景的学生……总之，我打听来打听去，终于把三婶家亲戚、“舅家孩子”的分数打听出来了。

　　他的成绩是三百八十七分。那一年全国统一招生录取分数线是三百八十八分，他差了一分。差一分就没希望了。

　　我正替他惋惜，电话铃又响了。电话是三婶打来的，三婶说：丢，咋样啊？你舅家孩子那事，成了吧？我说：没成。他差一分。她说：多少？我说：三百八十七，差一分。她说：嗨，不就一分么？你说说，给录了。我吓一跳，说：三婶，这可不是我说了算的。全国统一定的分数线，谁也不行……三婶说：丢，你不是在省里么？我说：我我我……三婶说：丢，我就求你这一回。孩，你办了吧？当年你连吃带咬的，奶头都给我咬烂了，我那奶水可没收过你一分钱呢！……（别急，叫我跟他说。）丢啊，明儿，我就带着你兄弟找你去了。天坍下来，你也得给我办了！

　　当天晚上，我咬咬牙，提着两瓶酒两条烟，去给赫主任送礼。我想求招办的赫主任帮帮我，想办法把“舅家孩子”给录了，这也算是我给村里人办了件事情。那天夜里，我先侦察好了路线，尔后顺藤摸瓜找到了民政厅家属院二栋六单元三楼三〇二房（据说，赫主任的小姨子在民政厅工作，这里有一套空房子，他躲到这里来了）。屋里有灯，这说明我找对地方了。那是我第一次单独去给人送礼，没有经验，心里揣个兔儿，老怕被人撞见。

　　我在楼道里站了很久，三上三下，每当我鼓起勇气，要上去敲门的时候，总有人从楼上走下来……在黑暗中，我发现，找到这里来的人还真不少，这都是些有“门道”的人。我躲在楼梯台阶的后面，听见一男一女从楼上走下来，那女的说：一千够么？少不少？那男的说：够，够了。有局长的条子，都是熟人。楼道里很黑，我看见人一拨一拨地从上边走下来，我看不清他们的脸，但我知道他们和我一样……等人都走光了，我才上去。

　　等我敲开门的时候，赫主任愣了，他看着我，说：吴志鹏，你怎么找到这里来了？赫主任不简单。麻子点多呀。学院那么大，人那么多，他跟我也就照过几面，居然能记住我的名字？！我有些激动，我说：赫主任……赫主任摇了摇头，没容我说下去，手一伸，很勉强地说：进来。进来说。我就这样灰溜溜地进了门。进门后，赫主任看见了我手里提的东西……赫主任说：吴志鹏，课上得不错嘛。怎么也学这一套？我说：赫主任，我老家的一个孩子……没等我把话说完，赫主任就笑了，赫主任“星光灿烂”。赫主任再次摇摇头，仿佛很理解，也很无奈。他下意识地拢了几下头发，他的头发着实不多了，前边那一绺用发胶粘在脑门上，看上去很滑稽。待赫主任象征性地拢了头发之后，淡淡地说：坐，坐吧。我忐忑不安地在沙发上坐下来，把手里提的礼物顺手放在了茶几上。

　　不料，突然间，他的态度变了。赫主任看着我，很严肃地说：小吴，不是我批评你。你年轻轻的，不该呀。你怎么……啊？说着，他很不屑地咂了一下舌儿：我告诉你，我不吃这一套。把东西掂走。有事说事，东西必须掂走！……就这么三言两语，他把我打发了。我知道，是我的烟酒寒酸（不是最好的。我没有钱买最好的），人也寒酸。我手里没有某某领导写的条子。

　　我哭了。我的心哭了。我不知道该怎么给三婶说……

　　接下去，电话就多了，隔三差五有电话打过来。保祥家女人在电话里哭着说：……丢，天坍了呀！我说：婶子，你别急，天怎么就坍了？她说：你叔的农用车在漯河撞住人了，让那边警察给扣了。这车是六家凑钱买的，你四婶、五婶、六婶，还有春成家……你打个电话，让派出所把车放了吧。我说：婶，这、这事……她说：你不在省里么？你一个电话，事不就办了？我说：我我我……句儿奶奶声音颤巍巍地在电话里说：丢，真欺负人哪！不叫人活了呀！你七叔都当了十六年的民师了，这会儿叫人裁了……都是因为咱没人哪！丢，你是省里大干部，你打个电话，给县里说说吧。说啥也不能裁你七叔，你七叔几天不吃饭了，寻死觅活的，咋办哪？……海林家女人在电话里说：……丢，你这个穷婶子你还认吧？你帮个忙吧，你侄子眼看就匪了呀！你不能看着他住监狱吧？丢啊，你救救他吧，孬好在省里给他找个事做，这对你不算啥，就一句话的事……

　　我的心一阵一阵揪着疼，就像是在火上烤。我知道我欠他们的，我欠他们很多很多。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我心里说，我怎么不是省长呢？我要是省长，全都给他们办了。我很想腐败，可我没有腐败的条件哪！

　　我接的第二百二十七个电话是东城区公安分局打来的。接了电话，里边是一个男子的声音：你姓吴吧？我说是。他说：吴志鹏？我说是。他说：拿钱吧。拿钱领人。我说：怎么了？电话里说：你说怎么了？你这哥是怎么当的？你妹子干的事你不知道？拿八百块钱领人。回去好好教育。我说：你谁呀？我没有妹妹，凭什么拿八百块钱？电话里说：我分局的。一个叫蔡苇香的，你认识吧？我迟疑了一下，说：认识。她怎么了？他说：你说怎么了？在洗脚屋把人家玻璃门给砸了……你领不领？你要不领，就送她去“劳教”了。我说：等等，你等等。能不能少交些钱？……电话里说：你买红薯呢？还讨价还价？这是罚款！我说：那那那，分局在哪儿呢？他说：分局在哪儿？你说在哪儿？你不会问！“啪”一下，电话撂了。

　　天哪，那时候我一月才七十九块钱，原来才五十二块，刚提的工资。他一张嘴就是八百，我上哪儿凑钱呢？可她是老姑父的女儿，我已经找了她两年多了，我不能不救。

　　当我骑着一辆自行车赶往东城区公安分局的时候，一路上头嗡嗡的，人就像个火药桶，差点撞住人。我想骂人，我甚至想杀人！我好不容易在省城建立起来的一点点人际关系，在一次次求人办事、四处借钱的过程中已经用尽了。我的同事看见我都躲着走，生怕我向他们借钱。可我没有办法，我还得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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