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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况且，在三叔把你接出来之后，他明明知道回到乡村等待你的将是什么，可他竟然没有留你住几天，没有给予你片刻的安慰。近在咫尺啊！不能说他没有这样的想法，而是没有勇气。他的确感到屈辱，但他唯一能说出口的理由是怕那个陌生女人看不起他和他的小妹。他甚至不敢告诉她这件丑事。他每日里在这陌生女人面前塑造自己的形象，以假的高贵来冒充真的卑微，生怕露出半点乡下人的“怯”。他自己绝不承认这一点，而这一点恰恰是他的致命处。当他高喊自己是“乡下人”时，内心深处怕的正是这些。他默默地吞噬着小妹的耻辱，在人前却不敢有半点展露。他对自己说：不让小妹来，是怕小妹受人歧视，怕小妹不能忍受那陌生的城市嫂嫂的高做目光。以这样的借口，让三叔把为他的前程付出多年辛劳的小妹送回乡下，他已经没有了半点做人的勇气。于是，他自责。为自责而自责。那个陌生女人曾多次追问他：“你怎么了，不舒服吗?”他喃喃地说：“没有。”他不敢抬头，更不敢看她的眼睛。他只是在夜深人静时默默地流泪。 　　小妹，我后来才知道你回村后在房梁上被吊了一夜！父亲的暴怒自不必说，整个家族的人都涌上去打你……血脉的牵连使他们自认为也承担了耻辱，于是便加倍地在你的肉体上找回来（奴役是人的本性，本性的宣泄是人的最大快乐）。纵然是嫡亲父母，也是不愿承担耻辱的，父亲打断了三根皮带！母亲恨得用头撞你！而被高挂在房梁上的你，默默地承受着一切…… 　　爹把他多年的压抑转嫁到你的身上，把他在村支书、乡干部面前的卑微变形地倾泄到你的身上。毒打使他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泄，得到了他意识中从不具备的阳壮的辉煌。同时他也就显得更加委琐，更加可怜。他没有脸了，没有脸就无法在人前走动。他找到了自己又丢失了自己，那痛苦更甚你十倍！他声撕力竭地高喊：“你为什么不死？你咋不去死！”这话是对你吼，也是对他自己吼的。 　　你曾经想到过死。死对你来说是很容易的，活下去却很艰难。你的肉体在房梁上挂了一夜，你的灵魂也在房梁上挂了一夜。当人们拷打你的肉体的时候，你却在拷问你的灵魂。你重温了省城车站的孤寂，重温了那碗热面条的滋味，重温了那个小旅馆的夜，重温了你出卖贞操的全过程……继而你看到了那被剥光之后的浸染了血污的灵魂。你觉得你已经是个罪人了，再不会有任何人同情你。一碗水泼在地上，已无法挽回。活着是耻辱，背着耻辱活；死了更耻辱，钉在耻辱中死。你的牙咬在你的灵魂上，每一痕都是血，每一痕都是罪…… 　　你在毒打中展览了自己的灵魂。那有罪的灵魂像旗帜一样飘荡在房梁之上，那是耻辱的旗帜，背叛的旗帜。展览使你“再生”，展览宣告了你的彻底“解放”。经过了这一晚的灵魂展览之后，你跨出了人生最艰难也是最轻松的一步，从有罪到无罪的一步。为别人活，你是有罪的。为自己活，你是无罪的。世界观的转换使你宣告了你的无罪。从此，任何说教对你都是无用的，你将在骂声中独行。 　　你“匪”了。四乡的人都知道你“匪”了。（也许人人都具有“匪”的基因，却不具备“匪”的勇气。）既然“匪”了，既然已给家族历史上抹了很重的一笔，你就要“匪”个样子给人们看看。 　　小妹，你是这样想的吗？ 　　8 　　小妹，你知道什么是代价吗？ 　　你一次又一次地出逃，一次又一次地背叛，你在人生的悬崖上行走，踩着毁灭的边缘行走，可你知道什么是代价吗？ 　　小妹，我虽然不能阻止你，但是，请听我说： 　　在你哥哥的单位里，有一位名叫吴方洲的老人。他今年已活了五十九岁十一个月零七天了。他的一生就是“代价”的最好注解。 　　吴方洲当年是省直机关有名的“神童”。他十六岁参加工作，曾在中央高级党校受过训（还是为数不多的一期学员）。那时，他才华出众，思路敏捷，是机关里不可多得的人才。他写的论文散见于全国各大报刊；他的每一次发言都得到了暴风雨般掌声；他的倾慕者可以排成一条长龙般的丽色大队。应该说，他的前程是不可限量的，那本是一条五彩缤纷的路。据说，他当年的同学如今有部长、省长的，还有当大作家大理论家的。而老吴却从一九五七年就进了监狱，过了近三十年的劳改犯生活（他是因为一篇文章出事的。他一条道走到黑，固执地坚持了一个现在看来很一般的论点。他曾勇敢地振臂高呼“要为真理而斗争！”）。就因为他的固执，他的“才华”从一九五七年就中断了，此后再没有“横溢”过。那时候，他像鳖一样地蹲在监狱的牢房里，没有笔没有纸没有书报杂志，甚至没有任何一片带字迹的东西。纵是“神童”，他又有什么办法呢？他说他数过衬衣上的虱子，一共三百二十八个。一百二十二个母的，二百一十六个公的。曾有过“偶数”与“奇数”的类似“哥德巴赫”式的猜想，可惜没有写出关于虱子生态的论文；他说他在砖缝里寻找过烟蒂儿，一连找了四个小时，就突如其来地萌生了关于“概率”的奇妙意念，可惜他无法记述；他说他曾在牢房里闻到过女性的气味，又像猎犬一样在牢房里追寻这气味，于是寻到了一根头发。可他不能准确地测量这根头发的“直径”，也就不能从头发“直径”上研究男女性别的差异。他说他本可以写出关于从头发上破案的水平很高的论著，可惜他徒有思维而没有著作问世……他曾有过许多极其丰富的奇妙遐想，而这难得的想象力一一都在饥饿困顿中泯灭了。 　　他说，三十年来，他曾无数次地跪下来给人磕头，请求革命的人们宽怒他，邮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可革命的人们不宽恕他。他太傲了，太狂了。他天马行空，独往独来，是一个不正常的人。假如没有这非人的三十年，他也许会成为大科学家大思想家，也许会当省长部长，这很有可能。 　　尔后是平反。老吴回来了，“神童”不见了。平反昭雪后的老吴上了不到两年班，在这两年里“神童”却成了机关里人人嘲笑的对象。他什么也不会，什么也不知道，连走路都被警察罚款五角！老吴成了一个废人。 　　现在，拄着拐杖走路的老吴，总是像祥林嫂似的反反复复地絮叨着一句话： 　　“那时候我真傻……” 　　小妹，这就是代价，执着追求的代价。老吴为此失去了最宝贵的三十年。他得到了真理，却丧失了时间。 　　更为可怕的是，真理是相对的，时间是绝对的。他得到的是局部的相对的发展中的真理，失去的却是完整的永劫不复的时间。对“神童”来说，时间就是创造，时间就是财富，时间就是走向伟大的桥梁；可对老吴来说，真理却是极平常的大实话，是三十年后人人都明白都不屑一顾的“破铜烂铁”，是语言外衣上的几颗过时了的纽扣。那时的“神童”挺身而出，为真理而呼唤；现在的者吴却拄着拐杖，摇着苍苍白发，逢人就讲： 　　“那时候我真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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