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子的主人回来了(2)|刘亮程

房子的主人回来了(2)

　　我们终于知道了这个坑的厉害，进门时总要先看看地下。直到现在我仍无法改掉这个习惯，不管进谁家的门，楼房还是平房，迈脚时总要看看门口处有没有坑。

　　后来我们稍大些时，父亲把这个坑填掉了。他已经不伯贼进屋了。他的五个儿子，大的十八九、二十岁，小的八九岁，齐排排躺在炕上，对付起盗贼来，总比那个坑管用和厉害。

　　若把房子卖给陈吉民，他肯定不会像冯三这样，任这院房子一年年地破落下去，那是一大家闲不住的人。他们会今天在院子里修个猪圈，明天盖一间小房子，后天又给墙上抹一层泥，甚至把院门堵掉重开个门。如果那样，这个院子就彻底给毁掉了。我宁愿时间把它夷为平地，也不想看到别人在它身上动手脚，最后将它改变得面目全非。房子有自己的命，我希望它能和我一样最终在时间里安静地死去。

　　我们搬走前陈吉民来过好几次。但我还是把他的相貌忘记了。那段日子父亲和母亲常提起陈吉民这个人，说他想买我们家的房子。所以我记住了这个名字。好像记忆中也有这样一个人，个子矮矮的，比父亲低一个头。一天下午我回来，见父亲领着一个人在看我们的房子，前前后后里里外外看了好长时间。连仓房都打开进去看了。

　　仓房是从来不让外人进去的，里面装着我们家所有的粮食，还有农具、皮货之类。这些东西都是不能让外人看见的，尤其仓里的粮食，那是一个家庭最大的秘密，多多少少，都不能让外人知道。仓房没有天窗和窗户，只在接近屋顶的高墙上，开着两个通风小洞口。房子里黑得啥都看不见。我们小的时候，谁也不敢进去。门用很大的铁锁锁着，钥匙在母亲那里，有时她打开门，进去摸索半天，端出一盆苞米或麦子。仓房里装着我们家一年的粮食，有时是好几年的粮食，粮堆顶到了房顶。个别的年成仓里所剩无几，我们节省着吃，半饱半饥地熬到了又一年的麦子长熟。

　　无论多少，粮食都黑黑地锁在仓房里，就像我们一家人黑黑地躺在那些长夜里。我们的睡眠像粮食一样没有人知道。没人知道我们梦见了什么，也没人知道我们没梦见什么。当这一家人秘密地睡着，谁敢说他们只是简单地活着。他们像伐倒的树一样横躺了一炕的长短身体，仅仅是为睡好了再起来干活吗。这场秘密深远的睡眠中，他们中间的一个人，突然从土炕上坐起来，穿好衣服，梦幻般地飘走了。在外面，他看到月光将村庄和田野照亮得同白天一样。

　　父亲和陈吉民经过一下午的讨价还价，终于在天黑后说定了。我们家五间大房子、两间小耳房，加上牛圈总共卖七百八十块钱。父亲想争到八百块钱，费了很多口舌，没争上去。

　　晚上一家人在油灯下吃饭时，父亲说那个陈吉民太心细，把我们家房顶的椽子挨个数了一遍。

　　“数了多少根？”我问。我们天天躺在屋顶下面也没数过有几根椽子。

　　“他数了八十七根。”父亲说。

　　“不过仓房里的没数上，房子太黑看不清，我说了二十根，陈吉民不信，出来数了屋檐下的椽子头，只有十五个椽头。其实两个是假的，盖房时压上去的。幸亏仓房里看不清，都是些烂椽子，要是看清楚了说不定他不出这个价呢。”

　　我记得最清是父亲和陈吉民站在外屋讨价还价的情景。

　　“光屋顶这根檩条就能卖一百多块钱，”父亲说，“村里谁不知道我这根梁，早先有人出过一百五十块钱我都没卖。要是拆下来，二百块都让人抢掉了。”

　　那是我们家房顶上最粗最直的一根木头，盖房时父亲将它刮得光光溜溜，特意担在里屋的顶上，让人一进门就能看见。

　　这根木头也确实为我们家长了不少面子。我听到不少人坐在我们家炕上聊天时，不止一次地赞赏过这根木头。他们围坐成一圈，边抽烟边说些人和性口的事，说到没话处，便有人扬起头，对着木梁赞叹几句。无非是赞叹过多少遍的那些话：

　　“这根梁真直。”

　　“做啥都是根好材料呢。”

　　“就是”“就是”，其他人也赶紧帮几句嘴。话题自然就引到了木头上。父亲满脸放光，腰也挺直了。他扬起脸把那根让他引以为豪的木梁从大头看到小头，把他怎样弄到这根木头的经过再添油加醋地叙说一遍。人们边抽烟边听着。因为父亲每次说的都不太一样，每次都会加一些新内容，所以每次都能让人听下去。只有母亲不耐烦，她坐在炕的另一头纳鞋底，听到父亲吹牛便会奚落几句。

　　我们兄弟几个在地下或院子里玩耍，有时也会坐在大人们身后，悄无声息地听一下午。有时听到月高星稀。

　　母亲不喜欢那些男人们，说他们都是来混烟抽的。他们从来不带烟，烟瘾犯了就来找父亲说书聊天。父亲话越多他们越高兴听，反正没事情，熬时间，时间越长越能多抽几根。

　　“你吹牛呢，”陈吉民不相信父亲的话，“别看这个梁又粗又直，说不定里面早空了。胡杨树长到这么粗一般里面都长空了。要拆下来，没准只能当劈柴。”

　　“你尽满嘴胡说，我还没听见谁说这根大梁不好呢。你说它空掉了，我让你听听，是不是空掉了。”

　　父亲生气了，他从外面拿来一截木头，对准大梁，狠劲地捣上去。只听到空洞而沉闷的一声巨响，我们全惊呆了。这幢房子从来没发出过这种响声。房梁上的尘土、草屑簌簌地落了一炕一地。

　　陈吉民家最终没有福气住进我们家的宅院。这或许是缘分。这院房子注定由光棍冯三孤守着，年复一年地破败下去。

　　第二天一早陈吉民来送定钱时，见我和父亲正在砍房边上的一棵柳树，他不愿意了。“已经说好把房子卖给我了。这树就全是我的了，你要再砍我可不愿意。我昨天已经数过了，大大小小一百八十七棵，交房子时少一棵我都不愿意。”

　　父亲愣了半天才回过神。

　　“啥，你说啥？我卖房子又没卖树。房前屋后的树我都要砍掉带走。”

　　“我买房子就是看上了这些树，要没这些树，五百块钱我都不要呢。”

　　两人说着说着吵骂起来。吵到后来父亲一生气不给陈吉民买了，再贵也不卖给他了。陈吉民也不买了，再便宜也不买了。

　　两个人成了仇人。

　　两个月后，我们全家搬出黄沙梁。光棍冯三住进了这个空荡荡的大院子。全部房子作价五百五十块钱卖给了冯三。能成点材的树，都被我们砍倒拉走了。房子前面和左右林带仅剩下几棵半大的小榆树。那是留给冯三的。我们砍树时冯三一直站在旁边看。我们砍了一整天。我们每年都在房子周围栽树，栽了十几年。我们走进这个家园时，只有房前屋后长着两排树，现在前后左右都已绿树成荫。

　　砍到剩下不多几棵时，冯三走过来说话了。他说：“这几棵留给我乘凉吧。别全砍光了。你们以后来黄沙梁，也有个乘凉的地方。”

　　二十多年后的一个炎热秋天，我果真站在了当时留下的一棵弯柳树下面。那棵树好像还是我们离开时的大小和样子，这么多年它似乎一点没长，稀疏的枝条上稀落地缀着些叶子，没多少树荫，却已经足够我乘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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