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心武文集 作品的境界与作家的责任
——谈《立体交叉桥》等中篇小说
作者：郭志刚
从题目上看，这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在创作中，作品境界的高低，归根结底，取决于作家思想的高低，取决于他在艺术构思过程中的思想感情状态，因而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作家的责任问题。事实证明，作家在生活和艺术中追求什么，不仅会影响到他写什么，更重要的，还会影响到他怎么写。从作家的选材到对题材开掘的深度，作家打算采取何种艺术加工方式，乃至他所使用的语言和表现形式等等，都贯串着他对人生和艺术的思想见解。这一切，最后决定着他向社会和读者所提供的“精神食粮”，是否含有丰富的思想和艺术养分。司马迁在《史记·屈贾列传》中评鹭屈原及其《离骚》是：“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旨极大，举类迹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汗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在这里，司马迁就是把作品的境界和作家的思想统一起来进行研究的。在我们古代论文的时候，经常把道德和文章并提，同时把文章看作是和经邦治国有密切关系的大事，足见把文章的好坏同作者的思想、责任联系起来进行考察，是我们民族的一个传统，这样做，也更切合作品和作者的实际。我们提出作品的境界与作家的责任这个问题，正是从这一点出发的。
现在，让我们联系一些具体作品，进一步考察一下这个问题吧。
刘心武同志发表在1981年《十月》第二期上的《立体交叉桥》，是一篇显示着作者努力向生活探求的新作。如果考虑到作者在发表《班主任》之后，接连写的一些短篇存在着议论较多、生活不足的现象，那么，作者所做的这种向生活探求的努力，就尤其值得欢迎，《立体交叉桥》以北京市普通居民的生活为中心，描绘了一幅七十至八十年代之交的城市社会风俗画，对于这样一幅显示着北京市人情风物的独特色彩的图画，人们没有理由怀疑它的真实性。这是又一篇描写由住房等问题引起的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社会性苦恼”的中篇小说。和《人到中年》不一样，这一次矛盾的焦点似乎集中在侯锐、侯勇、侯莹等更为年青的一代人身上。但既然同样是“生活空间”给人们造成了沉重的压力，那爆发性的后果总是避免不了的：这里有兄弟、兄妹、甚至叔嫂之间的龈龋和争吵，也有做父母的隐忧和难堪，总之，在工作、生活和爱情当中，处处都散播着焦灼和苦恼的种子。在这个意义上，这篇小说和《人到中年》有相似之处。但从选材和对社会生活面的开拓上看，它比《人到中年》还要广阔，围绕着住房问题，作者笔下的各种人物和各种事件，万花筒般地在读者百前旋转起来：葛佑汉八面玲琉、左右逢源的走后门的“神通”（这也是在特殊时期中造就出来的特殊“英雄”），在侯莹婚姻问题上反映出来的门阀观念和小市民习气，靠自学和投稿取得成功的诚实得近乎天真的青年剧作者，在十年动乱期间被斗怕了的处事谨慎、留心养身之道甚于关心国家大事的个别老干部，在搓板问题上暴露出来的产生与消费的脱节，甚至还包括了解放后北京市的几代房屋建筑变迁史……所有这些，组成了一幅五光十色的生活图画，如果单从反映生活的广阔性和塑造人物的多样性来说，较之《人到中年》似乎还略胜一筹。特别是，小说反映的住房紧张这个关系到群众切身利益的重要问题，是应该引起有关方面的严重关切的；作者看到了这个问题并将它反映在文艺作品之中，是完全正当的，这同样是一个作家对人民、对社会应尽的责任。
但是，如果作者在这个基础上，能够再向生活的深处前进一步，通过形象和性格的塑造，将北京市居民的精神面貌写得更积极、更饱满一些，那就更好了。从目前这部作品来看，虽然它所反映的生活现象是这样光彩斑斓，它还是不如《人到中年》更美、更动人，甚至也不如《人到中年》提供给读者的东西更多，这是什么原因呢？主要的是，《人到中年》的主人公在精神世界上更高尚和更丰富，因而向读者奉献了更多的可以醒心移性的精神食粮。《人到中年》的作者，对生活有着更严格的提炼，她没有过多铺述事件和情节，却选取了生活中那些看似平凡、却又最能显示人物高尚情操的行为、语言和事件，塑造了安静得象一滴水，晶莹得象一面镜子似的陆文婷的真实形象。于是，奇迹出现了：在高度的艺术真实中孕育着“新”（即鲁迅讲的“正因写实，转成新鲜。”参看《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四篇清之人情小说》），也孕育着“深”；而在“新”和“深”之中就显示着丰富。在文学作品里常有这种情况，没有经过认真提炼的琐屑的生活，虽然写来逼肖，却不一定能引起人们更多的思考，给予人们更多的感受和启发；而经过作者一番生发、改造的那些有思想、有含量的情节和细节，即令是一句话或一个举动，也能深深触动读者的心弦，引起他们长久的思索，启发他们理解到更多的东西。举例来说，《金瓶梅》中关于西门庆和潘金莲之间关系的描写，有许多虽然十分详尽，却未必能使读者获得多少关于生活和历史的认识，而在《红楼梦》关于宝、黛爱情关系的描写中，只一个“西厢记妙词通戏语”便透露了两个叛逆者的新的思想性格的萌芽，预示了在古老的封建生产关系中，正孕育着企图在袭击它、突破它的某种新的因素。一般地说，这两部作品都是描写封建社会里家庭生活的长篇，都由这里入手揭露封建社会的腐朽和黑暗；但是，由于这两部书的作者的思想认识不同，他们对生活进行提炼的程度不同（《金瓶梅》中充斥着的、大量赤裸裸的自然主义的描写，谈不上什么艺术提炼），艺术加工的方式不同，等等，这两部作品在揭示社会生活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历史深度和思想意义，也就不可同日而语了。当然，这是举例。我们之所以要举这个例子，也仅仅是为了说明：由于作者对生活和艺术的见解不同，他们对生活进行提炼和加工的程度、方式不同，作品的思想深度和思想境界必然存在着差异、甚至是很大的差异（至于因作家气质、个性、修养等等不同而形成的风格上的差异，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严肃的作家是不会不看到这个问题的。
严肃的读者也会考虑到这个问题。事情从来都是这样：作家选择自己喜欢的题材和表现方法，读者也将选择自己喜欢的作品。《人到中年》所以受到广泛的赞赏，不是偶然的。“桃李不言，下自成溪”，是陆文婷所追求的那种纯洁而崇高的人生目标（这种追求又掩盖在极为平凡的生活和事业之中），引起了读者的激动和思考、渴念和向往，因而纷纷走向这棵结满了金黄果实的常青之树，从它那里吸吮着充满生命活力的浆汁，增添着前进的力量。《立体交叉桥》虽然也写得很“真”，但它的“真”，没有象《人到中年》那样，经过高度的艺术提炼，所以显得平庸、贫乏，或者说，自然主义的东西多了一些。生活并不等于艺术。作家只有在对生活进行深入研究和高度提炼的过程中，才有可能表现出他的高尚情致和真知灼见。没有经过提炼的生活，可以给读者提供关于生活的片断知识和表面印象，却不能帮助读者进一步透视生活、理解生活。例如，从整个情节倾向上看，《立体交叉桥》过分强调了生活的原始状态，在强调人们物质要求的同时，没有对蕴藏在普通人内心中的高尚情操进行应有的探索和发掘，这样，就促使它在处理这一题材时，选择了这样的方案，即：对通过侯勇一家的描写所摆出来的那些生活中的尖锐矛盾，基本上不是通过思想的方式去解决，而是通过“物”的方式去解决。这样，就使得这部作品始终缺少一种深深的激动人心的力量。具体来说，作品把解决这些矛盾的希望几乎完全放在立体交叉桥的开工上，认为“这意味着将有限的空间向宽阔处开拓，……因而也就意味着抚慰、平息大量因空间壅塞而感到压抑与痛苦的灵魂！”小说把《立体交叉桥》做为题名，正说明作者把“桥”放到了作品中所反映的生活的制高点上，放到了制约着人物的性格、行为以及相互之间关系的举足轻重的位置上。作者虽然在题目下面写着：“谨将此作呈献于——所有为公众开拓居住空间和心灵空间而努力的人们”，但他反复发挥的却是；“有了立体交叉桥，……侯勇的灵魂便可以不再那么蛤曲，那么萎缩，那么压抑，那么愤懣，那么躁”，“什么理论，什么宣传，什么道德说教，什么文艺感化，什么会议，什么口号，什么文件，什么精神，什么民主，什么奖励……他认为对他都不管用，啊，我只要一座立体交叉桥，给我一座立体交叉桥！！！”当然，这里写的是作品中人物的思想；但读下去就不难发现，作者的感情和认识基本上和这里写的是相去不远的：“侯家以及他们那一片的居民，与其说是向往着立体交叉桥，不如说是向往着拆迁。”“拆迁！对于北京市成千上万仍旧住在古老的、不方便的、往往是拥挤的平房中的家庭来说，不啻是福音，是通向光明与幸福的阶梯。”这里很难说仅仅是作品中人物的思想，因为至少作者也已经参加到这种设想的行列中来了。如果这种设想是科学的，合乎生活实际的，那当然很好；但实际生活的样子，将不会是这样。作者这样写，从局部生活上来看，也许并不悻于“真实”，因为它确实反映了相当一部分人“真实”的思想情绪，而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真实历史过程来看，即从全体生活上来看，这样写就不真实了，因为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既要高度的物质文明，也要高度的精神文明。这里，让我们来摘引一段今年四月十三日《人民日报》的社论吧，对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这篇社论说得是很充分、很明白的：
“不错，社会主义应该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生活需要。如果不是这样，那就成了林彪、‘四人帮’宣扬的普遍贫穷的假社会主义。但是，社会主义不只是满足人民的物质生活需要，还要保证人的才能获得充分的发展，要建立新型的人与人的关系，要培养社会主义新人，要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
恰恰在这点上，《立体交叉桥》强调物质的东西多了，强调精神的东西少了：它抬高了“物”的筹码，却降低了“人”的价值。因此，通篇看来，虽然不乏左右逢源，笔下生花的好文章，却不能给人更多更美的艺术享受，因为作品中人物的精神生活，实在显得太贫乏了。这至少再一次地启发了我们：艺术表现上的多与少，强与弱，丰富与贫乏，深刻与浅露，主要不取决于数量的多少，而取决于质量的高低，《立体交叉桥》看起来写得多，给予读者的却少：《人到中年》看起来写得少，给予读者的却多。两千多年前司马迁讲的“其称文小而其旨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的道理，不是照样在今人身上重复实现着吗？可见，在艺术这个地久天长，永无止境的王国里，值得作家们认真思考和追求的那些美学课题，既很古老，又很新颖。不错，创作，需要才能，但我们应该加上一句：创作，还需要崇高的思想境界！
这里，我们不妨再举一个例子。《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叶蔚林，载《芙蓉》1980年第三期）和《晚霞消失的时候》（礼平，载《十月》1981年笔一期），这两个中篇的作者，如果从才能看，可能后者更要出色一些，但如果从作品的思想格调看，那就是前者更高。这两篇作品、同是以十年动乱为背景，《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通过那富有传奇色彩的姐妹鸟，告诉人们的是：“不要烦闷，不要颓丧，不要哀伤”，是作品中一再出现的具有象征性的鸟儿的歌声：好好生活，好好生活……尽管在主人公的航程上（作者一语双关：除了那条自然的河——潇水是没有航标的河流之外，当时那动乱失度的社会，又何尝不象一条失去航标的河流呢？对主人公的主要考验，正是这条社会的河流！）充满了七灾八难，它给予人们的却是信心和希望。与此相应，整个作品所表现的生活画面，虽然多次出现激烈、多变的险恶镜头，但总的看来是健康的、明朗的、合乎生活发展逻辑的。在作品中，我们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无论是潇水上的风浪突起，还是社会上的残酷斗争，并没有摧毁主人公的生活意志，相反，这些在自然界和社会上出现的一切“险情”，反而成了磨炼主人公高尚品质的他山之石，使人变得更加纯洁、坚强。而《晚霞消失的时候》，情形就复杂一些，整个看来，这是一篇才情洋溢的，有着较高艺术水平的作品，也是一篇存在明显缺点的作品。一方面，作者用流畅而圆熟的抒情的笔调，婉转动人地描写了十年动乱期间某些社会和人生的面影，细腻地勾勒了这一动乱在不同阶层人们的心灵上所造成的动荡、变化和创伤，尤其是通过对主人公（南珊、李淮平）性格的准确刻画，相当深入地揭示了“文革”期间一部份青年人的心理变化过程；但可惜，作者始终没有让他的主人公从忧郁和创伤中跳出来，反而以赞赏的眼光看着他的主人公用宗教信仰去抚慰受伤的心灵。这样，就给这篇写得很有才气的作品，带来了一个不可弥补的缺陷：不仅在思想情调上显得灰暗、消沉了一些，就是在对生活画面的摹写上，也未始不有扭歪之嫌。例如，作品对解放战争的回顾和描写，就有不够正确的地方：它美化了以黄伯韬为代表的国民党军官，抽象地肯定了他们的正义感和爱国感，给他们的反人民的战争行动蒙上了某些英雄色彩和悲壮气氛（尤其当我军的胜利和敌人的失败一同接近尾声的时候，这种色彩和气氛也就更浓重了），因而便不能不在客观上削弱了我们党所进行的这场解放战争的重要性和正义性。这样一来，就对这场战争中的敌我双方的关系，造成了某些歪曲的描写。基于同一思想，作者对那位泰山上的几乎无所不能的长老的描写，也是过分理想化了的和非现实性的。读过这篇小说的人们，难免不产生一种印象：这位长老比共产党人高明，宗教比马列主义更值得人们去信仰。显然，这样的描写是错误的。作者还年青，不应该认为他的思想是一种“谬误”，但引述一下普列汉诺夫的这段话还是必要的：“当谬误思想成为艺术作品的基础的时候，它就给这部作品带来内在的矛盾，因而必然使作品的美学价值受到损害。”（见《没有地址的信·艺术与社会的生活》，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245页）具体到《晚霞消失的时候》，当然不能说“谬误思想”已经成了它的“基础”，但至少可以说构成该作“基础”的思想是比较复杂的；而其中那些不够正确的思想，确实损害了整个艺术画面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虽然我们并不要求，作家必须在任何一部作品里，都要塑造出具有崇高思想境界的社会主义新人，但我们却可以要求，作家应该对他所描写的生活，具有较高的认识，从而创造出具有一定美学价值的人物形象和艺术画面，使读者从这些形象和画面里，获得关于社会和人生的较为正确的认识。举例说吧，《啊Q正传》并没有创造什么新人，但没有人会将啊Q的思想境界误当成作者的思想境界，从而去批评鲁迅先生思想境界不高。因为正是具有崇高思想境界的鲁迅先生，才能如此深刻地洞察阿Q这类人的生活、心理和精神气质，活画出这一个“国民的灵魂”来，使多少人在这面镜子面前，不仅认识了我们民族的苦难历史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诸种弊端，认识了改造社会的革命运动必不可少，而且也认识了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的弱点，甚至还有自己灵魂上的某些“疮疤”。阿Q的典型形象所以具有这样丰富而深刻的社会历史意义，那是因为它体现了作者对社会、对历史的深刻、透辟的认识，以及对这一形象所持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鲜明态度；如果不是作者通过高度典型化的方法把自己的这一认识和态度“输送”到形象中去，很难设想他会刨造了这样一个阿Q来。为说明作者总是要把他对于生活和艺术的见解生发、融汇到他的形象塑造中去，或者批判。鞭挞，或者赞赏、同情，或者二者兼而有之；而作者对他的主人公到底采取的是什么态度，不是看作者本，人或其他人的解释和说明，而是靠艺术形象本身给读者留下的无情的印象。作为读者群的广大群众，总是要从他们在作品中接受到的实际影响出发，来判明一部作品的思想和艺术价值的高低大小。时间是公正的，一切作品，最终将由它考验出真正的价值，从而决定在历史上的存留取舍。这里，我们不妨想想老舍先生说过的一番话：“从古至今，那些能传久的作品，不管是属于哪一派的，大概都有个相同之点，就是它们健康，崇高，真实。反之，那些只管作风趋时，而并不结实的东西，尽管风行一时，也难免境迁书灭。”我想，这位前辈作家并非要人们去追求“不朽”，而只是提醒作家看重自己的责任感、关心自己作品的思想境界而已。由于文艺作品具有相当的社会性，作家的责任问题在任何时代和任何社会，都是无法回避的，社会主义时期的文艺作品应该有什么样的精神境界，尤其是一个需要考虑和认真对待的问题。诚然，在中外文学史上，凡是感人的文艺作品，都有较高的思想境界，都体现了各自时代的道德伦理水平和思想认识水平；而任何时代的大多数读者，也总是希望从文艺作品中获得先进思想的陶冶，获得更高级的思想、艺术享受。作家既然被誉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他应该用时代的先进思想把自己武装起来。还是普列汉诺夫说得对：“一个艺术家如果看不见当代最重要的社会思潮，那末他的作品中所表达的思想实质的内在价值就会大大地降低。这些作品也就必然因此而受到损害。（同上，241页）所以，作家只有用时代的先进思想——“当代最重要的社会思潮”把自己武装起来，他才能在错综纷坛的生活中看得更远、更深和更高一些，他才能塑造好他的主人公的灵魂，并通过他的主人公的灵魂去塑造读者的灵魂，从而克尽“人类灵魂工程师”的光荣职责。这里，也很自然地提出了文艺作品的社会效果问题。有人不同意谈作品的社会效果，认为这是加在作家头上的一根棒子。但是，有些资产阶级作家倒很注意这个问题，例如，十八世纪英国启蒙主义时期作家菲尔丁，就用了一个十分形象化的比喻，讲到了作品的效果与作家应负的责任，他说：“作家不应当把自己看作是阔入，在设私宴请客，或在施舍粥饭，他应当把自己看作是开饭馆的老板，只要出钱，欢迎人人来吃，在前一种情况，大家知道，设宴的主人爱准备什么菜就准备什么菜，即使味道很差或完全不合乎客人的口味，客人也不兴挑剔，相反，不管面前摆出来的是什么菜，因为教养的关系，客人还不得不加以称赞。饭馆老板的情形就正好与此相反，人家出了钱来吃饭，不管人家口味多么挑剔，多么异想天开，人家都坚持要吃到合口味的菜。如果上的菜样样不合口味，他们就有权利毫不节制地加以批评、责备、甚至谩骂。”（见《西方文论选》上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512页）我们是不主张谩骂的，但读者提出批评和要求，希望作家认识并履行对读者、对社会应负的庄严责任，注意自己作品的社会效果，这总是无可非议的。既然连资产阶级作家都看到了这一点，以建设高度精神文明为己任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作家，为什么反而抛弃这一主张呢？
现在，还是让我们继续回到《立体交叉桥》上来吧。这篇作品所反映出来的作者的生活，无疑是扎实而深厚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充任近年来某些追求“写真实”的作品的代表。这些作品在克服过去那种只许写“高、大、全”和“光明面”的、粉饰生活的习惯势力上，在表现生活和人物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上，是起了作用的。但是，无可讳言，在这类作品中，也有不少是亟待进一步提高自己的思想境界的。“写真实”是现实主义一个重要条件，自粉碎“四人帮”以来，这个口号的再次重新提出，也有着它的积极意义，但它毕竟还不全部等于现实主义。为了维护这个口号的合理性，最好不要把它和自然主义联系起来，而应从现实主义的准则出发，使写真实尽量符合典型化的要求。
我国著名的老一代作家老舍先生，是读者公认的描绘北京风土人情和社会风貌的艺术大师，由于他笔下那一幅幅杰出的具有强烈地方色彩的社会风俗画面，使他成为具有全国乃至全世界影响的大作家。现在，从刘心武等同志身上，我们高兴地看到，北京又开始涌现了新的一代以描写北京生活风貌见长的中青年作家。从《立体交叉桥》来看，刘心武脚下踩着的是一个“富矿”。他只要把他的钻头再深钻一层，迷人的油花就会喷薄而出。但在这篇作品里，他的钻头似乎还只停留在这个富矿的表层上。愿作者更锋利地去打磨自己的钻头吧！
我们相信，有很多作者正在和刘心武处在同一个工作面上，他们是拥有很大的潜力的一代新人，作品的境界和作家的责任这个严肃的课题，将召唤和激励他们不断地向艺术的高峰奋力攀登。
（原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