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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第三章 　　那次糟糕的点名过后不久，发生了别的事。电视台举办元旦舞蹈大奖赛，二等奖中有个藏族独舞，英俊的小伙子跳得满场飞，两只靴子踢踢踏踏地像是灵活的机器。屏幕上打出了字幕，编导叫胡小芳，节目来自四川。我完完全全是下意识地想到了郭普云。但马上就紧张起来，盯着画面死看，恨不得钻到电视里去。音乐戛然而止，小伙子转圈已经无数之际突然来个定式稳稳立住，好半天才作出正常人的动作，羞怯地鞠了一躬。字幕又亮了一次，编导胡小芳。我听说的是这个人吗？ 　　发奖仪式上编导从台后出来了，我松了口气。胡小芳原来是个肥硕的中年妇女，大嘴厚墩墩的，与风韵无关，与美就更无关。小伙子抱着一台奖品电视机傻乎乎一边竖着，活像她儿子。她对着话筒激动得颠三倒四，鬼才听出她说了什么。她不是我听说的那个人。那个人的相片我见过。可小伙子修长的身材却使我看到了早年的郭普云。藏袍艺术化地抽短，透明紧身裤使舞靴像套在两条光腿上，一踢腿露半个屁股。胡小芳这么打扮他，似乎是出于一种复杂的趣味。我有一种预感，郭普云也让人这么打扮过。 　　他最初爱好的不是绘画，不是诗，而是舞蹈。他接触这件男孩子不适宜的事情，是小学老师的主意。因为他生一张好脸和两条长腿，也因为他驯顺和有一双无比优雅的大眼睛。他报考少年宫舞蹈班的时候，趴在女教师腿上，让人量了从后脖根到尾巴骨的长度，还让人揪着脚踝扳着膝盖把腿往头上抬，疼得他小脸儿变色。 　　“这孩子真漂亮！” 　　他不止一次得到这个赞美。他也知道自己漂亮，知道跳舞会使自己更漂亮。他迷上了舞蹈，不到十岁就听惯了掌声。他坐着大轿车参加各种演出，兔子、狐狸、公鸡、儿童团长、蒙族少年、雇农之子，演什么都引人注目，因为他总是主角。他在民族宫礼堂串演过哈萨克少女，戴着假发混迹在女孩子堆里，扮相和舞姿反而比她们好些。他腿挑得高，而且腰肢灵活，颈项柔软。他成了少年宫的大红人儿，女孩子们都跟他好。男孩子们却因嫉妒而恨他。他过度的自爱与自悲就是从这儿开始的吧？他天生的软弱性格使他无法对敌视采取傲慢的态度，受宠的男孩子本来很容易应付的问题，在他这儿成了攻不破的障碍。他很爱哭，一哭就让女孩子们跟他接通了共性，纷纷拢过来施放与生俱来的大量柔情。这又增强了男孩子对他的藐视。处境终于恶化了。最初是领巾、手帕被盗，喝水用的小茶缸也不翼而飞。一次由少年宫回家的路上，几个男舞伴串通起来揍了他一顿，恶狠狠地宣判似的叫嚣：“我们是男的！你不是男的！叫你臭美！” 　　他淌着鼻血回家。父母震惊之后急匆匆去了少年宫，回来告诉他：“咱们不去了。你踏踏实实学习，再跳舞功课就完了。”父母向他隐瞒了一件事，教舞的阿姨哭得很伤心，说他是她见过的最守纪律、最用功的孩子，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孩子。郭普云却觉得阿姨抛弃了他，那些善良的小姑娘们抛弃了他。他流了许多眼泪，小小年纪便惯于默默自省了。他不知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但他采取了主动的态度。从小学至中学，他在男孩子群儿里人缘儿不错。他从不拒绝帮助别人，不在背地说任何人的坏话，交谈时有意无意地作出大大咧咧、滔滔不绝的样子。男同学都认为他很讲义气。友情可以淡化敌意，他的绰号“菜锅”，始终未能叫起来。他是优等生。老师的青睐，女同学的亲近，是他不得不随时警惕的两大困扰。难以想象他用什么办法既得到师长和异性的关怀，又避免让自身的优点遭到嫉妒。为了和淘气的男同学们保持行为上的平衡，他一定多次受到了某些恶作剧的诱惑吧？他终归是个恬静柔和的人。当所谓朋友用弹弓在课堂上悄悄射击某位高傲的公主时，他顶多帮助人家用作业纸叠两颗软绵绵的子弹，或哧哧一笑而已。他的本心恐怕更乐意用自己的身体去保护那个受辱的少女。他的内心矛盾重重。 　　现在，过去的一些同班生已经不能清晰准确地回忆他当时的表现。老实，功课好，肯定的评价大抵是这些。只有一位做服装设计师的女同学提到一个显而易见的特征：“他长得好看，体型也好。“这个记忆似乎使她有点儿不好意思，但肯定代表了女同学的普遍看法。另一位在运输公司当司机的鲁莽汉子自称郭普云是他小学时最好的朋友，但他连郭普云的相貌特点都记不清了，只反反复复唠叨一件事：”他会劈叉，横劈竖劈都会，一叉能把腿裆挨地，自个儿能蹦起来，没治了！我跟他学过，太他妈疼了，跟把那儿撕了差不多……“看来，在少年宫学舞时培养的体能帮了郭普云不少忙。他瘦小娇弱，能使I司性少年佩服的本事只有这一点了，他充分利用了它。让一圈腿脚笨拙的人围着，在教室走廊的水泥地上潇洒地表演绝招，他内心会不会轰鸣着那个饱含侮辱的声音：”他不是男的！“他炫耀常人不及的动作也可能出于对舞蹈的迷恋，父母毕竟不能完全斩断他与这门可以赢得掌声的艺术的联系。因为他有所作为的第一项事业就是舞蹈。他不大成熟的快乐与痛苦都来自这个地方，他不会轻易地忘掉它。初二那年暑假，阿尔巴尼亚民间舞蹈团访华演出，他从香山夏令营偷偷溜回市里，在天桥剧场门外等了一张退票，把车钱都搭上了。他沿着大马路中间往家走，在路灯底下操练刚刚见识的舞步，七扭八歪地像个小酒鬼。夏令营辅导员心急如焚地坐在他们家客厅里，他刚进门就挨了父亲一巴掌。文雅的父亲是不打人的，所以打的被打的都不曾忘掉这件事。郭普云生前与人谈起童年和家庭时常常提到这突如其来的一击，很勉强地暗示他和父亲的不和有着细微却久远的根源。他指着白白的脸膛一侧，苦笑着说：“就这儿……我当时都傻了。” 　　初三毕业之前，他说服了母亲，提前报考了解放军艺术学院，介绍人是文化宫的老师。当其他为报考高中而忙碌的同学未进考场的时候，他已经收到了红色的录取通知单。但紧接着又收到一份通知：暂停招生，考试无效。不久，大家都用不着再为考试操心，时局仿佛在一夜之间就乱得不可收拾了。郭普云参加了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很快就成了一个难以缺少的角色。 　　宣传队的隶属不停变动，最后归附了某个兵团。这个派别势力很大，有大学生和各种漂泊不定的小组织参加进来，主要成分还是干部、知识分子子弟比较集中的几所中学的红卫兵。 　　文化革命第二年，宣传队占据了军艺的排演场。对别人没什么，对郭普云却是个意外的巧合。他觉得在这个混乱的天地里自己是主人，批判舞蹈系系主任的大字报别人看不出名堂，他却看得津津有味儿，因为此人是他的主考。他不相信这个严肃的军官会猥亵女学员。那年他不足十八岁，不管外界散布什么东西，他仍旧认定有些事情不可能发生。他善于自省，但过于依赖自己的判断，他自信不是为了利用这种判断去说服别人，而主要是为了指引自己。他思维深处牵挂些什么，别人是不知道的。这种状况实际上延续到了最后一天的最后一刻。他在军艺排练节目的短暂生涯，很可能是整个悲剧的一处不太醒目的起点。 　　军艺造反派为宣传队配置了一些服装和乐器，派出了音乐和舞蹈教员，队员们称这些人是“军代表”。到舞蹈队来的是一位二十四岁的女军人，苗条泼辣，美丽活跃，红卫兵们众星拱月似的围着她接受摆布。她军艺毕业后留校，已有两年教龄，水平令人叹服。她的嘲讽也是幽默的。 　　“你肚子里藏了什么？狗熊吗？” 　　“你们看他的台步像不像花旦，让他再扭扭给大家瞧瞧！ 　　说你呢……还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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