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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七

　　和他的父亲皇太极、叔父多尔衮比较，福临的汉化政策又进了一大步。皇太极和多尔衮的汉化还只停留在模仿明朝的政治制度、录用明朝降官的阶段，而福临的汉化已经深入到思想文化、习俗风尚这一领域，不仅缓和了清初尖锐的民族矛盾，而且由思想统一推动和加强了政治统一，对清初迅速出现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大一统的政治格局，具有重大的作用。

　　精神文化方面的汉化，落实到朝政上，就是一系列国家制度和机构方面的建革。

　　为了文教治天下，为了加速统一中原的进程，福临都非重用汉官不可。重用汉人汉官的最要紧的地方，也是在国家机构方面最富建设性的变革处，就是内三院。

　　亲政之初，福临在范文程的陪同下，频频亲临内院，甚至出入无常，几乎当成了他的起居之所。后来，福临索性在太和门建起一所内院直房即值班室，让大学士和学士等官分班入值，便于皇上处理批答奏章题本时向内院大学士们咨询讨论，使应更改的事务能立即决定、立即执行。到了顺治十三四年（公元1656年至1657年），内三院实际上已经成为清政府的权力中心，是福临加强中央集权、推行汉化政策的强有力的政治班底。到了顺治十五年（公元1658年）七月，福临仿照明制，将内三院改为内阁，大学士加殿、阁衔，称“中和殿大学士”、“保和殿大学士”、“文华殿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文渊阁大学士”、“东阁大学士”。于是，内三院成为名实相符的中枢首脑机关。而这大清朝廷的中枢首脑机关，基本上由汉大学士和汉学士组成。这对福临来说有两重意义：既笼络汉臣、推行汉化，又防止贵族势力对皇权的侵蚀。

　　翰林院的建革，更说明问题。

　　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定都北京时，清朝承明制设了翰林院，掌论撰文史之事，为正三品衙门。因未设满员，只有掌院汉学士，次年就被革除，合并进了内三院。到了顺治十五年（公元1658年），内三院改为内阁的同时，又恢复了翰林院，升为从二品衙门，设满汉掌院学士各一人，都兼有礼部侍郎衔。翰林学士是从科举考试出来的进士中挑选，而清初的科举，几乎是汉士子的专利，因为通晓四书五经、能作八股文的满洲蒙古士人，在当时可说是凤毛麟角。这样，翰林院也就成了汉官的天下。后来，福临竟谕令在紫禁城内乾清门东侧的景运门内建造直房，诏令翰林院各官分班直宿，以备顾问，宠信之深正足以表示福临的汉化之深。

　　为了提高汉官在政府各部门的权力和地位，福临又突破了许多祖制旧规：

　　同级的满汉官相见，汉官必须长跪，满官不叫起不得起；顺治帝命改为见面时汉官一跪见礼即起。

　　改变了汉官不得掌印的祖制，下令说：“以后各部尚书、侍郎及院寺堂官，受事在先者即着掌印，不必分别满汉。”

　　改变了同级满臣高于汉臣、武臣高于文臣的薪俸制度，在顺治十三四年（公元1656年至1657年）间，实现了文武俸禄不论满汉，一例照品级支给的新制度。

　　改变了同官满臣高于汉臣的品级制度，如原来同是六部尚书，满官为一品，汉官为二品。顺治十五年满汉官员品级划一，如六部满汉尚书俱为正二品。

　　与此同时，继续推行垦荒与肃贪两项大政，官吏中骄横贪赃蠹国害民者，无不立正典刑，如吏部尚书谭泰、江宁巡抚土国宝、大学士陈名夏、顺天巡按顾仁等都因贪贿被诛杀。顺治帝甚至面谕刑部说：“贪官蠹国害民，最为可恨，一向法度太轻，革职问罪之后，还能享用赃资，以致贪风不息。今后大小官员，凡受赃银十两以上者，除依律定罪外，不分枉法不枉法，一概籍其家产入官！着为定例！”

　　有名的丁酉科场案，正是福临仰慕朱元璋立法周详可传永久，将法制用于治国的一个例证。

　　科举制度原本是使“天下英雄入我彀中”（唐太宗语）的统治者的妙招毒招。千年下来，汉人陷溺于科举至深至酷，难以自拔。清朝统治者更是旁观者清，所以一入关就连年开科取士，以迎合汉士子，达到笼络人心的目的。为了显示清正廉明，为了拔取真正的人才，对科举考试过程中人人痛恨的贪赃坏法、作弊贿买施行严刑峻法，是顺治帝的必然选择，也是他肃贪的一贯作风。诚然，丁酉科场之狱，主考官、房考官及考中的士子，许多人因此被杀、被遣戍流放，处罚太重，常常被当做民族压迫的一个例证；但此事发难者是汉人，受祸者也是汉人，清朝用严刑峻法处理了此案，竟能使大多数未能考中和年年被摈的士人感到出气、感到痛快，并使后来的科举受到震慑，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比较清正、较少弊端，又是顺治帝乃至大清朝的一得了。

　　亲政七年之后，积累了相当统治经验的顺治帝，组织了一批大学士校订《大清律》，这是福临立法治国的一件大事。《大清律》一直沿用到清末，虽然在后来的两百多年间，有所增减，但它的基础和基本构架是福临建设的。这应该说是他对大清国的一项重大贡献，为后来的国运兴旺提供了重要保证。

　　清初的圈地法、投充法、逃人法三大弊政中，延续时间最长的，是逃人法。

　　用顺治帝自己的话说，圈地是不得已的办法，因为必须要有土地房屋安置进关的满洲八旗军民。福临亲政的时候，该圈的地差不多也都圈够了，所以，他在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下的“永不许圈占民间土地房屋”的谕旨，能够基本得到执行。这样，由圈地引起的投充，在严厉惩处借投充强占土地财产的罪犯之后，也渐渐平息下来。惟有逃人法，从宽还是从严，在朝廷的讨论中几起几落，始终不能解决。

　　清朝入关前，抢掠汉人为奴隶，作为私有财产的一部分。入关后，土地被圈占的汉民多有带着土地财产投到旗下为奴的，即为投充，他们也是满洲八旗军民的私有财产。奴隶们不堪忍受主人的虐待而逃亡者，就被称为逃人。收留逃人的，被称为窝主。窝主窝藏逃人，就等于抢夺了满洲八旗军民的家产，直接损害了他们的切身利益，那是绝不能容许的。因此从关外到关内，处理逃人，立法最严，这也是满洲各旗向国家、向皇家要求的最重要的保障。

　　福临亲政后，逃人问题仍然很严重。代表满洲亲贵利益的议政王贝勒大臣会议议出更严厉的法令：窝主被断给逃人之主为奴，窝主两邻（因不举报）流徙，捕得逃人在途中复逃，则解差也流徙。顺治帝认为过严，命再议；结果仍以原议上交皇帝。福临必须依靠八旗定天下，不能违国俗、拂众情，只得批准。

　　立法再严，也挡不住奴隶的逃亡，还出现了大量冒充逃人诈索财产、陷害良善的事，致使天下纷扰，百姓痛恨。当朝廷中汉大臣纷纷上奏抨击逃人法时，福临不能不站在满洲的立场上斥责汉官。他心里何尝不明白，害民峻烈的逃人法，是造成国家动荡的不安定因素。处在满汉矛盾焦点上的福临，只得忍受双方火力的炙烤，其痛苦是可以想见的。

　　顺治十二年（公元1655年）二月，兵科给事中李上疏，极论逃人法之弊，归结为七可痛，大大触怒了满洲亲贵。议政王贝勒大臣会议定李死罪。顺治帝不准，命再议。又议得杖责四十、流徙宁古塔。顺治帝命免杖，安置在离关内近一点的尚阳堡。身为皇帝的福临，只能用这样曲折的方式来保护他朝廷中的一个中下级官员，他心里真够窝囊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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