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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九

皇帝略一思量之后，就点头默认，并请求玛法常来向他进谏。他令人立刻款待玛法，表示自己的歉意和谢意。 　　要不是汤若望本人道德高尚、纯洁无瑕，这样的责难和进谏福临绝不可能接受。 　　汤若望的进谏当然不止于此，他还进劝说：皇上对臣属应持慎重缄默态度；不应当把时间消磨在嬉戏俳优身上；皇上应当节制凶野的游猎骑驰，对火器应慎重小心，尤其对欧洲的枪炮，因为皇上对这种兵器夙无训练，极易发生意外致受误伤等等。汤若望的进谏甚至涉及到仁政君德，他向皇帝进劝：在严厉的国法实施中，要存一番深仁宽厚；对百姓要怀一番如父如母的爱护；对国中大小官吏要宽严合度多加体谅等等，颇具中国封建士大夫提倡的仁政王道的意味。 　　汤若望自己也以身作则地在具体事件上对福临施加影响。 　　一天，喜爱游猎的顺治帝突发奇想，要在长城以北组织一次最大规模、如同出征打仗一样的围猎。这消息一传出去，小官吏、兵丁和平民百姓无不悲愤，一时间怨声载道。物价腾贵下生活艰难的人们，无法承受再加一层的皇差的沉重压力了。汤若望于是出城直到南苑，亲自求见皇帝，不绕弯子，直言进谏。福临听从了，游猎之举作罢不说，还向那些清贫的下级官吏和兵丁们发下一批赏银。 　　顺治九年（公元1652年），南方战事失利，北京流行天花，又逢旱灾饥馑，汤若望进言发国帑广施赈恤，于是顺治帝发下四十万两赈恤银。次年六七月间连日暴雨，京城内外积水泛滥，淹没许多贫民房屋。又由汤若望进言，顺治帝下令，政府拨发救灾银，八十万两用于城内，二十四万两用于郊区。 　　当追究敬谨亲王尼堪衡州阵亡之败时，有二百余名八旗将领负有责任，论律当斩。朝中没有一人敢为这二百人恳恩求命。惟有汤若望向皇帝上奏以营救他们。顺治帝本心也想宽大处理的，但他是满洲后辈，不敢轻易改动祖上传下来的严厉的军律军规，有汤若望这样地位崇高的钦天监的天算家出面讲情，可以说代表着天意，他也就放心大胆地赦免了这二百人的死罪。 　　汤若望的这些行动，不断地提高着他在朝廷上下的威望。顺治帝对他的异乎寻常的礼敬和宠信，更增加了他作为客卿的分量。 　　汤若望获得特许：他的所有奏折，在任何时间，无论皇帝在什么地方——宴居的宫室，或母后处，或游猎苑囿中——都可以亲自呈交皇帝之手；皇帝免去汤若望的三跪九叩之礼——这种特殊优待，朝廷里只有特别尊贵而年迈的郑亲王等极少数人才能享有。 　　皇帝赐汤若望号为“通玄教师”，将他的官位由太仆寺卿升太常寺卿，再加官通政使，一直升到正一品，甚至给他的父母和祖先都追封了官爵。 　　最重要的是，皇帝本人对汤若望的信赖、依恋、两人之间的深厚情谊，是任何人都无法达到的。顺治十四年（公元1657年）正月三十日，按中国的算法，是福临的二十岁整生日，这样的万寿节应普天同庆，是朝廷的大节日，要举行大朝会和宫内外的盛宴进行庆贺。过生日的福临竟宣布，他要在汤玛法家过他的寿诞。于是盛大的寿筵与百官的祝贺就在汤若望的住所进行，蔚为奇观，也传为奇谈。 　　人人都知道，对福临而言，汤玛法是无可替代的。那么，在义父、义女、玛法、孙子之间，仅仅是令人感动的脉脉温情吗？大概不是。他们各自的身份地位，也决定了这不可能只是单纯的人与人之间的友谊。 　　就福临母子尤其是皇太后而言，是承继了皇太极以藏传喇嘛教联络和控制蒙藏民族的故智。南明永历朝的太后、皇后、太子及总管太监和许多朝廷大臣，都是天主教徒，永历帝本人的宗教倾向也就可以猜想。大清朝廷优待天主教传教士汤若望，意味着对天主教的承认，是向南明永历朝所做的招抚姿态。至于是否通过汤若望和他的天主教力量，与南明政权私下接触进行劝降，不见史料记载。但为了实现政治目的，此类幕后活动却不是不可能。历来如此，古今同理。在永历朝军事上失败已成定局的顺治十六年（公元1660年）以后，汤若望就被福临母子冷落了，原因之一，恐怕就是从政治作用着眼，玛法已经大大贬值。 　　汤若望依然自我感觉良好。他的所有工作、他的一切努力，最终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使天主教普及到东方，使中国也像欧洲各国一样成为天主教国家。他借助天文历法的渊博学识在朝廷站住了脚；他以完美道德品行和感情获得了福临的心；他努力以自然宗教和道德为基础，将天主教的教义建于其上，企图一步一步、不知不觉地引导皇帝入教。皇帝如果能够成为教徒，那将是把中国、把东方纳入天主教范围的捷径，那也将是汤若望为他的罗马教廷立下的最辉煌的功勋。 　　只有后人才能看清楚，汤若望的成功很短暂，也很有限。 　　满洲信奉的萨满教，是一种崇拜自然神和祖先的原始宗教，因为它崇拜多神，也就决定了它并不保守排它而能接受外来宗教。在努尔哈赤、皇太极时期，萨满教甚至在自己的祭坛上为佛教、道教留下一席神位。所以，当皇太极为了维系蒙、藏而引进喇嘛教时，萨满教也接受了它。 　　福临的生母、嫡母和庶母多是蒙古人，所以清朝入关之初，从宫廷到民间，喇嘛教传布已相当广泛，大喇嘛甚至能列国王仪仗招摇过市。满蒙的传统宗教对顺治帝这个满蒙混血儿不可能没有影响。汤若望坚持不懈地屡次上奏，反对皇帝对他称之为邪教偶像的溺惑心理，反对用大量金钱为喇嘛修庙建塔。他的主张得到朝中汉臣士大夫们的支持，也就触动了具有清醒头脑的孝庄太后和顺治帝。 　　福临身为世界上最大国家的皇帝，自然是各种宗教争夺的最大猎获物，想把他收罗门下作为教徒的，不止汤若望一个。顺治九年（公元1652年），来自雪域西藏的神王达赖喇嘛在三千名喇嘛和三万名蒙古人的护送下，将要到北京来，除了想用神奇的法术感召人们信奉喇嘛教之外，一个最重要的心愿就是收皇帝当他的弟子，他做皇帝的法师。 　　汤若望联合洪承畴、陈之遴等汉大臣，首先以“皇上为天下国家之主，不当往迎喇嘛”为词，制止了顺治帝亲自赴边外迎接达赖的计划；又以“上天垂象，诚宜警惕”的谏劝，降低了接待达赖喇嘛的规格。达赖喇嘛入城式极为盛大，皇帝却并未亲迎，只派了他的哥哥承泽亲王硕塞出城接驾；皇帝本人只在南苑大殿中等候，从宝座上立起，向这位入京觐见的法王伸手一握，表示亲敬，并在右面亲王行列中指给他一个座位。 　　达赖喇嘛在北京受到优厚的待遇和崇高的礼敬，但是这位法王活佛最重要的心愿却落空了。皇帝没有拜师。汤若望在其中起了很大作用。客观地说，天主教与佛教为争夺顺治帝的第一次较量，双方都未能获胜。相对而言，汤若望得势得利稍优。 　　六年后，顺治十五年（公元1658年），佛教第二次与汤若望争夺顺治帝，汤若望却完全失败了。 　　因为这次汤若望的对手不是远来的和尚，而是历千余年，已经与中国本土习俗、儒家学说结合得十分完美的禅宗佛教。 　　因为此时的福临不再是一个好奇单纯的稚子，已经成长为更加自尊、独立的青年君主，经过多年的读书学习、刻苦钻研，他醉心于汉族传统文化，已完全认同了儒家治国平天下的观念。 　　汤若望为什么会失败？以下简单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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