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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三


  民者国之本,治民必简任贤才;治国必亲忠远佞;用人必出于灼见真知;莅政必加以详审刚断;尝罚必得其平;服用必合乎则,毋作奢靡;务图远大,勤学好问,惩忿戒嬉。倘专事佚豫,则大业由兹替矣!凡几务至前,必综理勿倦。

  诚守此言,岂惟福泽及于万世,亦大孝之本也。

  这不仅是母亲对儿子的厚望、皇太后对皇帝的教诲和鼓励,也充分体现了布木布泰的政治家的风貌。其中“务图远大,勤学好问,惩忿戒嬉”几句,当是针对福临弱点的最精准的忠告。

  母亲不惜一切代价,护佑着儿子从清初政坛的惊涛骇浪中奋斗出来,终于把他送上了真正的皇帝的宝座。在后来的时日里,每到关键时刻,母亲还会以政治家的头脑和目光来点拨时复迷惑的儿子,母子间也会为这样那样的事情发生矛盾,但,治国的道路主要靠儿子自己去走了。当然,在大多数情况下,母亲是坚决站在儿子一边的。

  ◇面对危势的转变

  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二月初一日,十三岁的福临在修缮一新的太和殿举行亲政大典,接受诸王群臣朝贺,并颁恩诏大赦天下。他在庆贺典礼中表现出的自尊自信和才能胸襟,给所有的人以深刻印象。参加典礼的朝鲜使臣向他们的国主报告说:“清主年今十四,而坐殿上指挥诸将,旁若无人。”

  福临确实向他的臣下表示出远远超过他年龄的成熟,令他们十分惊异。

  多尔衮专擅朝政,对幼主形成巨大威胁,在朝廷上下不是什么秘密。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福临仇恨摄政王,理所当然地断定皇帝会为摄政王之死兴高采烈并立即采取报复行动。人们低估了小皇上。

  当顺治七年(公元1650年)岁末多尔衮的死讯传到朝廷的时候,顺治帝立刻诏命臣民易服举丧;当多尔衮的柩车回到京师的时候,顺治帝率诸王贝勒文武百官缟服出迎于东直门五里以外,并亲自下跪奠酒三爵,为之大恸;次日下诏赞颂多尔衮的丰功伟绩,不久又追尊多尔衮为义皇帝,庙号成宗。所有这些姿态,无疑对稳定和消除因摄政王骤死而引起的朝政动荡、人心疑虑大有好处。在追尊多尔衮的同时,福临又命亲信大臣大学士刚林等到摄政王府,将多尔衮生前擅自取走的皇帝印信兵符,连同赏功册,全部收回大内贮存。纵然有皇太后的耳提面命,纵然有黄旗亲信大臣的支持,这个十二岁小男孩的聪慧和明敏也颇不寻常。

  直到多尔衮的同胞兄英亲王阿济格夺权图谋被粉碎,英亲王本人削爵籍没下狱幽禁;直到顺治帝借亲政之机大封了一批年轻的亲王、郡王和一批新的议政大臣,有了足够的支持者,站稳了脚跟,福临才以原多尔衮亲信苏克萨哈等人的告发为词,追论了多尔衮的谋逆大罪,削籍夺爵抄家毁坟,剿灭族党,替自己出了一口恶气!

  清除了多尔衮和他的党羽,基本解决了满洲内部的激烈冲突之后;重新掌握上三旗,形成皇权的绝对优势,进而稳定统治阶层和朝廷大局之后,福临就要面对庞大的国家机器,就要亲自来治理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了。摄政王留给他的是什么呢?

  入关之初打着吊民伐罪、仁义之师旗号,因而狂风暴雨般席卷全国的巨大胜利,已成为遥远的过去,统一六合、天下大定的目标还只是一个美丽的梦。顺治亲政的时候,云南、贵州还是南明永历王朝的稳定后方,广东、广西、福建、江西、湖南、陕西、四川等地,还是明、清双方拼死相搏、剧烈争夺的战场。南方的军事形势十分严峻。而北方地区,由于多尔衮实行的民族高压政策,残酷的剃发令、圈地令、投充法、逃人法不断激起汉族人民的激烈反抗,使清朝的统治难以稳定和巩固。

  连年征战,军费浩繁,清政府更陷入了严重的财政危机。顺治亲政后的三月初六日,召户部尚书询问国库情况,结果国库仅存银二十万两,而四月需支各官俸银就得六十万两,逼得福临只好动用内库银两补齐。

  这就是当时的军事、政治、经济形势,用当时人的话说,是一个“民心不足恃、钱粮不足恃、兵力不足恃”的“极敝之势”!

  怎么办?

  福临毕竟是努尔哈赤之孙、皇太极之子,福临的血管里流淌的毕竟是充满勇武精神的游猎民族的血。骑射起家,马上得天下,弓矢定天下,是满民族的骄傲,也是福临的骄傲。祖辈父辈的开拓进取在前,年轻气盛的他不会退缩,也不能退缩。福临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不因人废事。他尽管仇恨多尔衮,但对多尔衮制定的各种政策,却并不像对他本人那样彻底打倒。凡是福临认同的,如以汉治汉、整顿吏治、开科取士等,全都保留了。凭着民族的尚武精神,凭着对骠悍善战、凌厉无前的八旗将士的信心,福临也接受了多尔衮实行的勤兵黩武政策,在全国各条战线上继续维持强大的军事压力。

  摆在最前线的,是久经沙场的四汉王的兵马。他们是定南王孔有德、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仲明。

  跟汉王们并肩作战,或者做他们后盾并在实际上负有监视他们职责的,是满洲八旗军,最要害的战场还得交给最亲信的满洲亲贵率领的军队。

  统领各个战场和各路兵力的奉命大将军,必定是皇室宗亲中那些能征善战的名王。

  只是,当年随着努尔哈赤、皇太极在腥风血雨中征战多年的老一辈开国名将,到顺治亲政的时候大多谢世。

  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饶余亲王阿巴泰病死,时年五十八岁;

  顺治五年(公元1648年),德高望重的礼亲王代善病死,时年六十六岁;

  同年,功勋卓著的肃亲王豪格冤死狱中,时年四十岁;

  顺治六年,平定江南、智勇双全的豫亲王多铎病死,时年三十六岁;

  顺治七年,专擅朝政、炙手可热的摄政王多尔衮病死,时年三十九岁;

  顺治八年,消灭李自成有大功的英亲王阿济格因密谋作乱罪赐死,时年四十六岁。

  顺治帝的父辈伯叔中最有威望和最勇武的诸王消殒殆尽,至此只剩下了郑亲王济尔哈朗。但郑亲王是辅政叔王,不能轻易离朝,况且他年老体衰,已难以承担出征作战的任务了。

  好在长期的战争的磨炼,皇室中又成长起新的一代战将,都是顺治帝的堂兄和堂侄。他们中许多人,如巽亲王满达海,敬谨亲王尼堪,端重亲王博洛等,在顺治亲政之初,随同郑亲王济尔哈朗一起,合词奏请严惩有谋逆大罪的摄政王多尔衮,给少年皇帝以极大的支持。另外,还有谦郡王瓦克达,信郡王多尼,承泽亲王硕塞,安郡王岳乐、顺承郡王勒克德浑,简郡王济度,康郡王杰书等人,都有过出色的战功,都是顺治亲政初实行武力征服所依靠的主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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