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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母亲织的布,密、光,白的像一张纸,花的像画一样艳,街坊四邻看见了,没有一个不夸的。布落了机,就拿到集市去卖,每集都能买回来米呀,面呀,盐呀,醋呀,竟还给我们兄妹买了东西:妹妹是一人一面小圆镜;我和弟弟是一支钢笔,说以后还要再买些书,让我们好好自学些文化。

  我照例还去砍柴。没想有一次砍了漆树,竟中了毒,满脸满身上长出红疹子,又肿起来,眼睛都几乎看不见了。不几天,弟弟妹妹和母亲也中毒,脸都肿得发亮。听人说,用韭菜水洗能治好,母亲就到处找韭菜,熬了水一天三次给我们洗。可她,还是照样纺线,照样织布,当织完一个布下来,她眼睛快肿成一个烂桃儿样了。我拿了这布去卖,没想,那集上来了民兵小分队,说是要刹资本主义妖风,就开始包围了集市检查。集市炸了,人们没命地惊跑,我抱了布慌慌张张跑进一个巷去,那巷却是条死巷,就叫小分队将布收走了。我哭着回来,又不敢回家,只坐在村口哭。母亲知道了,把我拉了回去,弟弟妹妹在家里也哭作一团,眼看太阳压山了,中午饭也没心思去做。母亲让弟弟做,弟弟说他不饿,让我去做,我说肚子发鼓胀,母亲叹了一口气,自己去舀水起火,但很快又从厨房出来,端了一盆韭菜水放在我们面前,说:

  “不许哭!都洗洗脸!”

  我们都止了哭,洗了脸。

  母亲就拉了我们向镇子上走去,一直走到镇中一家饭馆里,让我们坐了,买了五碗米饭,一盘大肉,一盘豆腐,一盘粉条,说:

  “吃吧,孩子,这饭可香哩!”

  我们都不吃,她就先吃起来,大口大口地,吃得很香;我们也就都吃起来,但觉得并不香。母亲问:

  “香吗?”

  弟弟摇摇头,我赶忙递过一个眼色,于是我们都齐声说:

  “好香。”

  吃罢饭,母亲说她到民兵小分队部去一趟,让我把弟弟妹妹领回去,再好好洗洗韭菜水。这一夜,她便没有回来,我们都提心吊胆的。第二天一早,她回来了,满脸的高兴,说她把布要回来了,可走到半路,就又出售,接着就手揣在怀里,说:

  “你猜,我给你买了什么?”

  “烧饼!”我说。

  “再猜。”她笑着说。

  “帽子!”我想这一下一定猜对了。

  母亲还是摇摇头,突然一亮手,原来是一本语文课本。她喜欢地说:

  “孩子,日子能过得去了,就要把学习捡起来,要不爸爸回来了,看见一个校长的儿子是文盲,他会怎么个伤心呢?”

  我说:

  “学那有什么用场?!”

  她生气了:

  “再不准你说这没出息的话!文化还有瞎的地方?”

  我问起布是怎么还来的,她只笑笑,说句“我要的”,就罢了。后来我才打听到,原来母亲去要布时,人家百般训斥,拿难听的话骂她,她只是不走,人家就下令:要取回布,必须把分队部门前的一条排水沟挖通。她咬了咬牙,整整在那里挖了一夜……可她,我的好母亲,至今没有给我们说过这一段辛酸事儿。

  有了笔,又有了书,一抽空,我就狠命地学习起来。每天晚上了,我要是看书,母亲就纺着线陪我;她要是纺线,我就看着书陪她。这样,分两处点油灯,煤油用得很费,母亲就把纺车搬到我的房间来纺,可那纺车“嗡儿,嗡儿”地响,她怕影响我,就又把纺车搬到院里的月光下去纺了。每当我看书看得身疲意懒,就走出门来,站在台阶上看母亲纺线,那“嗡儿,嗡儿”的响声,立刻给我浑身一震,脑子也就清醒多了,返身又去看书。

  几乎就从那时起,我便坚持自学,读完了初中课程,又读完了高中课程,还将楼上爸爸的那几大包书也读了一半。“四人帮”一粉碎,爸爸“解放”回来了,那时他的问题才着手平反,我就报考了大学,竟被录取了。从此,我就带着母亲为我做的那套土布印花被子,来到了大城市,开始了新的生活,几年间,再没有见到我的母亲。后来,父亲给我来了信,信上说:

  “我的问题彻底落实了,组织上给平了反,恢复了职务,又补发了二千元工资。但你母亲要求我将一千元交了党费,另一千元买了一担粮食,给救济过咱家的街坊四邻每家十元,剩下的五百元,全借给生产队买了一台粉碎机。她身体似乎比以前还好,只是眼睛渐渐不济了,但每天每晚还要织布、纺线……”

  读着父亲的信,我脑子里就又响起那“嗡儿、嗡儿”的声音了。啊,母亲,你还是坐在那院中的月光底下,摇着那辆纺车吗?那榆树梢上的月亮该是满圆了吧?那无穷无尽的棉线,又抽出了你多少幸福的心绪啊,那辆纺车又陪伴着你会唱出什么新的生活之歌呢?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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