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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名字？ 　　刘高兴。 　　身份证上是刘哈娃咋成了刘高兴？ 　　我改名了，现在他们只叫我刘高兴。 　　还高兴……刘哈娃！ 　　同志，你得叫我刘高兴。 　　刘高兴！ 　　在。 　　你知道为啥铐你？ 　　是因这死鬼吗？ 　　交代你的事！ 　　我不该把五富背了来坐火车。 　　知道不该背为啥要背？ 　　他得回家呀。 　　家在哪儿？ 　　商州的清风镇。 　　我问你！ 　　就这儿。 　　咹？ 　　西安么。 　　西安？！ 　　我应该在西安。 　　你老实点！ 　　老实着呀。 　　那怎么是应该？ 　　真的是应该，同志，因为…… 　　这是2000年10月13日，在西安火车站广场东区的栅栏外，警察给我做笔录。天上一直在刮风，广场外的那些法国梧桐、银杏和楸树叶子悠悠忽忽往下落，到处是红的黄的，颜色鲜亮。 　　我永远要后悔的不是那瓶太白酒，是白公鸡。以清风镇的讲究，人在外边死了，魂是会迷失回故乡的路，必须要在死尸上缚一只白公鸡。白公鸡原本要为五富护魂引道的，但白公鸡却成了祸害。白公鸡有两斤半，最多两斤半，卖鸡的婆娘硬说是三斤，我就生气了。胡说，啥货我掂不来！我说：你知道我是干啥的吗？我当然没说出我是干啥的，这婆娘还只顾嚷嚷：复秤复秤，可以复秤呀！警察就碎步走了过来。 　　警察是要制止争吵的，但他发现了用绳子捆成的被褥卷儿。这是啥，警棍在戳。石热闹的脸一下子像是土布袋摔过一样，全灰了。这狗日的说什么不成，偏说是捆了一扇猪肉，警察说：猪肉？用被褥裹猪肉？！警棍还在戳，被褥卷儿就绽了一角，石热闹一丢酒瓶子撒腿便跑。这孬种，暴露了真相，警察立即像老虎一样扑倒了我，把我的一只手铐在了旗杆上。 　　能不能铐左手？我给警察笑，因为右臂在挖地沟时拉伤过肌腱。这回是警棍戳着了我的裆，男人的裆一戳就麻了，他说：严肃点！我严肃了。 　　我的眼睛发黏，好像一下子生出许多眼屎，看东西都有些模糊。但我没有惊慌失措。要稳住。警察的钢笔似乎下水不利，不停地甩，那额头上的一片小疙瘩就全红了。我伸了脚去踩飘过来的法国梧桐叶子，没有踩着。小伙子生这么多的青春痘我从来没见过，一定是未婚，没骟过的羊冲得很！ 　　咔嚓，有人在拍照了。 　　我最讨厌的是那个记者，装嫩呀，三十多了还梳个齐溜溜！她拍照的时候我根本没注意，等拢了拢头发，把衣领扯平，还摆了个侧面让她再照，但第二天的报纸上刊登出来的，仍然是我半拱着腰在接受笔录的样子，而我的面前是一个用绳子捆扎的印花被卷儿，五富的脚没有裹严，露出那只塞着棉花的黄胶鞋。把他的，这张照片和身份证上的照片一样么！身份证上的照片要求正面照，要照出耳朵，没有谁照出来不像个罪犯的，可我的鼻子高，嘴角有棱，她偏不侧着照，这×女子！ 　　那不是我，不是，绝对不是。 　　五富的尸体在运往殡仪馆后，我被释放了，但我必须要在火车站广场上等候五富的老婆赶来处理五富的后事，而广场上许多人是看过了报纸，指着我说：瞧，背尸要坐火车的就是他！他们叫着刘哈娃，我不理睬。再叫：商州炒面客！我们商州地区苦焦，春季里青黄不接主要吃柿子拌稻皮子的那种炒面。叫我们是炒面客那是作践我们哩，我当然更是不理睬。我是要想想问题了，于是我想：五富的尸体被运往殡仪馆了，五富的魂肯定还在这个广场上，在广场的那一排路灯杆上呢，还是在那一辆推过来的装满了烧鸡、熟鸭蛋、面包和矿泉水瓶的叫卖货车上？我在那个时候腰又发酸发困，手便撑在了后腰上，就再想：汽车的好与坏在于发动机而不在乎外形吧，肾是不是人的根本呢，我这一身皮肉是清风镇的，是刘哈娃，可我一只肾早卖给了西安，那我当然要算是西安人。是西安人！我很得意自己的想法了，因此有了那么一点儿的孤，也有了那么一点儿的傲，挺直了脖子，大方地踱步子，一步一个声响。那声响在示威：我不是刘哈娃，我也不是商州炒面客，我是西安的刘高兴，刘——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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