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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一


  母亲的信摆在桌子上,他给母亲写信的密度,又回到每星期至少两封长信。详细讲一切,像请母亲看他的日记一样。这次北京之行,事情发生得又急又密,在北京写信时间不多,没有可能把所有的细节全讲。现在讲,倒是一个回头看一下的机会。但是,他发现,以前他与母亲亲密无间,没有禁忌,现在却有很多不便讲的事情了。

  母亲若收到闵送的那些中国最漂亮的丝缎,一定会惊喜,一定会让丝缎挂满她的画室,高高垂落下来,不停地对朋友客人说,瞧,这是裘利安从中国寄来的,瞧,来摸摸这平滑舒适,这些东方奇异艺术品,就够让整个布鲁姆斯勃里记住他了。他很希望闵喜欢母亲,更希望母亲喜欢闵。

  他走到窗前,关上窗子,可是没隔两分钟,他便推开了一点窗,让风吹拂他的身体。能看到的视野里没有闵,这种既想见到她,又怕见到她的心情,糟透了。她一回来,他们不可能像寒假前那样无邪地相处,也不可能像在北京那样自由。而且,由此,就无法不讨论他们一直不讨论的事——把关系正式化:离婚,结婚。而在这之前,就得明确表示专一的爱情。

  仅剩下的另一个方案是,从此不理睬这个女人,而这几乎是不能想象的事。

  第一批矢车菊冒出了头。山上的水仙都开了,这种英国到处都可见到的花,通常种得整整齐齐,在这里却只在水塘边小溪畔。

  裘利安突然对闵的分开走,明白她的安排可能另有想法:闵可能因为北京新月社朋友一大堆,不可能不见,就推迟了时间。尤其是中国的新年,她不能不摆出清白,进行社交。他感到自己受了冷落,又在生病,于是给母亲写的信中吐着怨气:“放心,不会结婚,结婚将是大灾难。”母亲读信会站在他一边,母亲总是担心他多情而糊涂,最后做错决定。写了这句话,他感到又有了自由。他能够平心静气地想念闵了。就算是她不在意我,我在意她,也没有什么不妥的?裘利安自嘲地笑了,他哪像以前那个自己:冷酷,无心肝!

  信寄出第二天,他收到母亲一封信。不是对他的男女之事有所评论——她总是很高兴他能享受人生。而是一件他几乎忘却了的事——他的书稿。

  他评罗杰·弗赖思想的美学论文,与C·台·路易士论辩的“无产阶级与诗”,与福斯特讨论的“战争与和平”,通过母亲转给伍尔芙夫妇,想在他们开的荷加斯出版社出版,弗吉妮娅阿姨拒绝了。在电话里母亲朝阿姨发了脾气,来信中只是安慰了他几句。但是他怀疑是弗吉妮娅又在与母亲闹别扭。

  房子连着一个大花园,父亲克莱夫在喊什么,大约在问咖啡壶在何处?弗吉妮娅阿姨则在房子里写什么;母亲心不在焉地在花丛中沉思,被叫喊声弄得抬起头来;母亲的男友邓肯则晕头转向地溜达,身上这儿打个结,那儿扎个带。这种和谐恐怕再难有了。

  猜想又是阿姨的小说《奥兰多》里那个原型维塔·萨克维尔-韦斯特。阿姨会疯狂地爱上女人,心里却在嫉妒母亲,最吃酸的是母亲为他这个儿子骄傲的神色。这两个有名的布鲁姆斯勃里女性,对外是最完美的姐妹关系,但依然逃不了最简单的人与人之间免不了的纠葛。

  他现在明白,虽然他在中国当堂堂皇皇的教授,实际上没有明确的专业。他想兼任第二代布鲁姆斯勃里诗人和政论家。两年前,他的诗集《冬之动》出版后,受到朋友和家人不少鼓励,弗吉妮娅阿姨还写了两封长信仔细推敲评论,但是报刊回响很少。

  在欧洲思想界风潮推动下,他对很多问题——美学,政治,文学与政治都很关心,转向评论。他的几篇长文都以长辈为论战对象,他的父辈很年轻时,比他还年轻时,就是绝对狂傲包揽天下的,一写就是大题目:莫尔《伦理学原理》,列奥纳德姨夫的《社会主义与合作运动》,父亲的《文明论》,凯恩斯的《货币论》,福斯特的“演讲”《小说面面观》,都是垄断一个学科的伞状巨著。这个压力使他坐立不安。竟然这些人并不想赏识他们集团的子辈的挑战。

  好吧,他想,你们英国老牌自由主义者,终将被取而代之,你们敢为自由主义而同性恋,或反战。我们新的自由主义者敢尝试,甚至学会东方房中术,敢为理想主义而到东方打仗,咱们走着瞧!

  但是,这桩被他最亲密的家人退稿的事,依然刺痛了他的自尊心。发狠之余,他开始怀疑自己能否成为一个布鲁姆斯勃里的人物,难道他没有父辈的智慧?还是时代不再需要这种知识分子?或许,他想,我还是应当好好写诗。他相信他的现有诗作,某些应当能够传世。

  这个早春,裘利安已经二十八岁。他刚享受了人生最大的福气,使他回味不止;但是与这个中国女人的关系,当他不得不正视时,却越想越复杂;而此时又不得不考虑自己的一生事业,更觉得彷徨不知所措。

  有可能,他只是不习惯这么想念一个女人,由爱生怨,反而变成了这样那样的不满。凉风一吹,他打了一个喷嚏。身体变得娇气?生病就更虚弱。他楼上楼下转悠着,像个被惊动的鬼魂。转悠累了,斜躺在床上。

  忽然,他感觉闵的气息在他的房子里了,他一下从床上跳了起来,正是傍晚太阳刚下山,还未上灯时分。裘利安想,幸亏今天他感觉好一点了,没躺在床上。他听得见闵轻巧的脚步声,一步一步上楼。

  闵是听说他生病,送药来了。见裘利安衣衫不整,头发乱蓬蓬地站在卧室门口,就当着仆人的面请他快回床上去。她还带来一张从北京朋友那儿找来的唱片《阳关三叠》。她说,“睡下听吧。”他只得乖乖地睡到床上,盖得严严的,看着闵在房子里忙东忙西,走来走去,他突然觉得,这真像一个家,一个他自己的温暖的家。他让闵放唱片,她就把片子从纸壳里取出,放到盘上放起来。

  听着听着,他就睡着了。从北京回来后,第一次睡得这么好,也不知闵什么时候离开的?

  第二天,裘利安很晚才醒来,太阳升过屋顶。闵不知什么时候来的,做好了汤、稀饭、菜,都是除了油腻,对感冒有效,讲究营养的。她就像对待家里亲人一样,关心仔细,但保持距离。仆人上上下下随她差使,他们非常听这个系主任夫人的话,她的举止十分自然。她专心致志,也不关心其他事,甚至一句不提北京的事,也没一句亲热的话,她是真在意他的身体健康。

  裘利安有点埋怨地看着她。闵好像看出他在想什么,说:“中国人说,病来如山崩,病走像茧抽出生丝。”

  她莫非是在讽刺我?不过不同文化总会从话里听出不同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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