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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八

他们约好了第二天再来办公室，因为第二天正好是周日休息。他知道人事部门看档案必须有两个人签字表示在场，不过乱局之时，不上规矩之事太多。 　　第二天一早他就到了办公室。那位老同志已在那儿等着他，两人一起在盖满灰尘的几大间柜子里翻找，最后找出了柳璀父亲所有的案卷，一共五大包。老同志说，“全在这里了，你是想看一眼，还是不想看一眼？” 　　他想了想说，“看一眼目录吧，回北京万一父亲问起，也好有个交代。内容就不必看了。” 　　那档案里大都是文革时期的材料，有柳璀的父亲自己写的检查，每份都是几千字，有的上万字厚，其他大都是别人揭发他的各种“罪行”，不知为什么他有那么多仇人。四川的干部分派，文革中往死里整人，李路生以前听说了，这次才体会到。文革前那些在柳璀的父亲手下工作的人，认为他装老实得宠，这时变成了一派的结合对象，所以什么法都用得出来，最后想出绝招。李路生说有一份材料他却仔细看了，因为揭发者竟然是柳璀的母亲。 　　“不用你说了，”柳璀打断李路生，她激动地站起来说，“你是说我父亲自杀，是由于我母亲‘揭发’！” 　　他不高兴了，说，“我没有说这话。你也太自以为聪明了。这种刑事结论我怎么能下？况且文革压力下，做违心的事，多得很，北京那个大作家自杀，不就是因为家属揭发。我当然无法判断你母亲说的，哪些是逼出来的，哪些是她自己的怨气，我只是说，当干部的人，一旦后院起火，最无法忍受。” 　　柳璀想起母亲肚子上那道大蜈蚣的伤疤，想起母亲告诉她往事时那种奇怪的神态，不禁心里发抖。母亲莫非心里真恨父亲，因为父亲当时只要孩子，不要她的命？生出柳璀后，母亲对父亲的情便了断？ 　　她仿佛看见那江中的一只船，母亲躺在船舱里，绝望看着父亲的眼睛。“不，”她心里痛苦地叫道，“别这么说，我受不了。”但是她只是看着李路生，慢慢地说，“你是要我向你保证我的忠诚，不会‘后院起火’？那么你的忠诚呢？”她伤心地说，“那么你的忠诚呢？” 　　“别这么不信任我。”李路生说。“我早说过了，有你这样洁身自好的妻子，我才能清廉为官。” 　　这个丈夫又来这一套装傻了，柳璀领教够了，她不想再追下去。她只关心那个自己有过的家。“你还有什么没有说的，请告诉我。”柳璀说，“我不希望以后再有一个什么时候，你再抖出我父母的‘秘密’。” 　　“没有了，绝对没有。” 　　“那么你一定知道当时他如何自杀的？”柳璀问。 　　“说了你别难过。”李路生回忆道，“你父亲被打得半死不活，人家以为他不能动了，看得松一些，结果他从地上爬起来，从十二层的楼上跳下去。我在档案里看到医院的死亡证明，还有一张照片！作为证据附在里面。” 　　柳璀泪水流了下来，她伸手一下子抹去。父亲跳楼，现在她不用想象，就能看见那惨状，脑袋裂开，眼球蹦裂，一滩血混着白白的脑浆，她的手指和四肢都发麻了，忍不住颤抖，虽然她有预感，却一直都不敢想象这惨状。 　　关于父亲的死，母亲没有完全说实话。这么多年，谁也不愿意告诉她，甚至她自己也不愿意打听清楚。李路生这次翻牌，也不是为了她，而是为了他自己。他希望保住这婚姻，在他政治生涯转折点不要出事，柳璀应当以他的大局考虑。 　　她应该原谅他才是，原谅并且忘记。可是她无法做到。江上有夜轮行驶，不过那鸣叫很低沉，全被挡在厚厚的窗帘外了。 　　那火车在高声鸣笛，车厢里全是和她差不多年龄的人，他们急着去北京朝圣，在火车向前滑行时，她终于挤上去了，蜷缩在过道里，坐了两天三夜到北京。这是她生平第一次到北京，费了好些周折，她找到了李伯伯家，一个独家院子，全副武装的警卫不让她进，说是李伯伯不在家，不能让任何陌生人进。她拿出父亲的信给警卫看，警卫不看，也不进去通报，文革期间，“上访”的人太多。 　　她又饿又累，便坐在院门前的石梯上，渐渐浑身发烫，头非常痛。她的身体软得躺倒下来，她想她可能会成为可怜的鬼，死在他乡，无人理睬，无人在意。幸运的是李伯伯喜欢她，幸亏军队内部斗得不凶，她在这个家里存在下来，她常常背着人独自落泪，心里牵挂父亲。李伯母当着一家人的面，说过柳璀，怎么看不到这女孩子脸上的笑容？ 　　她在这一刻，清楚地看见了她的十六岁！寄人篱下，她从不这么形容那段岁月，直到这个夜晚，她才明白李路生也是把她当作被保护人，一直是示恩于她而已。实际上无人真正关心过她，那些在她生活中穿过的人，谁也没有花功夫走入过她的心灵。从那时起，她内心的痛苦，就一直被她自己小心掩埋起来――那种孤独，那种永远无法解脱的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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