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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印度姑娘说,她上次回德里看父母,遇上了阿难的演出,这个容纳五六百观众的地方,

  两个月前的那个晚上起码有上千人,很多人买不到票就在外边听广播。

  这么说,他很受欢迎?我吃惊地问。

  她说,那还用说,他人还未到,人们就知道他,他唱的是佛陀那儿的声音,我们听得懂。她是一个护士,在加尔各答德瑞莎修女创立的仁爱传道会下属的济贫者医院。邀请阿难的亚洲艺术节,也是由仁爱传道会组织的,有来自日本土耳其香港等地的音乐家义演,她错过了加尔各答的演出,却赶上了在德里的这次。

  她说阿难在加尔各答总穿一身黑,脸冰冷而神秘,调低迷,传达给你心灵深处的呐喊,用一种刻骨铭心的平和声调在问:你的信仰是什么?在德里阿难却是一身白,神情温柔而纯洁,像天使,说话似的自然,几乎不是演唱,而是心贴着心地触动你,呢喃自语:我的眼睛告诉你,这就是爱。

  歌未听完,她就哭了。

  我的眼睛告诉你,这就是爱。生不如死,如果没有你,如果没有你,我心被灭掉,再也燃烧不起来。仿佛苏菲在朗读他的歌词,我一眨眼,回过神来,听这个脸上有酒窝的姑娘说,她那天请求音响控制的乐师录了一盘带子,就在她的随身听里。她说着话,便从包里拿出小录音机,取出一盒磁带给我。“你可以仔细听听,效果不能传真,但已是很不错了。”在德里,在这么一个晚上,听到一个异国女子说阿难的歌,我真感到一阵晕眩,好久了,也没有这感觉。我急切地握住她的手,“那你知道他现在在哪里演出,我在找他。”

  “你是他朋友?”

  我点点头。这有点勉强,但也不是撒谎,苏菲的朋友,也就是我的朋友。难道不是吗?多年来苏菲因此一直嘲笑我,她曾经好几次说有机会介绍我认识阿难,而我笑笑,没有表现激动。她说我目的只有一个:我很骄傲,而且心怀鬼胎。我不知道她说得对不对,我想认识他,但又不想认识他:不想通过一般的方式认识。现在想来也太奇怪了,避开骄傲,莫非我真的对他是另有所图?

  而我一直等待的就是在这样异国与他认识?或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才肯与他认识。可这是帮苏菲的忙呀,我得有借口,苏菲将这借口递给我,为什么她一直主动要介绍他给我?这次甚至用尽诡计,硬是逼着我做她雇的私家侦探,她为什么自己不能来?这么一想,我找到阿难线索的兴奋,立刻转为平静了。

  “可惜阿难在德里是唯一一次演出,他该回去了。”那姑娘若有所思地说。

  “回哪儿去?不会吧。”我紧抓住这个希望不放,甚至想诱导出一个结果:“我听好多人说,他还在印度。”

  她想想,然后说,“可能你是对的,也许他会去天堂之门,哦,就是婆罗尼斯。不过,也不一定,听说斯里兰卡那里邀请了他。”她话头一转:“既然你是他的朋友,你若到加尔各答来,一定要到我家里做客,真心欢迎你住在我家里,你是阿难的朋友,就是我尊贵的客人。”她说着就掏出笔直接在我手上写地址电话。

  卫生间里听得见下半场表演开始了,我们才出来,重新坐到自己的座位。

  我无法再听下去,不到演出结束,我就赶紧回到帝国旅馆。电梯徐徐载我到五层,急急地走在过道里,铺了宝蓝的花鸟地毯,脚踩在上面,小心而急促。进房间后我来不及洗手,就把印度姑娘的磁带放进录音机。在瓦器上歇足,在清水中灌氧。看一朵桃花盛开,雪水徐徐流入千山外的河流。这是阿难,不错,依然是那雄厚低沉的嗓音,但唱法与重金属完全不同,是一种带有南方风格的念板,几乎有点像佛教音乐,格调舒缓,曲调若有似无。与崔健激越的北方腔正成对比。阿难真正走出了模仿,他是东方的列奥纳德·柯恩。

  风格转向后的阿难。可惜,如一切大艺术家一样,不再有轰动的狂迷追逐。听得出来是他自己作曲,起码词全是他自己写的,晦暗不明,诗性太重,不太像歌词。

  将他的新歌反转重听,好像置身于西藏或尼泊尔,那寺院的喇叭和梵呗远远传来,大地沉寂,冰雪辉映,马群走上无人山,我想起来好多逝去的往事和逝去的人,那种曾经唱他歌的感觉又出现了:双手伸出来,脚尖微微踮起,闭上眼睛,身体随意地倾斜,舌头轻轻挨上牙,吸一口气,自信地发出声音。

  赶上夜行火车,我不会回头

  因为这就是通向地狱之路

  我不会在乎,因为夜尚年轻

  那年代,那些与我一起欣赏过真正阿难音乐的人,那真正跨向成熟的壮美,如协和飞机一样宏伟而轰然起飞的优雅,都令我怀念。那时我青春焕发,风吹过我的头发,都会带着一股清新的芳香,蝴蝶飞绕在身前身后。那时每天参加这个集会那个集会,不然就搭上汽车或爬上火车,江南江北无限河山都在我孤独的路上。那时一天只睡四五个小时,在任何环境都可以写诗写日记写小说,每天要写几千字。

  记得有几个星期我都在小录音机里听他的同一支歌,没有换过,写着一个中篇小说。一般情况下我都会有卡住的时候,可写这个中篇,我一路写到尾,非常顺手。读过那篇小说的人对我说,你的小说太沉重,你的小说里的人都围着一个轮子转圈,找不到出口。哎呀,小说不能这么写,人无缘无故的分开,没有那样的无可挽回的爱情!也没有那样的病态,不正常,非要头朝下吊着与自己过不去。对那些议论,我不置可否,但那些人都说对了一点,就是情调低徊,忧怨悲恨。那就是阿难音乐。这是我写作的秘密,我要瓦格纳式的宏大,就听“帕西法尔”,我想学拉赫马尼索夫的优雅,就听“巴格尼尼十八变奏”。

  有一天我在阿难的歌声中写作。一个有霜的拂晓,春水已经淹到门外,城里所有的河流挤满船,他们准备逃离,我看见一个人的大衣挂破,在冷风中伫立,水漫过这人的鞋子,膝盖,大腿,水盖住他的身体。这人就是我的邻居,因为同性恋被判了长期徒刑,他跳了江,死了。那几页跳动的方块字,有朝阳的静谧沉着。

  听什么类型的音乐,跟我们的内心有关。

  从此以后,我不再和人谈论阿难的音乐,冥冥中感到他的平和实际上非常危险。直到遇到苏菲之后,才心静地说阿难。苏菲是个例外,她的衣服永远有茉莉幽幽的香气。她姓管,中文名字叫书剑,在香港没有太多的框框条条约束人,反而比国内的同行能沟通。

  我总是拒绝承认作家受外界环境影响,这不是真实情况,至少我必须坦白有几篇我认为不是太差的小说,是受阿难音乐影响。以至于我的语言也义无反顾地去掉高贵、优美和伪博学的生涩,追求简洁、明了、有张力弹性。同行的玩文字,大家一起玩得拐弯抹角,令人生厌。阿难的音乐算得上我艰难的写作生涯里难得的灵感,无形中给我铺了一条结实的轨道,不管失败到何种地步,我都不会屈服。虽然这些年没有新的录音,听得少了,可是隔一段时间总要翻出来,尤其在清晨醒来和晚上临睡时刻,万籁俱静,听他的歌声,如最亲的人坐在身边娓娓道来,多少年了,感觉依然浓烈。

  我很少把他的音乐介绍给朋友和同行,当别人提及,我点头而已。只有和苏菲交谈时,我努力找出能点中要害的三言两语,这才发现把音乐感受说清楚,本不是容易的事。说实话,我还是想从她那里听到一些关于阿难的事,毕竟以前我和他的音乐有那样一段缘,可她好像也在努力找词,似乎语言用来说人是笨拙的工具。

  磁带正好到头,阿难的歌声消失。好吧,我想,亲爱的苏菲,该是我们俩说清楚的时候了。

  我打开手提电脑,插上电话线,直接上网,奔约定的聊天室里,找苏菲。这儿与香港时差两个半小时,她那里应该不到十点,还不晚,否则她会骂我。如我预料的,苏菲已经先我而到网上了,她说她一直在等我,“在哪里鬼混?还不露出漂亮的脸蛋来!”

  “奴婢在此!”

  她问,“找到阿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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