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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我收集过阿难的音乐，原带录制的质量就不好，借来翻录， 　　质量就更差，但是他的重金属听起来使人心浮气躁，只是因为人人都说胆大，我不听就跟不上时髦话题。好几次他的音乐会不是由于我去不了，就是这音乐会突然取消了。 　　第一次有机会听到阿难的演唱会是在1986年春天，在北京体育馆，好不容易弄到一张票，正点去，体育馆早已人山人海，哪里挤得进，只好和所有到迟了的人一样站在后排座位上。我没有带望远镜，远远看到阿难长发披肩，手抱吉他，静静地坐在那里，一柱光打在他身上。而伴奏乐队更在半暗中，几乎看不见人。他不像崔健那样穿绿军服，而是与普通大学生一样的装束，不修边幅地卷着袖子，脚上一双圆口黑布鞋。 　　他的声音相当低沉，而笑容比较腼腆。当时观众一说摇滚就情绪如火。等灯光突然聚亮，乐器爆响，全场的呼喊海啸般潮涌起来。还没有唱第二支歌，就有女孩子拥上台去献鲜花，有的送手绢，送飞吻，不仅是掌声，全场一起唱，用手用脚打着拍子，站在位子上跳，比看足球还疯狂。 　　但是我感到奇怪，因为阿难的风格已经转向低吟慢唱。依然听得出摇滚的底子，却完全没有煽动的节奏。也许观众没有听懂，也不需要听懂，不过是借机起哄而已。没有到结束，警察就来了，体育馆里里外外都是，说是人太多，空气不好，已有人晕倒，为了安全起见，得让观众离开。 　　观众不肯，但麦克风突然不响了，当然没法演出，观众被警察引导着离开。我一直想有个自己认识阿难的机会，也被泡了汤。台上阿难及乐队在收拾乐器，警察不让任何人靠近，为了保证他的安全，倒也不假。观众们聚集在体育馆马路上，等着阿难，天下起雨，观众还是等着，但不知为什么没有等到。 　　那是我看过的阿难唯一的一次演出，此后，他就从人们的视野里消失。 　　我就是在这个时候转录到第二个盘子《烟花雨印象》，的确完全不一样了。“学习”得真不错，“自我”也出来了。如果说东方人可以有自己的摇滚，我认为阿难走出了一条路子。沿着这条路，阿难甚至可以给西方人一点新的启示。但是，他就在这个时候中止了歌手生涯。就像那天的音乐会，没有几个人理解中国摇滚史上的阿难。 　　苏菲1995年秋天认识我时，证实了阿难的确自那以后没有在国内公开演出过，只是偶尔在朋友开的酒吧和饭店演唱过。国内只知道重金属式的“自我学习”的主唱歌手阿难消失，他们并不奇怪，因为“唐朝”、“黑豹”里的人物也一个个消失，人们已经习惯：歌手不失踪让谁失踪？ 　　我背对广告走了几步，活动一下，看看四周，生活每天每刻都在变化。有变化是幸运的，就像这家店里的鱼缸：两条小小的鱼孵出一大片鱼苗，水一动，像树叶一样翻转身，渴望游向远方。我看对面路上，又一个吹笛人出现，少年的眼睛黑又亮，头发卷曲。两个吹笛人共吹一支曲子，悠缓，有点哀伤。怎么和阿难的歌有些接近，糟糕，怎么一切都在提示这个人的存在。难道我也得像苏菲一样疯狂不成？ 　　工艺小店门前，大都是游客。我到街上找人询问音乐会的事，一个人回答不了，拉来另一个，个个都热心，个个都尽心尽力，不说清楚，都不离开。所以我身边围了五个人，英文夹着不知道是印地语还是孟加拉语，而且互相激烈争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吵吵闹闹，就耐心地听，最后他们总算在一个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广告上写的演出地点在什么地方。 　　我抄写在本子上，大家都点头证实没有错，还帮我招了电动三轮车。没一会，司机把我带到演出地点。看来是个舞场，布置却很印度色彩。要晚上七点才开张，此刻正是清场整理时间。 　　老板被叫来，瘦瘦的高个子。我讲了有个中国音乐家在这儿演出过，两月前了。“知道他在哪里吗？他叫Ananda。”接着我描绘了阿难的年龄和长相。 　　“是有这么一个人，但不知道是不是你要打听的那个？”老板想了想说。 　　“唱得怎么样？听懂了吗？”我好奇地问。 　　“唱的是英文，但是他的歌我们不懂。只演了一晚上。那人差点跟乐队吵起来。两边配合不了，乐队是临时拉起来的班子，两边的节奏合不上。嘘声太多，很失败。不明白那人怎么要来演唱，他是你什么人？” 　　我不说话，阿难的失败，无管怎样情形，我都不乐意听。 　　“那是你爱人吧，小伙子很俏呀。”老板拿我开心。 　　我只好说，“或许是吧，请你回忆一下，这个中国歌手住什么旅馆，之后去什么地方演出？” 　　“这个我可不知道。” 　　“请帮忙。” 　　“你刚才说是中国人？哦，不对，他像个伊朗人，塔吉克人，总之不会是中国人，我们这儿从来没有中国人演唱，听众也从来没有中国人，你这样的旅客一年也来不了几个。所以你是我们今夜的贵客。快到时间了，你留下来看演出吗？” 　　我看看手表，才五点半，他怎么说到时间了？ 　　看见我看表，老板笑笑，“你才到德里吧，过两天你就不会看手表。表没有用。你瞧，我们都不戴表，因为我们心里有个表，”他诡秘地眨了眨眼。 　　他这么一说，我决定留下来看看阿难唱歌的地方，尽是些什么样的表演。 　　离演出还有一个半小时，我打算到外面走走，吃点东西。经过邮筒，有人用板车推着一个有许多抽屉的书桌，桌面可以收起来。我边走边问，“卖吗？多少钱？” 　　他穿着白衣，没有停下，说不卖。我说我想看那些关着的抽屉。他和我对视两秒，点点头，他目光往上，我跟着这目光，看到蓝花花的天，有一条奇长的白线挂在空中，是飞机驶过吗？因为没有风，才久久留在那儿，划过了整个天空。从来没看见那么长的线，从地那端迈向地另一头。 　　再低头，奇怪得很，书桌和白衣人不见了。周围都是比我皮肤深黑的人，一个包头穿着裙子的耍蛇人把一条花绿绿的蛇伸到我跟前，我笑了起来，像进机场海关时，我知道任何时候，微笑总是合算，否则海关官员会觉得你有嫌疑，把你的随身行李统统倒出，检查，还可能罚你款，搞不好，让你在小屋子里蹲一夜。 　　众所周知，我有个在大学当教授的丈夫，他其实和我并不像夫妻，已经不是夫妻，我们维持着一个平和的表面。没有我，他照样活，没有他，我也照样活。每每想到这点，我的难过就无法表述。好了，好了，我对自己说，明白了吧，一个人根本不需要另一个人也能活，还能活得好些。如果不信，可以参照我的生活，写书，看书，写书，让想象在想象中升华或枯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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