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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我没有跟瞿老板到北京去，我决定再写一部电视连续剧。我要写的是风流才子唐伯虎的故事。我跑了好些书店和图书馆。找了不少有关唐伯虎的书，正在做案头的整理工作，根据我收集到的素材，写上二十集应是绰绰有余。这天瞿老板到我家来，看我桌子上堆着的那些书和写有提纲的卡片，敏感到我在写什么。 　　这个题材好，他鼻子很尖地说，唐伯虎，写电视剧？ 　　我含含糊糊地嗯了一声。 　　这回写好了总要卖给我吧。我是第一个定货的对不对？ 　　我又是那么地嗯了一声。 　　这样吧，他把一只黑色的皮包拿起来，为了表示我的诚意，我先拿一万块钱做定金你看怎么样？ 　　我还是那么地嗯地一声。 　　那就两万。这是最客气的了。我放在这里了。你数一数吧———其实也没有什么好数的，我才从银行里取出来的。 　　人物和情节设计好以后，唐伯虎的故事还是很好写的。一是他这个人物很有个性，二是民间有关他的传奇故事有很多，其中不乏生动和精彩。更重要的是，我可以藉这个人物寄托我身上的一种叛逆情绪。 　　一个月以后，我就把初稿写出来了，二十集。我在街角的一家打印社里叫一个有宁乡口音的妹子把稿子打印了出来。封面打的标题是：《旷世才子》。 　　这么快就写出来，瞿老板拿着厚厚的打印稿说，真是赚钱不费力呵。 　　你先看看再说。 　　好好好，放在这里放在这里，我晚上再看。 　　把戴进叫来打牌好不？过了一会儿，瞿老板提议道。 　　他还是不是那么苦闷？在等戴进和另一位朋友的时候，我随口这么问。 　　你是问戴进？瞿老板说，这个人我也搞不懂。他还是经常到教堂里去唱什么诗？ 　　好像是的吧。反正我老婆在教堂里总是碰到他。这人真是有意思。 　　多余的人，我说。 　　* * * 　　“红狐狸卡拉OK娱乐堡”开业的那半年生意由于各路朋友的捧场还算是红火了一阵子。后来卡拉OK厅太多了，而人们又天性喜新厌旧，于是孟东升感到越来越吃力。现在想起来，涉足娱乐业还是太冒失了一点。当初也只是想找点事做，逃避空虚和失去马高的创痛，孟东升现在明白别人为什么把这个地方盘出去了。看来要想点办法，否则生意很难做下去。这天他请的那位姓张的人跟他说，娱乐业不带点“颜色”随你怎么做都难得做好。这年头规矩生意哪里能够赚到钱哦。孟东升点点头说：道理上是如此，但是惹了麻烦谁负得起责？我没有靠山呵。(何立伟) 　　姓张的年轻人说：我有一个表老兄在治安大队当副队长，万一有个什么麻烦找他就是。他就是靠山，保我们没事。 　　第二天，由姓张的年轻人作陪，孟东升请那位副队长在海鲜楼吃了一餐饭。 　　你这个事，副队长喝得满面溅朱，拍拍孟东升的肩膀说，你明白，我明白，只要船过得，舵过得，大家都平安。有什么行动，我会把信给你。 　　事实上，副队长远比他说的还要客气。就是说，他不只是有风吹草动的时候把信过来，晚上还轮流让手下的人三两个一轮地过来站墙子。孟东升也自然晓得如何来招待这些穿便衣的弟兄们。“红狐狸”看着看着又红火了起来。有大约十七八个漂亮的长沙妹子散布在各个包房里陪唱。为了增加新鲜感，孟东升每隔一两个月就换一批小姐，有时换上西安的，有时换上东北的，有时是川妹子，有时又是黔妹子。这倒不要孟东升到外头去找，反正你做这个事，就有人找上门来，告诉你，有一批什么妹子到长沙来了，要不要，要多少。姓张的年轻人认识这个道上的一个绰号叫细毛的人。此人也常来“红狐狸”玩，脸很瘦，像是刀削过一样。细毛有时候坐着坐着就打呵欠，眼里流泪。姓张的年轻人告诉孟东升，说细毛是个吸“烟”的人。 　　我看也像，孟东升说。 　　这种人，孟东升略略有点忧虑地又补充了一句，最容易出事。 　　每次介绍一批人来，细毛都把底牌交给小张，谁谁谁只陪唱，不做别的；谁谁谁什么都做。 　　有些客人来了，一望而知意不在唱歌，小张就叫领班小姐安排什么都做的去那客人的包房。那些人于是成了“红狐狸”的常客。 　　来了新的么？这些常客隔了些日子一过来就问，眼睛色迷迷地四处张望。 　　当然，当然，小张迎上来谦卑地答道，同时做了个里面请的手势。 　　隔上个把星期，孟东升就要请副队长吃一餐海鲜。 　　生意好吧，副队长懒洋洋地问。 　　托你的福，托你的福，孟东升说，一面接过副队长手里的包，还好，还好。 　　船过得，舵过得，你只要记住这句话，莫太使我为难。 　　当然，当然。给你添麻烦了。 　　我？我倒没什么。主要是我手底下的那些弟兄。 　　我晓得，我晓得。 　　孟东升脸上分泌出一副感恩戴德的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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