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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6 　　我在学校里教书一星期里只有一天课，六节，三个班每班二节。教美术课，对于我这只伸开翅膀扑打了几十年的老麻雀来说，完全是小菜一碟了。所以有很多时间我都打发在画国画上。1980年，在社会上打了将近20年流的我，又平反回校工作了。然而我一回到学校又感到工作是多么乏味，当老师是多么无聊。为了这种无聊不至于像沼泽地那样把我吞噬掉，我就用画画来消磨时间，正好我在土夫子队里认识的彭找上门来了，彭需要我的画，他把我的画和收购的一些工艺品打成包，运到日本和东欧一些国家去卖，赚外国人的钱。彭在日本定居，他有个叔叔在日本，专做这种生意。1983年，彭穿件不大合身的洋装，戴副变色眼镜，手里夹一根长达半尺的大雪茄出现在我眼底时，我还以为是来了个小丑。“何教授，”他给我封头衔说，摘下了宽大的变色镜。凭他那宽大吓人的嘴唇和额下的马眼睛，我顿时认出了他，“彭哥。”我说。彭看着我桌上壁上画的一些国画花鸟和山水，大为高兴：“你的画绝对能卖钱，”彭说，“我骗你是崽，我叔叔专干这行的。”秋兰一听说我的画能卖钱，立即就笑了，“真的哎？”“我就是来找何教授的，”彭说，“我还想要何教授介绍我结识几个湖南的画家，不然我不得来，秋姐。”那天彭在我家吃的晚饭，他为了显自己有钱，把西装内口袋内的一大叠美元和人民币拿出来展示给我看。“如今的彭宝，”他得意地说，“用不着看别人的脸色行事了。”他走后，秋兰说：“人真是三十年河水轮流转，他现在牛屎样的了，我以前最看他不起。” 　　彭现在是我的财神，我的工资七七八八加起来勉强两百元，只够我一个人用。彭以十元一张从我手上买去，他在那边怎么干的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反正他半年来我这里收一次，边数画边点钱，简简单单。画国画等于是耍把戏，十几分钟就可以画一张，一上午可以画十几张。我和彭已经成交了五次，彭已经付给了我两万多元，就是说我已经有两千多张所谓国画被彭运往国外去卖了。 　　彭最近来信说，他不久将回国，要我准备一批画。他的信是从匈牙利寄来的。于是我停顿了有一向的画笔又拿了起来，很自信地站在桌前，画青蛙，画麻雀，画鸡等等，又铺满一地。 　　那天上午尚青青又来了。她穿一身束腰的西服米色裙，挎着个漂亮的小包，烫了头发，戴副太阳镜，像个三十来岁的女人。 　　“是你？”我拉开门时愣住了。她一笑，“不欢迎？”“欢迎。”我让她进了屋。我手里拿着支中号毛笔，“我在玩把戏。”我走到桌前说。她低下头瞧我画，我本来画画是很随便的，她站在我一旁我立即显得很认真，比比划划，其实我心里一塌糊涂。她指着我画的一只麻雀说：“画得好活。”“是有点味。”“这张画给我？”她瞟着我。我说：“你拿去罗。”她弯下身去拾画，翘着屁股，她的腿让我目光一热。我猛然看见了湘江宾馆里的她，那种目光投过来有如一江春水直泻到我脸上。我瞅着她把画折叠成手帕大放入她的皮包里；她那烫过的头发显出一种装修过的美，她的脸也是装修过的，透出一种好嗅的香气。只有她的眼光没有被现代文明强奸，那是蛇的目光，进攻型的目光，带点荒原的气味。从她的眼睛里我知道了她的生活。“跳个舞吧，干站着显得蠢气。”我说。我打开音响，放了盒家庭舞曲磁带，《美丽的村庄》便从六个喇叭里扬出来。我把音量拧小了些，走上去轻轻搂着她的腰，很精神地跳起来。“你跳得真好，”她说。我盯住她的眼睛，“我没有什么不好。”我说，“抱着你，我回到了过去。”她的目光躲开了，我继续带着一种残忍的心看着她，“你怎么又想起要来找我？”“我说不清楚，”她咕哝道。我忽然想侮辱她。她有个笑话似的婚姻，她同一个香港男人闪电似的结婚了，从认识到完婚还没有一个星期，但是那个香港男人只睡了她四天就离去了，从此杳无音讯。“你是不是不舒服了？”我损她说，“你的第三任丈夫走了，你就来寻我是呗？”她后来告诉我那个香港男人用春药弄她，自己也要借助春药，那个老男子汉把她的心搞野了，她是因为气闷和感到在我面前她不会有什么羞耻（我们结合过）而回过头来找我的。“生活就是这样，理解和不理解都是这样。”她说。 　　那天我说：“你不怕我强奸你？”“你不会这样，”她说，脸红了。“我会！”我说，强横地搂住了她。她用手抵着我的颈根，我火了，给了她脸上一巴掌，“你以为你真的蛮巧？！”我带点旧有的仇恨说，“你不过是被别人抛弃的娼妇。”她的左脸至耳根顿时出现了五个红肿的指樱“在这种事上扭捏，我最反感！”我继续说。 　　她被我逼人的气势慑住了，她望着我，泪水从她眼角无声的滚落下来。“我走，”她说。她拿起包，真的转身往门口走，我从背后把她抱住了，“你莫走，”我觉得这句话是从胸腔里蹦出来的，像一汪水，从她迷人的发型上流下去，经过她圆润的脖子往下淌直至脚底。“我要走，你打了我。”她说，声音很凄凉，“你嫌我。” 　　“不，这更证明我仍爱你。”我坚决地说，把她的脸扳过来，“你是不可能从我心中抹掉的。我一直没有忘记过你，在湘江宾馆一见到你，我就感到我还爱着你，因此我恨我自己不能忘记你，恨得要死。” 　　7 　　1982年二姐从马来西亚回国的时候也是这么对我说的。“我一直没有忘记过你，”二姐说，“还记得那次你跌倒在田沟里吗？那是个冬天，你跌得满身泥水，我脱下红棉袄包住你，还帮你揩裤腿上的泥。”我不记得了，我说：“记得。”“那天我病倒了，”二姐回忆说，“发高烧好几天，爸爸还骂了我，我印象很深。” 　　二姐很胖很黑，我猜是马来西亚的太阳要毒辣些。二姐满身绫罗绸缎，戴着金耳环，金项链和宝石戒指，但仍掩饰不住岁月流逝的痕迹。二姐在我依稀的记忆中是俊俏的美女，父亲很爱她，当她为掌上明珠。“小毛”二姐唤我几十年未用的小名说，“爸爸死在马来西亚，他老人家死前说他的骨灰要葬在故乡，他不愿埋在马来西亚。爸爸是1979年死的，活了80多岁，寿终正寝。”我对父亲已经没有记忆了。“我和爸爸呆在一起的日子不多，”我说，“我只记得爸爸最后一次开辆油绿色的小汽车来乡下接我……”“爸爸经常念你，”二姐说，“尤其是后面几年。”我很惭愧，父亲在我记忆的荒岛上一点面积也没占。“我不记得爸爸是什么相了，”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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