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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你们会掉下来的，孙妹子指出说。不会，老三很自信道。 　　天啊，孙妹子叫道，爬那么高。她简直是很佩服地瞧着爬得老高老高的老三。 　　这孩子是谁？孙妹子的母亲会问孙妹子。 　　孙妹子会在我们面前摇头说：不知道。孙妹子会笑。她的笑容也很好看。 　　孙妹子比我高一届，比老三又矮一届，与我们同在迎春路小学上学。后来上初中时，我们碰见还彼此一笑，主要是她先笑。但进入高中后，孙妹子看见我就不笑了。我长大了，她也长大了，似懂非懂地懂得一些男女有别的事情了。 　　二 　　我和罗老师是在镇中学相识的。我小的时候是在镇街上与老三和孙妹子一起长大的，而罗老师是在县城街上长大的。镇中学成了我们相识并逐渐要好的地方。罗老师教美术，我教语文，住楼上楼下，十年前又都是年轻人，所以成好朋友是有基础的。 　　罗老师。 　　何老师。后来我们又将称呼改为罗兄和何兄，这就是走向亲近的称呼了。开始我们彼此都有点清高，这是当老师的德性。假如你是一位教师，你也会做出一点清高的样子来。但人一旦混熟了，你就用不着再装清高了。清高是给不熟的人看的，在朋友面前如果你还清高，那就要上医院去检查了。 　　罗老师在镇中学受到了校长的排挤，校长看他不顺眼，这是罗老师有点像土匪。我在镇中学也不逗领导喜欢，这是因为我有一天不知天高地厚，叫他“校长老兄”，且是当着几个体育老师的面叫他。这不能怪我，因为我叫惯了老兄，一下改不过来。况且我叫老兄的出发点是想跟他套近乎，表示我们很友好。然而错的是我。校长不想与下极亲密无间，他喜欢与老师保持距离，从而好驾驭老师。假如你叫他校长老兄，我也叫他校长老兄，大家都叫他老兄老兄的，那么他还有什么威信呢？他一失去威信，指挥就不灵了。我一声“校长老兄”开罪了校长，从此他一看见我就把脸拉下来，甚至都不看我，让我懂得距离的重要性。 　　他妈的，老子不干了。罗老师骂道。他妈的，老子也觉得没意思。我也说。刘校长这人水平太差了，罗老师说，怎么都是一些这样的人当校长。 　　刘校长装腔作势的，硬要别个怕他他才觉得自己是个人物，真是好笑。我说。他包庇老易他们。 　　是的，他是包庇人。罗老师赞同我的话说。他拉一批打一批。 　　这是当领导的伎俩。低劣的伎俩，罗老师蔑视道。我们有共同的语言，我们没有道理不成为好朋友。罗老师喜欢打麻将，我也喜欢打麻将。罗老师打麻将输的时候比赢的时候多，我打麻将赢的时候比输的时候多。但我们几个老师玩得不大，所以输也没有杀伤力，赢也赢不到哪里去。主要是玩。想想吧，人活在世界上干什么呢？工作、吃饭、睡觉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看书看电视虽然也可以打发时间，但看多了就乏味，甚至枯燥。打牌时间过得挺快，一个晚上很快就挥霍完了，剩下的时间可以睡得很好。第二天照样上班。我是个麻将鬼，这是我没什么事情可干。假如你感到前途渺茫，你也会成为一个麻将鬼。这很好解释，因为打麻将让你一天很快就过去了。 　　罗老师是半个麻将鬼，因为他还有一部分事业要干。他对艺术的痴迷到了“不可悔改”的地步。如今这年头谁还去画画？况且他还是画赔本生意的油画，就是说他要自己买画布，请木匠做画框，还要把我叫下去钉画绷——把油画布拉抻钉到画框上，然后他便面对画绷痴痴迷迷地画着。一个月下来，那画绷上就有了一幢破烂不堪的房屋，房屋的前面有两株枯树，或屋顶上生着两棵枯草，或屋角栖息着一只乌鸦。他的四壁上挂满了破败不堪的房屋画。他在画房屋系列。他很想有朝一日跑到省城办一个个人画展，从而一举成名。他有成名的欲望。一个人有了成名的欲望就会始终不渝地追求，这是有一个成名后的梦想在诱惑他。 　　画卵呢，有什么意思？我有时候打击一下他的积极性说。 　　我喜欢画画。他嘿嘿笑着说。你想成为大画家？ 　　不是那个意思。 　　不是那个意思那就打麻将去。走，三缺一。我说。 　　他于是就放下画笔，洗了手，上我家打麻将。 　　老三是不可能把孙妹子掘到手的，就好像我们的体格不可能攀登喜马拉雅山一样。老三是一只普通的狗，而孙妹子是一只高贵的狗。这样说似乎是对人格的一种侮辱，但这样说也比较客观。在光裕里那条灰暗的巷子里，住着一位镇领导，那便是孙妹子的父亲——说一口普通话的南下干部。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初，在我们黄家镇，很少有人有自行车。那辆自行车经常于早晨或黄昏时响着车铃穿街过巷，让我们急忙闪到一旁待这辆自行车匆匆驶过，都看见了这辆自行车的后雨板上印着永久两个漂亮的字体，也都晓得骑在车上的人是孙镇长。我还记得孙镇长是个秃了顶的男人，生一张圆圆脸，中等个儿，常常穿着灰色或蓝色的干部服，自行车的龙头上经常挂着一只黑公文包。我们那时候都晓得孙妹子的父亲一发话，就得抓人。因为他是分管治安的镇长。当年，镇街上的流子一见到孙镇长就东躲西藏，都很怕他，尤其怕他那双咄咄逼人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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