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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那时候读中学丝毫不像现在的中学生这么辛苦。那年月读书看不到曙光。读大学变成了工农兵推荐上大学，小学毕业只要“根子红苗子正”也可以上大学。因此，教师教书和学生读书都表现出了不负责任。罗斌读初中的两年，很少做什么家庭作业，他的大部分同学也很少去理睬老师布置的作业。课代表，尤其是英语课代表形同虚设，全班50个学生，每天却只有十个本子，甚至几个本子交给英语老师批改。班主任高老师教的政治，一个月难得布置一回作业。数学老师犯了点作风错误，故在讲台上很有些自暴自弃，自己把自己“臭”得一塌糊涂。物理老师也布置作业，但从不收本子看。物理老师为此给自己找台阶下说：“每个同学都要学会自己去独立思考，别指望老师。”语文老师起先捧着一颗教书育人为己任的责任心，很想教出点名堂来，时常在讲台上讲解家庭作业中出现的不应当的错误，边点名点姓地训斥这个批评那个，这自然就惹得很多同学反感她，到后来没有一个人交作业本给她看了。“你怎么不交作业本？”“忘带了。”“你呢？”“没带。” 　　“那么你又是什么原因？”“作业本被别个丢了。”“你不知道去买一本？”“我爸爸说算了，”那同学说，“我爸爸说反正读书和不读书都是下农村。”语文老师气得眼睛瞪得跟板栗一样大……罗斌的父亲虽然口口声声要罗斌专心读书，其实他也受了读书无用论的影响，见儿子根本就不做作业，一天到晚拿支铅笔画这画那，也就没有去反对。那年月招工表里有一栏目是很令平头百姓动脑筋的，那就是填写“有何特长”，有特长的自然比无特长的占优势，进厂后也被厂领导所器重。长沙市曾经流传过这样一个笑话：某工厂招工，一名填表的女青年在“有何特长”栏内写道“能歌擅舞又行医，会二胡兼画画”。长沙一百四十万人口里有一半人知道这个笑话的内涵。这个笑话是罗斌的二哥奉献给全家的，既然特长对一个人如此重要，父亲支持儿子画画也就理所当然了。 　　罗斌姐姐的那条“嫦娥奔月”的小手帕，开始了罗斌至今仍拥有饭碗的装修生涯。罗斌画了四幅“嫦娥奔月”，第一幅他姐姐的一个同学要去了。第二幅刚刚挂到墙上又被姐姐的另一个同学骗去了，第三幅被母亲的同事——一个丈夫在部队里工作的老师狠狠鼓吹一番后拿走了。第四幅“嫦娥奔月”一画完则被二哥占为己有了。那时住在他家前面的吕家夫妇，一个直肠癌一个食道癌相继去世了，吕家住的两间房子便一分为二，其中一间分给了罗家。罗斌的二哥把那间房子当成了他的“宫殿”。他掘地半尺，运来石灰，炉渣和黄泥，打紧再打紧，铺成了春天里也干燥无比的三合土。接着二哥又把墙壁和天花板粉刷一新，把门窗也油漆得锃亮。罗斌画的“嫦娥奔月”自然也入选进他的“宫殿”了。二哥差不好远就是美男子了，当然母亲就特别喜欢二哥。母亲为二哥买了辆当时挺时髦的凤凰28型自行车，给二哥买了块上海牌手表，给二哥买了台声音纯正的红灯牌收音机，还给二哥买了支声音尖亮的铜笛。但是母亲却舍不得在罗斌身上花钱，罗斌买铅笔也好买水彩也好，都要跟母亲斗争半天。“你这号表现，”母亲看这个儿子不来地说，“画什么鬼画？”“我要画，把钱给我。”儿子道。母亲不肯给钱，“你只要不当牢改犯就是积德了。”母子中的仲裁者自然是父亲，“罗小毛画画还是要支持，老黄。”母亲不情愿道：“他要钱的态度好坏咧，好像做妈妈的欠了他八辈子债。”父亲侧过脸来望着儿子，“你对妈妈的态度要好。”“我态度是好，”罗斌申辩说，“我要买水彩。”于是，罗斌墙上渐渐贴满了红红绿绿的画：《嫦娥奔月》，《仙女撒花》、《岁寒三友》及猫、老虎、奔马等等。他的未来开始在自己的床当头“露脸”了。 　　10 　　一天傍晚，老罗请来了H师范的美术教师，姓王名德，是罗斌绘画道路上的启蒙老师。“不错不错不错，”他一连说了三个不错，称赞罗斌说，“这张老虎还画得有点神，竹子也画出了明暗。” 　　父亲站在一旁高兴地咧着嘴，一脸慈祥。罗斌不免就有些妄自尊大地笑起来，“这张老虎我只画了一天。”王老师瞥他一眼，“不过学画画主要是从写生开始……”他讲道理说，“写生才是上路，要学会捕捉物体的外形，比如画鸡蛋画杯子，莫以为简单，你画画就晓得难度了。” 　　罗斌开始画鸡蛋画杯子，他把画的鸡蛋和杯子拿给王老师看，王老师谈到了透视问题，他顿时感到自己画的东西确实不对劝。王老师谈到素描关系和明暗交界线问题，他立即注意到鸡蛋上的明暗交界线画得一塌糊涂。“罗小毛，学画画要学会用眼睛去观察，要学会用一只眼睛去观察对象。”王老师说，“把这只眼睛闭上，这样就能看到事物的本质。”王老师是罗斌的启蒙教师。罗斌跟他非正式地学了两年画画，直到1974年的罗斌初中毕业转入市11中学读高中，罗斌才逐步离开王老师。1973年，省轻工业系统组建的长沙市轻工业学校首次在各中学招生，长沙市11中学美术组一不留神竟考上了7个学生学工艺美术，于是11中学美术组在南区名声大噪。罗斌转学就是冲着11中美术组去的，那时罗斌对美术的热爱及楔而不舍的求知欲望已彻底降服了他父母。“我想到11中读高中，11中有个美术组，有个杨赞老师……”那是暑假的一天，一家人坐在饭桌前。父亲抬起头想了想，望着儿子，“这可以考虑。11中里，有你妈妈的一个学生叫李湘玲，看能不能通过李湘玲的关系，转到11中学读书。”母亲没有反对，因为她老人家也听说11中学的美术组有好几个学生考进了长沙市轻工业美术学校。她当然希望儿子在这条路上走出来。 　　母亲在一个烈日炎炎的上午，戴着一顶遮阳的白布帽子，去了。中午时辰，母亲汗流浃背地回来了。为此脸上生了很多红痱子。“可以转进去，”母亲说，一边拚命摇着薄扇。“找了她们的校长，又找了教育处主任，都说同意接受。”“小毛，快帮妈妈打盆水洗脸，”父亲高兴地道，“什么事情，有关系就好办。” 　　于是1974年罗斌读高中便成了11中学生，当然也成了那个美术组的成员。罗斌背着二哥替他做的画夹，自以为是行角地迈入11中美术组的那天，他被眼前的景象怔住了。这些11中的学生画石膏像高尔基、伏尔泰和亚里山大。他们把洁白的素描纸表在平滑的绘图板上，身前立个画架，坐着或站着，面对聚光灯照射下的石膏像极用心地画着，很旁若无人。这一切都是罗斌从未见过的，那种几分钟前还在脸上“流窜”的自高自大的东西，就如一群麻雀见到了鸟铳，四散而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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