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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她觉得他说话很粗痞，是一副彻头彻尾的流氓腔调，可是她却无法摆脱他。他的脸原来很英俊，但现在这张脸却非常难看，瘦得骨头杵杵的，像一只病狗。她懒得理他地摸了摸那朵红蔷薇，将那朵花移出窗户，希望它能接受点儿露水的抚慰。她眼里闪现了在汽车上的那幕，她想倘若大力亲她，她不会反抗。她渴慕爱情拥抱她这些年来，她一直感觉不到爱，感觉不到温馨。这么多年过来了，她好像一直不需要爱情的光临，怎么这一次就那么抵御不了大力的眼光进入呢？她觉得他那片温柔的目光走进了她心里，仿佛一束阳光射进了荒凉的心田。此前，她并不觉得自己荒凉。男人在她身后说：“我们两个搞一下吧？你还站在那里发什么呆？” 　　邓瑛转过身来瞥着丈夫，丈夫在她站在窗口眺望夜色的当儿已脱下了毛衣，身上只剩了件黄格子羊毛衬衫，一床印有龙凤图案的缎面被窝盖住了他的大半个身体——那是一具瘦得同死鸡子样的身体，排肋骨什么的可以当洗衣板用了，两个乳头呈黑色，仿佛上面凝聚着他体内的毒汁似的。她真的不知道他怎么会变成这样，她也不明白她为什么没有早早地离开他。她非常厌恶地瞧着他的脸，这张尖尖的脸上遍布着自私、贪婪和淫逸，每一条皱纹都记载着他的一个下流的故事。他是一个行尸走向的男人。她说：“我没有情绪。” 　　男人搂住了她的脖子，手伸到她的隆胸上捏了把，“我要日你。” 　　“不行，我没情绪。” 　　“我有情绪，”丈夫对她要求说，“我刚才吃了‘猛男神丹’，你也晓得的，这种药对我很有用，我已经等不及了，脱衣服吧。”他的手在她乳房上揉捏着，他开始给她脱衣服。她推开了他的手，说：“我好累的。” 　　“我想搞你，你又不肯，你什么鬼？”他恼了，“你们女人到底是什么鬼变的？你要我到外面去玩‘鸡’吗？” 　　“我随你。” 　　她走进洗手间解手，解过手，她站到洗手池前洗手，边看着壁镜里的自己。她觉得她脸上的肉有些松弛了，眼睛周围似乎有种疲倦的雾。她还觉得她这些天瘦了一点，脸比早一向尖些了。她走出洗手间，丈夫整个儿躺下了，身体侧卧着，瞅着她。她迟疑了下，开始脱衣服，边对她丈夫说：“你莫动我……”丈夫打断她的话说：“你放心，我会有地方发泄的，外面到处都是活生生的‘鸡’。” 　　她很反感他对她用“发泄”这个词，更反感他用“鸡”威胁她，她冷笑一声，迈出了卧室，走进了隔壁的书房，这间书房里也有一张同样宽大的席梦思床，铺着被窝和床罩，是给万一来了客人时睡的。她掀掉床罩，钻进被窝，看了眼书柜里的观世音菩萨，便闭上眼睛睡觉。十分钟后，她的大脑刚刚迷迷糊糊地向梦乡游去，就好像一条鲤鱼向一处水洞游去，门开了，丈夫穿着那件格子羊毛衬衫，下身赤裸着撞进来，掀开被窝扑到了她身上。他身上热腾腾的，从毛细孔里释放出了他体内的气味，那是一种类似于鸡鸭身上的气味。小时候，她母亲从节约的角度起见，让父亲在厨房里做了个鸡笼，养了几只母鸡，一心盼望它们多生鸡蛋。她太熟悉这种气味了，丈夫身上就是这种气味。他与她贴近的时候，常常让她禁不住想停止呼吸。在她眼里，他是公鸡变的，他的前世一定是一只鸡冠发达的骚公鸡。她扭开脸，他对着她的耳朵说了句她不愿意听的痞话：“老子今天要日死你！”接着就粗暴地干着……丈夫以前不是这样的男人，他的变化是五年前染上毒品开始的，海洛因扭转了他的人性，使他变成了一个与猪狗为伍的畜生。 　　“人和动物有什么区别？惟一的区别就是人比动物更坏。”他毫不掩饰自己的坏，“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吃喝玩乐才是人生的真谛。”他用曹操的悲观论调来解释他的堕落，他原来的温柔没有了，有的只是一种对社会和对神灵的亵渎，和一种对财富和对人的价值都表示出极度轻蔑的行径，他甚至都不把自己当人了。“我算什么？”他蔑视自己，“我不过是一只狗，再跳也就是半米高。‘跳’不起来的！” 　　这是他作践自己的理由。 　　如果不是一九七三年下乡，她也不会认识丈夫田胜，如果当年田胜不对她那么好，那么虚情假意地关心她，她也不会嫁给他。一九七三年她下乡后，在知青点，有三个男知青追她，田胜只是中间一个而且从外貌到内才绝不是最好的一个，但他有个革委会副主任的父亲，这就让他在她心里占据了一席地位。邓瑛的父亲早在六年前段他单位的一班年轻造反派用木棍和皮带打成重伤而死在医院里了，他生前是国民党军队的一个少校营长，这个伪军官的身份一直压得身为女儿的邓瑛懂事后抬不起头来。在那个“左”得无法无天的红色恐怖年代，家庭出身反动是一百个受人歧视的，而这种歧视的目光深深印在她幼小的心灵上，就好像墨水泼在了洁白的墙壁上。田胜的父亲是一位工人出身的领导，是新组合进X局革命委员会的领导成员，而X局还是邓瑛母亲所在的单位的上级部门。“我父亲是X局革委会的第二把手。”田胜向她公开他父亲的地位说，“你妈妈肯定晓得，你妈妈所在的饮食公司就直接受我父亲管。” 　　那年十月里一个明丽的日子，他们被安排到生产队秋收，歇气时，他们坐在田头一株高大的枫树下，她坐在枫树的这边，他坐在枫树的那边，他们呼吸着传送着稻谷香气的空气，耳畔徘徊着麻雀的欢叫——它们对一堆堆谷子欣喜若狂，在他们头上和田里飞着，那是它们的节日。他对她说了上述的话，那是用一种标榜的口气说的，以示他父亲在X局地位显赫。那时他的脸不是现在这张尘土一般颜色的尖脸，而是一张圆圆的自以为是的黑脸。当时有几只野鸽子从不远的田上惊起，向高空飞去，它们飞得很骄傲，如箭飙出。 　　“这是野鸽子，”他告诉她说，“不是家鸽子。野鸽子又叫做斑鸠。” 　　他们一同下乡有半个月了，但那天才第一次接触。他们那批下去的有十一个男女知青，分别从不同的学校毕业，都抱着一种“镀金”的心理。那时候，你不下乡，这一辈子就别想招工。田胜的父亲是革委会副主任，这让十七岁的她感觉到了一线希望，宛如一个在大海里漂泊的人突然觑见了岛屿。邓瑛下乡时，母亲曾同她谈了一次话，那是她决定下乡，而她母亲却对她的前途毫无信心的谈话。 　　“妈妈怕你这一辈子当农民呢。”母亲神色庄重地说，“妈妈是原国民党伪军官的太太，这种身份是没法抬起头的……”“别说了。”她不想听母亲那种卑贱的话，“留在城里什么都不会有，下去了还可能有一线希望。” 　　如果田胜的父亲不是革委会副主任，她想她是不会嫁给他的。 　　下了乡，她才真正感觉到农村的艰苦，三月里，水是那么寒冷，即便你来了例假，也得往田里跳；七月里，日头火辣辣的，你得弓着腰割禾或插秧，还得挑着一担担稻谷去大队部打米场打米等等。离开这一切，只有等待招工回城。田胜比她大将近两岁，他是七岁读书且按步就班读书读上来的，而她在六岁多一点就上学了，在小学二年级时又跳了一级，于是就成了一届的毕业生。田胜年龄比她大，胆子就自然比她大一圈，十九岁的田胜如一只打洞的田鼠，一步步向她掘进，旨在攻下这个“堡垒”。他一开始就显得胸有成竹，他到她房间来坐，为她打饭，冬天她来例假了他便为她洗衣裤，为她打洗脸水和洗脚水，这让她又感动又讨厌。一九七五年底，她招工了，并不是由于她表现好而得到了大队干部的赏识和推荐，完全是田胜的原因。田胜对他母亲说，她不招工他就不招工，于是他们两人就一并招到了长沙饭店，她当服务员，他做采购员，仍然天天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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