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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九


  云重犹豫了一下,还是开口唱道:伍家塘畔系瓷乡,龙船岗头艺人居。群贤毕集陈家厅,万花竞开灵思堂。

  刹那间,这歌声唤醒了荣贻生,或者阿响。他仿佛看到了一个少女,站在安铺连街的桂花树下,一边唱着歌,并无忧虑地望着他。然而,此时这歌声,似曾相识,虽婉转,却听来郁郁的。尾音不复当年丰润,草草收束,是被岁月风干了。

  唱着唱着,云重自己先黯然下去。她捋捋鬓发,抱歉地看一眼,说,细路女的歌,不好再唱了。

  她抬起头,看一眼挂钟,说,不早了。我们要回去,赶末班的渡海船。

  秀明这才想起,她是一路迢迢而来,便说,今晚别走了。难得来,让孩子们多玩一会儿。

  云重摇摇头,明天一早还要开工。

  秀明就问她住哪里。云重说,住在大窝坪厂里的宿舍。

  秀明说,你带着孩子,住厂里方便吗?

  云重浅浅笑,大家有个照应。原本住九龙仔大坑东,这不去年一场火烧了木屋区。现在有个容身之处不错了。只是孩子上学,以后麻烦些。

  她弯下腰,对女儿说,思女乖,跟秀姨姨丈说拜拜。

  荣贻生和秀明,将云重送到德辅道上。两个人又沿着山道,慢慢走上来。秀明这时回过身,对男人说,云姐现时这样,我们要帮帮她的。

  我在尼斯见到了司徒灵思。她如今寡居,住在一幢老年公寓里。

  我们吃过了晚餐,她提议去海边走走。路上经过了一个周末市集,卖各种皮具。她看上了一串绿松石的珠链。她坚持不懈地和小贩讨价还价,用流利而嘈切的语调。她的法语有浓重的后鼻音,我不知这是否是传说中的里昂口音。她如愿地买到了那串珠链,立刻戴上,并问我好不好看。灰蓝的眼睛,在路灯下,泛着暖色的光泽。我问她,是否记得,她母亲有一对翡翠耳坠。

  她看我一眼,很清晰地说,记得,我九岁时,给她当掉了。

  司徒灵思与很多老人不同。她对往事保持着惊人的记忆,精确到可以年份作为刻度。

  除了幼年时造成家变的那场大火,她似乎善于向我勾勒所有记忆中的场景。她有很好的中文能力,将这些场景还原得如此逼真。甚至于瓷场里所有厂房与房间的方位,房间的布局,其中的陈设与工具,工具的功能,都一清二楚。特别是房间里的圆炉。她说,她在寄宿学校里,第一次听嬷嬷讲起巴别塔。也许那时太小,她总觉得这圆炉高得像巴别塔一样,可以一直通到天上。

  直到她稍长大,还不足以登上阶梯。云重便抱着她,从火眼望进去,才看清里面层层叠高的瓷器。为了防止瓷器底面刮花颜色,都以薄瓦在周边支撑或上砖分隔。她告诉我,极小时,母亲便教会了她有关火与颜色的奥秘。这也是烧制过程中加炭升火与扒火的规律。最耐高温的是西红。西红中有黄金磨粉,所谓真金不怕红炉火。而大红不耐火,遇火则变黄。我问,那鹤春呢?她说,鹤春和大绿一样,在火中早成通透。调色里用了水白,过火便会冰裂,前功尽弃。

  虽然是五月底,夜里的海风,其实有些凉。但这没有阻挡人们下海的热情。也因为水凉,为了抵御寒冷的体感,有人在水中热烈地唱起了歌。是支我并不熟悉的法文歌曲。司徒灵思,跟着这些泳客一起哼唱,一边在大石嶙峋的海岸边坐下来。

  我终于问,离开香港这么久,有没有关于食物的记忆。她想一想,说,瓷场的工人们,都好吃狗肉。瓷场厂里的女工很少,他们将买来的狗交给云重打理。母亲将这些狗放掉,然后买了羊肉替代。两年都未被发现。她那对翡翠耳坠,就是为买羊肉被当掉的。

  我于是引导式地开启话题,说,广东最出名的,是点心。恐怕和这里唐人街的口味,还是不太相同。

  司徒灵思,陷入了长久的沉默。夜归的海鸟,翅膀掠过海面,牵起无数的水花。落下去,便是层层涟漪。

  一个幼小孩童从水中出来,在大人看护下,慢慢向岸上爬。司徒灵思,定睛看他终于爬上了岸。大人们兴奋地对他叫着:“Bravo!”她似乎也松了口气。看一眼我,说,我知道您想问什么。我已经老了,不会介意更老的人发生过的事。我想,那时我可能需要一个父亲。

  荣贻生想,他一直错过了司徒灵思的眼睛。

  这个孩子此后的成长,渐渐偏离了云重基因的赋予。她的面目,轮廓开始变得硬朗,深目高鼻,却有海藻一样丰盛而卷曲的黑发。在她开始发育时,显见比同龄的孩子更为茁壮。为了掩饰,她学会了含胸,这并非让她显得谦卑,反而有些尴尬。当她上中学时,她发现自己被同学无端地孤立。在中国孩子与本港的西人中,都不被待见。因为他们想当然地,将她推给了对方的阵营。

  这种误会也来自于大人。她的成长,渐渐将这种误会滋生壮大。有一个男人,长久蛰伏于她灰蓝色的眼睛,这时开始显山露水,改造着她,用她的形貌复制着自己。这个人,这么多年,是云重想要忘却的。代表某一段不想被提及的过

  去。她知道,荣贻生也知道。但是灵思的成长,在提醒和鞭笞她,对这段过去的不可遗忘。

  然而,荣贻生却也在这孩子的成长中,获得了某种侥幸。他想,这终究是一个外国孩子,她不属于云重,甚至不属于这个地方。非我族类,或是一切隔阂的开始。当然,他对灵思比以往更加好,甚至比一个真正的父亲更为周到。他心里很明白,这是对一个“客居”者的耐心与善意,而不是对自己的孩子。这种心态一旦膨胀,无知觉间,带来了自欺欺人的安全感,让他自我麻痹。

  他不再那么审慎。一个外国孩子,会懂得什么呢?东方人的含蓄情感,她不会懂。发乎情,止乎礼,她也不懂。她只有一双笼着薄雾的、灰蓝色的眼睛。她看不懂的,中国人的眼眉之间,不露声色,水到渠成。

  他没有意识到,这已是险境的边缘。当将灵思送进了寄宿学校,他便在深水埗的北河街租了一个唐楼单位,让云重搬了过来。开始云重并不愿。他说,你一个女人家,住在厂里,总不是长久之计。

  他选择这里,是因为靠近深水埗码头,有来往于上环与深水埗的“油麻地小轮”。一些清寒的周六,他和秀明会沿着威利麻街一路走到码头,登上小轮去看望云重。后来,秀明的身体不再适合远行。他便一个人去。这座唐楼在码头的斜对面。正门口是铲刀磨剪的铺面,走进去是九曲十八弯数不尽的板间房。里面除了住家外,更隐匿着小型工厂,有打铁的、铸模的和印刷的。四周荡漾着一种带有金属味的烟火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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