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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六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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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事就交给我来办吧。”他主动承担了这一重任。在妻子离开后的第二天,就去北固山一带漫无目的地转悠去了。 他还真的发现了一家经营房屋租售的公司,名为“颐居”。就在唐宁湾小区的边上。简易的活动板房,白色的墙板,蓝色的屋顶。几个小青年正在里边嗑瓜子,打扑克。接待他的业务员是个女孩,亲热地称呼端午为“谭哥”。他喜欢她的小虎牙,喜欢她暧昧、艳冶的笑容,很快就和他们签订了代租合同。月租金果然是两千五,每三个月支付一次。 当他办完了手续回到家中,双腿搁在茶几上,舒舒服服地欣赏贝多芬的晚期四重奏时,才猛然想起房产证忘在了颐居公司。小虎牙将它拿去复印,忘了还给他。看看天色还早,他打算听完了贝多芬的那首升C小调的131,就回去取。其间他接到了三个电话,其中两个是骗子打来的,另一个则来自他的同事小史。小史知道他老婆不在,她那轻松而无害的调情,旁逸斜出,没完没了。 当他再次想起房产证这回事,已经是三个星期以后的事了。 他去牙科医院拔智齿。回家的途中,趁着麻药的劲还没过,就让出租司机绕道去了唐宁湾小区,打算取回他的房产证。可颐居公司忽然不见了。白墙蓝顶的简易房早已不知去向。原先活动板房所在的地方,如今已变成了一块新修的绿地。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头,手握橡皮水管,正在给新铺的草皮浇水。看来,社会发展得太快,效率太高,也不总是好事。 当时,谭端午也没有意识到问题有多么严重。他捂着隐隐作痛的脸颊,来到唐宁湾B区的新居前,发现自己的钥匙已经无法插入门上的锁孔了。他按了半天门铃,无人应答。他只得绕到单元楼的南边,透过花园的蔷薇花丛,朝里边窥望。 自己家的花园里,齐膝深的茅草已被人割得整整齐齐。花园中央还支起了一把墨绿色的太阳伞,伞底下的木椅上坐着一个戴墨镜的女人。她正在打电话。 端午吓了一跳,下意识地猫下腰来,躲在了邻居家蔷薇花丛的后边,似乎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亏心事。 他没有立刻把这件事告诉远在北京的庞家玉,而是首先向他在《鹤浦晚报》当新闻部主任的的朋友徐吉士求助。吉士让他不要慌。他在电脑上飞快地查了一下,很快就回电说,鹤浦的确有一家名叫颐居的房屋租售中介公司,只是两个电话都无人接听。公司的总部在磨刀巷2号。 “没什么可担心的。”吉士安慰他道,“你把房子租给了中介公司,公司又将房子租给了别人。这很正常。我没觉得有什么问题。” “可我的感觉不太好。”端午道。他又补充说,在这个时代,不好的感觉总是要被应验,成了一条铁律。 吉士拿他的感觉没办法。 傍晚时分,两人心急火燎地赶往磨刀巷,正遇上拆迁户撒泼闹事。一家老小浑身上下浇满了汽油,威胁自焚。大批的警察在巷子口设立了安全线,他们根本进不去。根据徐吉士的分析,既然整个巷子都在拆迁,颐居公司自然也不会正常办公。他们决定重返唐宁湾小区,找租家先问问情况再说。 他们在门口守候了两个小时,堵住了下班回家的女主人。这个女人是个高个子,从一辆现代“索纳塔”轿车上下来,胳膊上挽着一只冒牌的LV坤包。她的态度十分蛮横,根本不爱搭理他们俩。她说,房子是她从“某公司”合法租下的,并有正式合同。她预先付清了两年的房租。 两年。她说得清清楚楚。 徐吉士低声下气地问她,能不能去家里略坐片刻,双方好好沟通沟通,那女人反问道:“可我凭什么让你们进屋?现在的社会治安这么乱,我知道你们是什么人?” 吉士早已将自己的名片掏了出来,恭恭敬敬地双手递给她。那女人看都不看,眼神中透着嫌恶和不屑。于是,此刻已变得有点气急败坏的徐吉士,觍着脸问她的“贵姓”,在哪里上班,那女人就猛地摘下墨镜,将头发早已谢顶,状态颇显猥琐的徐吉士打量了半晌,用纯正的北方话对他道: “你他娘的算是哪根葱啊?装他妈的什么大尾巴狼?” 趁徐吉士被吓得一哆嗦,稍一愣神的工夫,那女的早已进了屋,门砰的一声就撞上了。 唐宁湾小区边上,有一家扬州人开的小馆子。很脏。他们在那吃了晚饭。啤酒泛出杯沿,都是泡沫碎裂的声音。吉士说,那女的长得有点像孙俪,只可惜脸上多了几个雀斑。端午根本不知道孙俪是谁,但他知道吉士喝多了。吉士又问他,有没有留意她臀部很大,腰却很细。他越说越下流,猥亵。他喜欢脸上有雀斑的女人。他说,到目前为止,他最大的遗憾是,还没有和脸上有雀斑的女人上过床。 第二天下班后,端午再次来到了磨刀巷2号。颐居公司所在的那栋老楼,已拆掉了一半。黑黑的椽子外露,像X光片下的胸肋。 5 骆金祥走后,端午把莫扎特的那首《狩猎》又听了一遍。感觉不像以前那么好。太多的烦心事像枯叶一样堆积在他的内心。他知道,痛苦从根本上说,是无法清除的,只能用一个新的来盖住那个旧的。为了把自己从这样一个有毒的心绪中解救出来,他决定立即动身去梅城接儿子。 梅城原是鹤壁专区所属的一个县,由于发电厂、货运码头和备战船厂的修建,一九六二年拆县建市,成为计划单列市。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六年,梅城先后更名为永忠市和东方红市。一九八八年,梅城重新划归鹤壁管辖,成为一个新型化工区。鹤壁也和临近的浦口合并在一起,改名为鹤浦市。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四岁的谭端午陪伴母亲和哥哥,将父亲谭功达的遗体送去火化。那是他记事后第一次看见父亲。从梅城模范监狱到城外的火葬场,只有不到八公里的路程,他们竟然走了差不多整整一天。滂沱大雨淹没了狭窄的煤屑公路,也多少冲淡了装载尸体的平板车上发出的阵阵恶臭。平板车被一辆熄了火的运煤大卡车挡住了去路。那时,他们已经能够看见火葬场的烟囱了。 它被一道绚丽的彩虹映衬着,显得壮美无比。 端午愿意用他尚未充分展开的一生作抵押,渴望大雨停止,渴望尽快抵达那里,渴望早一点摆脱那具正在腐败的死尸。在以后的日子里,每当他想到火葬场,心中奔腾着的情感竟然首先是渴望抵达的朦胧希望。或者不如说,它就是希望本身。母亲除了用恶毒的语言高声咒骂父亲之外,也显得束手无策。哥哥王元庆尽管与父亲没有血缘关系,却在关键时刻扮演了救世主的角色。他将父亲已经有点腐烂的尸体从板车上卸下来,背在背上,趟水步行,终于在太阳落山之前,将父亲送进了火葬场的焚尸炉。王元庆也就此确立了自己作为未来家长的牢固地位。 在他面前,母亲开始变得柔眉顺眼,迅速地蜕变成一个受他保护的小女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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