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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六三


  §春尽江南 第一章 招隐寺

  1

  “现在,我已经是你的人了。”

  秀蓉躺在地上的一张草席上,头枕着一本《聂鲁达诗选》,满脸稚气地仰望着他。目光既羞怯又天真。

  那是仲秋的夜晚。虫声唧唧。从窗口吹进来的风带着些许凉意。她只有十九岁,中学生的音容尚未褪尽,身体轻得像一朵浮云。身上仅有的一件红色圆领衫,已经被汗水浸得透湿。她一直紧抿着双唇,闭上眼睛,等待着他的结束,等待着有机会可以说出这句话。她以为可以感动天上的星辰,可对于有过多次性爱经历且根本不打算与她结婚的端午来说,这句话简直莫名其妙。既幼稚又陈腐,听上去倒更像是要挟。他随手将堆在她胸前的圆领衫往下拉了拉,遮住了她那还没有发育得很好的乳房,然后翻身坐起,在她边上抽烟。

  他的满足、不屑和冷笑都在心里,秀蓉看不见。

  他们有好长一段时间没有说话。窗外的月亮又大又圆。院子里的颓墙和井台,被月光照得白白的,就像下了一层霜。更远一点的暗夜中,有流水的汩汩声。秀蓉将脸靠在他的膝盖上,幽幽地对他说,外面的月亮这么好,不如出去转转?

  他们来到了院外。

  门前有一个池塘,开满了紫色的睡莲。肥肥的莲叶和花朵挤挤簇簇,舒卷有声。池塘四周零星栽着几棵垂柳。可惜秀蓉既不知道莫奈,也从未听过德彪西的《贝加莫斯卡》。吃惊之余,端午又多了一个可以看轻她的理由。秀蓉想当然地沉浸在对婚后生活的憧憬之中。木槿编织的篱笆小院;养一只小狗;生一对双胞胎;如果现在就要确定结婚旅行的目的地,她希望是西藏。

  她的絮絮叨叨开始让端午感到厌烦。她对眼前令人心醉的美景视而不见,可谓暴殄天物。只是可惜了那一塘莲花。不过,端午对她的身体仍然残留着几分意犹未尽的眷恋。每走几步就停下来与她拥吻。不论他要求对她做什么,不论他的要求是多么的过分和令人难堪,她都会说:随便你。欲望再度新鲜。她的温和和慷慨,把内心的狂野包裹得严严实实。

  到了后半夜,秀蓉发起高烧。虽然端午不是医生,可他立即用不容置疑的口吻对她作出诊断,宣布那是由于浮凉和疲劳而引起的普通感冒,而感冒是可以被忽略的。凌晨时分,端午趁着秀蓉昏睡不醒的间隙,悄然离去,搭乘五点二十分的火车重返上海。临走时,他意识到自己身无分文,就拿走了她牛仔裤口袋里所有的钱。这当然不能算偷。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诗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从别人的口袋里拿钱,不仅不是一种冒犯,相反是一种友谊和亲密的象征。

  他留下了一首没有写完的诗,只有短短的六行。题为“祭台上的月亮”。它写在印有“招隐寺公园管理处”字样的红栏信笺上。不过是临别前的胡涂乱抹,没有什么微言大义。秀蓉一厢情愿地把它当作临别赠言来琢磨,当然渺不可解。但诗中的“祭台”一词,还是让她明确意识到了自己作为“牺牲者”的性质,意识到自己遭到抛弃的残酷事实。而那个或许永远消失了的诗人,则既是祭司,又是可以直接享用供品的祖先和神祇。

  但端午并没能消失很长时间。

  一年零六个月之后,他们在鹤浦新开张的华联百货里再度相遇。谭端午装出不认识她的样子,但没有成功。

  又过了一个月,他们迫不及待地结了婚。

  婚姻所要求的现实感,使得那个中秋之夜以及随后一年多的离别,重新变得异常诡异。双方的心里都怀着鬼胎。他们尽量不去触碰伤痛记忆中的那个纽结,只当它根本就没有发生过。

  后来,在连续两次人工堕胎之后,面对妇产科大夫的严厉警告,夫妻俩一致同意要一个孩子。

  “也就这样了。”这是他们达成的对未来命运的唯一共识。

  再后来,就像我们大家所共同感觉到的那样,时间已经停止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你在这个世界上活上一百年,还是一天,基本上没有了多大的区别。用端午略显夸张的诗歌语言来表述,等待死去,正在成为活下去的基本理由。彼此之间的陌生感失去控制地加速繁殖、裂变。

  随着孩子一天天长大,秀蓉会如何去回忆那个夜晚,端午不得而知。但端午总是不免要去猜测在他们分别后的一年零六个月中,秀蓉到底出了什么事。这给他带来了怀旧中常有的恍惚之感。

  他甚至有点怀疑,那天在华联百货所遇见的,会不会是另外一个人。

  2

  约在两个多月前,家玉去了北京的怀柔,参加律师行业协会的一个司法研讨班。正逢“五一”长假,儿子被送到了梅城的奶奶家。难得的清静,不像他原来想象的那样美妙。除了可以无所顾忌地抽烟之外,妻子离开后留给他的自由,并没有派上什么实际的用场。

  端午将两个枕头叠在一起,把后背垫高。这样,他就可以透过朝东的窗户,看到伯先公园的溜冰场,看到更远处的人工湖面和灰暗的天空。那些在空中盘旋的乌鸦,铁屑一般。看不见明澈的蓝天并不让他吃惊。偶尔看见了,反而会触目怵心。他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将烟灰弹在床头柜上昨晚吃剩的速冻饺子上。

  家玉原本学的是船舶制造,但她在毕业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却满足于摆地摊,倒卖廉价服装。她还开过一家专卖绿豆糕的小店,很快就倒闭了。谭端午用一瓶假茅台作诱饵,艰难地说服了文联的老田,想让家玉去实际上已摇摇欲坠的《鹤浦文艺》当编辑。家玉最终还是拒绝了。她已经摸到了时代跳动的隐秘脉搏,认定和那些早已被宣布出局的酸腐文人搞在一起,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经过高人指点和刻苦自学,她如愿取得了律师执照,与人合伙,在大西路上开办了一家律师事务所。尽管谭端午至今仍然弄不清律师如何赚钱,但家庭经济状况的显著改善,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当他们家的富裕程度已达到需要两台冰箱的时候(另一台专门用来储存茶叶和咖啡),端午开始感到了眩晕。

  一天傍晚,家玉在未事先告知的情况下,开回了一辆红色的本田轿车。端午按照妻子的吩咐,从楼下的杂货铺买了一大捆鞭炮,在小区门口麻木地燃放。家玉什么时候学会了开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在追赶成功人士的道路上跑得太快了,已经有了跑出他视线的危险。接着,家里有了第一位保姆(家玉习惯上称她为佣人)。很快,他们只用农夫矿泉水泡茶。很快,他们的儿子以全年级排名倒数第二的成绩,转入了全市最好的鹤浦实验小学。很快,他们在市郊的“唐宁湾”购买了一栋带花园的住房。谭端午以一种冷眼旁观的态度被动地接受着这一切,似乎这些变化都与他无关。他仍在鹤浦地方志办公室上班,只要有可能就溜号。每月两千多一点的工资只够他抽烟。他仍然在写诗,却羞于拿出去发表。对家玉骂他“正在一点点烂掉”的警告充耳不闻。

  两个多月前,家玉为要不要去北京参加研讨班颇费踌躇。她辗转反侧,依违难决,转而征求丈夫的意见。

  端午唔了一声,就没有了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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