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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五


  这个不经意的举动立刻在他心里荡起了一层波澜。他再次想起了姚佩佩。每次开会,佩佩都要通过写纸条来与邻座交谈,还不时地会心一笑。谭功达坐在台上,看得一清二楚。每次看到她这么做,心里都有一股无名火起。他曾多次严厉批评过她,可佩佩依然我行我素,简直拿她一点办法也没有。没想到,今天他和小韶居然也干起了这种把戏!时间又回去了。没办法,真的没办法!任何一件事都在暗中指向她。他把纸条拽过来,在下面写了这样一句话:

  正在发言的这个人,会不会就是郭从年?

  而小韶的回答很快就传递到他的手上:

  不是。

  接下来发言的是一位白发长者。由于他获得的掌声超过了两分钟之久,再加上他长髯飘飘,气度不凡,掌声一停,谭功达赶紧在纸上写下了这样几个字:

  这个人是不是?

  这一次小韶的回答则要详细得多:

  也不是。此人名叫甫向高,是中心小学的校长。你朝窗口的方向看,那里有一个座位是空着的,挨着取暖用的火炉。

  谭功达使劲地侧了侧身体,从一个戴鸭舌帽的高个子身边看过去,果然发现里边有一个座位空着。很明显,这个位置是为一位特别的人预留的,很有可能就是郭从年。因为他的椅子比别人要大许多,带着宽大的扶手和颈垫,座位前还放着一簇盛开着腊梅的花丛。三只扩音器的话筒并排放着,每只话筒上一律蒙着红绸布。这个人并未到场,可他的桌前照例放着白瓷茶杯、铅笔和一叠会议材料。郭从年虽然没有到会,但谭功达却隐约感觉到他依然在场:坐椅和摆设就像一双无声的眼睛,正在扫视整个会场,这个并不在场的人物依然在听取每一个部门的负责人所做的报告。既然郭从年始终作为一个神秘的象征人物,在指挥着花家舍的一切,这样的布置显然另有一番深意。

  随后,谭功达观察到了一个令他十分震惊的举动:穿梭于与会者之间的女服务员(她们穿戴统一的服装,戴着白手套,挂着统一的服务标志),每隔十几分钟就要去那个空位上更换一次茶杯中的茶水。既然郭从年并未出席今天的茶话会,她们为什么还要给他更换茶水呢?这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谭功达百思不得其解。

  好不容易挨到会议结束,在公社大院外刺目的阳光下,他立即向小韶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那是因为郭从年随时都会出现。”小韶说,“他到底会不会来,谁也说不准。”

  “那么,以前有没有出现过类似的情况,会议开到一半,郭从年突然从门外走了进来……”

  “那倒从来没有过。”小韶压低了声音,对他说,“不过,谁也不能保证,下一次会议他就不会来。这个人有点孩子似的淘气,喜欢恶作剧,有时候甚至有点喜怒无常。没人知道他的脑子里会突然出现什么怪念头。有一回,半夜两点钟,他通过秘书召集公社的全体干部召开紧急会议。可当与会者顶着刺骨的寒风全部到齐之后,他又让另一个秘书出来传话,说会议临时取消。”

  谭功达还想说什么,可小韶正惦记着晚上的文娱表演,她要去公社文化站参加彩排。于是,两个人就在大院外匆匆分了手。

  可是到了晚上,在公社食堂的临时舞台上,谭功达并没有看到小韶上台表演节目。她独自一人坐在桌边,望着满桌热气腾腾的菜肴,显得闷闷不乐。因谭功达与她的座位之间还隔着三个人,又不便探问,只得朝她挤眉弄眼,想逗她一笑。可小韶理也不理他,装作没有看见。

  正在这时,谭功达右侧的一个掉光了牙齿的老者突然端起酒杯,颤巍巍地站起来,向他敬酒。谭功达忙不迭地扶了他一把,自己也站了起来,不免与他攀谈几句,互道寒温。等到他重新坐下,忽然发现小韶已经不见了踪影。尽管满桌的人跟着一个个向他敬酒,一位年轻的少妇还不时地往他碗里夹菜,可谭功达心里仍然不是滋味。在勉强喝了几杯闷酒之后,虽说年夜饭才刚刚开始,谭功达推说身体不舒服,辞别了众人,道过了新年祝福,一个人出了食堂,踏着冻雪,往向阳旅社走去。他不知道小韶遇到了什么不开心的事。她的眉头皱得那么紧,眼睛亮闪闪的,似有泪光闪烁。心里觉得有点放心不下,却也无可奈何。

  驼背八斤没有去食堂吃年夜饭。他养的老母猪恰巧在前天夜里生出了一窝小猪,说不定此刻他正在照顾那些小猪仔呢!

  厨房和会客厅里漆黑一片,可是八斤的卧室却亮着灯。灯光透过纸糊的窗格照亮了西窗下的一把扫帚和两只粪桶。他远远地看到屋里人影晃动,并且传来了高声谈笑的声音。也许他的家人正在陪他一起过年吧。可奇怪的是,当谭功达走到窗下,屋里的谈笑忽然停止了,只有收音机里正在播送的八点钟的新闻提要:蒙古部长会议主席泽登巴尔访问中国;《红旗》杂志发表社论《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

  谭功达回到楼上自己的房间,开了灯,暗暗吃了一惊。在他的桌上,搁着一只精致的水果篮,篮子里装满了红彤彤的国光苹果,还有一袋炒熟的花生、一小袋水果糖。这大概是公社特地给他准备的新年礼物。篮子旁边搁着一条牡丹牌香烟。即便在梅城当县长的时候,谭功达也很少能够抽到牡丹烟。有一年,钱大钧不知从哪里替他搞来了一包牡丹烟过年,他也只是在抽了一整包又苦又辣的“光荣牌”之后,才取出一支“牡丹”染染嘴。仅此一点,就可以看出花家舍的经济实力和富裕程度。

  篮子里一包核桃仁的下面,有一个没有封口的信封,谭功达打开它,发现里面是一封写给他本人的新年贺信。在这封信的开头,照例是一段毛主席语录:

  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

  他觉得这段语录并非是随手抄录的,写信人经过了精心的挑选,用在给他的贺年信中,显得特别贴切。接下来,写信人代表公社,感谢他九个月来远离家乡,为花家舍人民公社的建设所付出的辛劳;感谢他为花家舍一千六百多位百姓所带来的深厚的阶级情谊;期待他继续当好人民的巡视员,对花家舍多多批评指教;为花家舍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继续贡献自己的力量。虽说都是一些套话,可是在这个特别的夜晚——尤其是信件是用蘸水的钢笔写成的,并非冷冰冰的印刷品,还是让谭功达感到了一丝温暖。在这封信件的末尾,出现了这样一行小字:

  亲爱的巡视员同志,通过与您的朝夕相处,我们发现您常咳嗽,烟抽得很凶。尽管抽烟不算是一种坏习惯,可抽多了毕竟对身体不利,能不能请您少抽一点呢?

  这封信的字迹遒劲有力,有好几处使用了繁体,似乎是出自一个年长的文书之手。而从信件末尾的语调来看,又透出一股女性的细致入微的体贴。他想象着写信人的容貌(当然不可能是小韶),谭功达的心中涨满了感激的潮水。他忽然悟到,郭从年常年闭门不出看似古怪的行为,其实是很有远见的。他感觉到,给他写信的并不是一个具体的个人,而是他朝思暮想试图在梅城建立的人民公社时,泪水差一点夺眶而出。没有人能真正看得见公社,而公社却无处不在。他来到花家舍的这段日子,出于某种见不得人的强烈的嫉妒心,也是出于自己在梅城失败的愤恨,他似乎一心要找出花家舍现有体制中的种种弊端,以自我安慰,可不幸的是,到目前为止,他所有的努力几乎都失败了。

  午夜时,谭功达被嗵嗵的礼炮声惊醒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床上,没有脱鞋,双脚都被冻僵了。他头痛欲裂,焦渴难忍,伸手抓过桌上的热水瓶摇了摇,早已空了。礼花炮弹一朵朵冲向阴晦的天空,把花家舍照得如同白昼。在天空绽放的伞形礼花播撒出纷纷下坠的流星,还能听到噼噼啪啪的爆炸声。借着礼花的光亮,他能看见打谷场上孩子们兴奋而迷惑的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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