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三部曲(144)_格非

一四四

　　谭功达这才回过神来，自知失礼，一时颇为尴尬。忽见她的嘴唇上涂了一圈黑紫色的东西，一时分不清是女孩的化妆品，还是涂了紫药水，便煞有介事地问道：

　　“我刚才在看你的嘴……你搽了什么东西？”

　　小韶咯咯地笑了起来，露出了一排雪白的牙齿。

　　“什么呀，”小韶用手朝远处的桑林指了指，“刚才我来的路上，吃了太多的桑葚，你要不要吃？”

　　谭功达也笑了起来。两人说着话，沿着被太阳晒得滚烫的沙地，朝村子里走，不一会儿就走进了桑园。桑园中，有一条给行人踩得发白的道路，高大的桑树枝繁叶肥，虽说光线比外面要暗一些，但林间密不透风，反而更加闷热。谭功达隐隐感觉到，桑林间有人戴着袖套在摘桑叶，可他只能看见这些人的腿和手，看不见他们的脸。

　　正走着，小韶忽然想起了一件什么事，将公文包往谭功达的怀里一塞，说了句“你等我一下，我去去就来”，随后一猫腰，就消失在桑林中不见了。谭功达苦笑了一下，心里道：这丫头，大概是要为我摘一些桑葚来尝尝。没想到，小韶从桑树林中再次现身的时候，满脸都是汗珠，可手里却并没有他想象中的桑葚，谭功达道：

　　“我还以为你是去帮我摘桑果了呢。”

　　小韶笑道：“想吃桑葚，你自己摘不就行了？这儿遍地都是。”

　　“那你刚才干什么去了？”

　　他们两人挨得很近，谭功达甚至能看清她脸上细细的小绒毛和脖子里的汗珠。

　　“嗨，您这个人！怎么老爱刨根问底呀？”小韶把谭功达的脑袋一扳，凑在他耳畔，轻轻地道，“撒尿。”

　　这孩子，和姚佩佩一样，似乎也有个爱动手动脚的习惯。

　　花家舍的招待所坐落在湖心的一个小岛上，与村庄隔着一箭之地。一条新修的栈桥将小岛与村落连接在一起。谭功达跟在小韶的身后，走上栈桥，他吃惊地发现，桥栏上那些剥了皮的柳树竟然又长出了新的枝叶。过去，他在灯下阅读母亲的传记时，曾无数次地想象过这个岛屿。每个人的心都是一个被围困的岛屿，孤立无援。他不知道这是母亲的原话，还是传记作者的牵强附会。而眼前这个湖心弹丸之地，比想象中的要小了很多。一排白墙砖房，建在高大的榆树和泡桐之中，四周簇拥着一大片紫云英的花地。只不过到了五月末，花已经有些开败了，零零星星的。可远远一望，在一朵朵浮云的映衬下，依然可以看出一片淡紫。

　　两个人一上小岛，小韶就扯开嗓门，冲着那片房舍大喊大叫起来：

　　“八斤，八斤，驼子八斤……”

　　不一会儿的工夫，从房屋的拐角处走出一个精瘦精瘦的驼背小老头来。他手里拎着一只木桶，腰间围着一条脏兮兮的布裙，腰带上别着一杆白铜烟袋锅。他一看见谭功达，赶紧放下木桶，快步迎上前来，他撩起围裙，擦了擦满手的谷糠，握住谭功达的手，一边使劲儿地摇，一边咧开厚厚的嘴唇，露出满嘴的黄牙：“啊，欢迎，欢迎！”

　　“这位就是八斤同志，”小韶抬袖擦了擦脸上的汗，对谭功达介绍说，“以后就由他来负责照顾您啦！”随后她又在八斤的驼背上重重地拍了一下，把老头拍得直咳嗽，说：“八斤，人，我给你带来了。我的任务就算完成了，我还得赶回去排练呢。”

　　八斤憨厚地笑了笑，点点头，道：“小韶，今晚演什么呀？”

　　“白毛女。”

　　“白毛女白毛女，又是白毛女。一天到晚都是白毛女。”驼背八斤絮絮叨叨，“你们就不能换个戏演一演？”

　　小韶懒得搭理他，一转身，就蹦蹦跳跳地上了栈桥，渐渐走远了。

　　“小韶是演员吗？”望着她的背影，谭功达对八斤道。

　　“那可不！”八斤自豪地说，“花家舍的姑娘，什么都拿得起、放得下。穿起行头能演戏，脱下戏装能种地，要是扛起枪呢，还能打他娘的苏修美帝……”

　　过了半晌，八斤接着又道：“小韶这孩子，别的事样样都好，可有一样不好……可惜了。”八斤话到嘴边，没有说下去。

　　谭功达初来乍到，也不便多问。

　　2

　　隔着水光潋滟的湖面，谭功达可以看到整个花家舍。他甚至能听见学校里孩子们的诵课之声，还有脚踏风琴那单调悠长的曲调。

　　这个村庄实际上是修建在一处平缓的山坡上。谭功达惊愕地发现，村子里每一个住户的房子都是一样的：一律的粉墙黛瓦，一式的木门花窗，家家户户的门前都有一个竹篱围成的庭院，篱笆上爬满了藤蔓植物，远远望去，有些像忍冬，又有些像蔷薇。连庭院的大小和格局都一模一样。一条砖木结构的风雨长廊沿着山坡往上延伸，通往山顶的一座高大的烟囱。这条长廊将花家舍分成东西两个部分，无数条更为狭窄的小游廊向两边延展，通往公社的各个机构和各家各户。长廊的柱子被漆成了红色，覆以灰褐色的瓦，远远看上去就像一条黑红肥壮的大蜈蚣。

　　村庄的修建依照严格的对称原则，建筑物的位置和数量都进行了细致的摹画与测算。一条盘山公路在村庄上方的山腰上横贯而过。公路上戴着草帽的农人来来往往，影影绰绰，不时还可以看见一辆辆满载麦秸秆的手扶拖拉机，突突地驰过。公路上方就是一畦一畦的梯田，重重叠叠，黄绿相杂，堆锦铺秀一般。

　　八斤是向阳旅社的管理员，除了负责照料谭功达的一日三餐之外，还得抽空去喂养两只大肥猪。旅社食堂的残羹剩饭倒掉可惜，八斤就养了两头猪，当然，它们属于公社的资产。八斤的话不多，而且不论何时，总赤着脚，成天忙于旅社的清洁、做饭、喂猪和出粪。难得有空闲下来，他就抱着那只印有“人民公社好”字样的大白瓷缸，一边抠着脚丫子上的老皮，一边坐在楼下的会客室喝茶。有时，他的手里还拿着一本书。

　　会客室的墙上挂满了客人们送来的一面面锦旗，不是“四海一家”，就是“宾至如归”。桌子上方有一幅名为《柿子红了》的旧画张，画的是延安时期毛泽东，手里拿着一本书，正在窑洞的门前仰望蓝天。画面一角的柿子树果实累累，透出一派浓浓的秋意，领袖神情坚毅，若有所思……

　　每当谭功达与他照面，八斤便会不自觉地满脸堆起笑容，以表示对客人的友善。他虽说和善、憨厚，倒也并不使人感到亲近。事实上他们很少交谈。即便谭功达特意找他聊天，八斤通常也是表情复杂，欲言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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