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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〇


  开始的时候白小虎还紧紧地跟着谭功达,碰到县长没见过的东西,他就逐一介绍:连枷、牛轭、空竹、会叫的风筝、鞋楦子……谭功达连连点头。一见到故乡的这些物件,谭功达心里还是觉得挺亲切的,可是不一会儿,他们俩就被人群冲散了。谭功达看见高麻子正在一个卖泥人的摊头前向他招手,就挤了过去。

  “这个泥人挺好玩的,你要不要给小娴买一个?”高麻子道。

  “她是本地人,从小见惯了这些玩意儿,哪里会稀罕!”谭功达把小泥人拿在手中,看了看,又放了回去。

  “管她见过没见过!你给她买了,也是你的一点意思。她见了保准眉开眼笑。”高麻子说。

  经不住高麻子再三撺掇,谭功达问了问价钱,就给小娴买了一个。高麻子抢先替他付了钱,两人正要走,谭功达忽然又踅了回去。他在泥人摊上又挑了个一模一样的买了。

  高麻子笑道:“若是买两个,须是不一样的才好。”

  谭功达道:“这一个,送给姚秘书。她是上海人,没见过乡下这些土玩意儿。”高麻子抿嘴一笑,正要说什么,只见白小虎已经到了跟前,就没再言语。

  逛完了集市,谭功达就召集乡村各级干部开了个会。高麻子虽是外乡人,也被邀列席。会议开到一半,孙长虹来了。虽说是已经过了清明,可孙长虹还是披着一件破旧棉袄,脸色蜡黄,看来果然病得不轻。散了会,谭功达将孙长虹单独留下来谈话。谭功达问他昨晚怎么不来,孙长虹两眼一翻,笼了笼袖子,恶声恶气地道:“我倒是眼巴巴地想来给县长大人接风,可人家不让啊!”

  “谁不让你来?”

  孙长虹将脖子一梗,没再说话。

  这时,一个乡干部凑到谭功达耳畔,低声道:“孙长虹生的是肝病,腹水得厉害,传染性极强。”

  谭功达转过身去,对孙长虹道:“你们乡,有一个名叫张金芳的,你认不认得?”

  “怎么不认得?”孙长虹道,“她是我的外甥媳妇,住在水库附近的兴隆村。”

  “她三天两头到县上来胡闹,搅得信访办鸡飞狗跳,影响极坏。你们既然是亲戚关系,见到她好好跟她说说。”

  “说个屁,”孙长虹大嘴一咧,直着脖子嚷道,“脚长在她身上,她爱去哪儿去哪儿,犯不着我来管这鸡巴事。”说完将他那破棉袄掖了掖,转过身去,径自走了。

  谭功达气得面皮紫胀,半天说不出话来。白小虎见孙长虹当面顶撞,弄得县长下不来台,便笑着安慰谭功达道:“反正他已经是一个快死的人了,县长犯不着跟他计较。”

  可一听他这么说,谭功达又隐隐觉得有些刺心,不禁抬起头来,重新把白小虎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

  吃过中饭,谭功达和高麻子告辞回普济。白小虎领着一帮人,一直将他们送到村头的大柳树下,这才握手道别。

  在返回普济的路上,高麻子一个人倒剪着双手,在麦陇中走得飞快。谭功达常年不走村路,加上昨晚醉了酒,身上有些倦怠,渐渐地就有些撵不上他了。走了不到两华里,早已累得大气直喘。高麻子已经走到了一条湍急的溪流边,水上有一座小木桥,他在桥上回过头来对谭功达说:“功达,我看你真的是变了。成天坐办公室,走几步路,都累成这样。”

  谭功达喘着气,骂道:“歇会儿再走,好不好?干吗那么着急?是你们家的房子失了火还是怎的?”

  清澈的溪水淙淙地流淌。成群的江鸥在桑林上空盘旋。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养蜂人头戴面罩,正在帐篷前摆弄蜂箱。在他身后是大片起伏的坡地,开满了紫红色的小花。谭功达一屁股在溪边的茅草地上坐下,高麻子递给他一支烟。谭功达因见坡地上大片的红花,被阳光照得仿佛燃烧起来一般,便问道:

  “那是什么花?”

  “翘摇。”高麻子也找了个地方坐下,回答道,“又叫紫云英,我们当地人都叫它红花草。”

  “我以前怎么从来没见过?”

  “这并不奇怪,”高麻子解释说,“一九五四年春上,鹤壁地委组织我们去花家舍参观,我见他们那儿漫山遍野都是这玩意儿,就向当地的老农讨了些种子带回来。当时我也是看着这花惹人怜爱,带回来种着玩的,没想到它却救了一村人的性命。”

  “这紫云英难道也可以入药?”

  “入药?”高麻子白了谭功达一眼,“你作为一县之长,怎么倒像个武陵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你知道这些年,梅城一县,饿死多少人?鹤壁一市五县,又饿死多少人?普济乡倒是没死人,可全靠这紫云英救的命。我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后怕。你可别小看这小花小草,生命力极强。播下种子,雨水一淋,十天半个月就开花了。河边、田埂上、山坡上,哪儿都能长,刀割一茬,没几天又蹿杆开花了。这玩意儿,猪能吃,牛能吃,人也能吃,而且味道还不错呢。我去年腌了两坛子,还没吃完呢,待会儿到了家,让你嫂子弄一点来下酒如何?”

  “那最好。”谭功达道。

  论年龄,高麻子比谭功达还要年长一岁。当年他在普济读过几年私塾,一直在新四军军部做文书。皖南事变之后,他的部队被打散了,就连夜赶到苏北,找到了谭功达,在他手下做了一名参谋。到了一九四八年,江南新四军改编时,他已经是团长了。刚一解放,高麻子要学那曾文正公功成身退,归隐田园,“百战归来再读书”,地委行署的聂竹风要调他到县里给谭功达做副手,他一口拒绝。回到普济之后,就与当地的一个农妇结了婚,在小学当代课老师。后来经不住谭功达软磨硬泡,才答应出来做了个乡长。

  说起县上的事,谭功达一肚子苦水,不知从哪儿倒起。好端端的一件事,一旦到了自己手上,立刻就成了烂泥一团,怎么也理不出个头绪。他刚刚诉了几句苦,高麻子就不客气地打断了他的话:“我替你想想,倒真是够呛,别的不说,光就你身边那几个精明人,你恐怕就对付不了。白庭禹的手伸得太长;你亲自提拔的那一个呢,恐怕也靠不住。”

  谭功达知道他说的“那一个”指的是谁,心里闷闷的。

  “再说了,天上风云不测。”高麻子接着道,“一会儿左,一会儿右;有人要学朱元璋,有人要做李自成。你在底下当个芝麻绿豆官,滋味肯定不好受。”

  谭功达听他话中有话,不禁吃了一惊,朝四下里看了看,虽说不见人影,还是压低了声音,问道:“李自成怎样?朱元璋又怎样?”

  高麻子将手里的烟蒂捏了捏,续上一支,道:“这李自成就不用说了,当年后金的大军逼近北京,大明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李闯王仓促在陕西米脂起兵,在崇祯帝的后脊梁上狠狠扎下一刀。你说他是为什么,难道是为了救大明吗?虽说攻下了西安城,他不是立刻就改西安为长安,做起那大顺帝来了吗?再说他手下那一帮人物,脑袋掖在裤腰带上,出生入死,还不是图个加官晋爵,封妻荫子?可一旦分封既定,夙愿已足,却偏偏有人要给他来个托洛茨基式的‘不断革命’,你说这伙人受得了吗?这一流的人物,史不绝书,大多目光短浅,并无明确的政治目标,区区一个书生李岩,又能顶个什么用!

  “可朱元璋就不一样了,从‘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这个口号中,他的志向可见一斑,一旦做了皇帝,河清海晏,只有天在上,更无山与齐。眼光、胸怀又未免过于远大了些。他要那天下江山,千秋万代都姓了朱,永不变色。手底下的那二十四员悍将,没有一个看得顺眼。胡惟庸是怎么死的?李善长又是怎么死的?洪武帝为何又废除宰相一职?修峻法,严吏治,天下山河都入梦中……哎,我说的这些话,你可听得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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