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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


  老徐顿了顿,笑道:“这里边另有一段缘故。在普济一带,有一对父子,做爹的名叫谭水金,儿子名唤谭四。两人在普济河上,靠摇船摆渡为生。陆秀米自日本回国,风云陡变,革命军兴,谭四便跟着秀米创办普济学堂,暗中联络同志,以图大举。因叛徒出卖,秀米兵败被俘,谭四亦死于清兵乱枪之下。待到秀米在狱中生下了孩子之后,普济人闻听,便都猜测这孩子是谭四的骨血。可事实究竟如何,现在已无从知晓。这些猜测,本是妄人耳食之谈,可谭水金却信以为真。你想呀,谭水金老年丧子,余下这点骨血,且不说真假,老谭家的香火,仅此一脉。到了那步境地,也由不得他不信了。他便四处查访,打听孩子下落。当他最后在浦口找到那孩子的时候,县长那会儿已经六岁了。谭水金执意要将孩子带回普济抚养,狱卒梅世光自是不让,两家争来争去,就闹着要打官司。最后经人从中调和,双方各退一步,那孩子姓了谭,但仍归梅世光抚养。从那以后,县长的名字就叫谭元宝。功达这个名字是解放那一年县长自己改的。要说元宝这名字在过去的乡下十分常见,可是到了今天,毕竟封建气息太浓。你想想,现如今这陆、谭、梅三家人都死绝了,除了县长本人再也没有旁人了,你说这会儿从哪儿冒出个亲戚来?”

  “那您打算怎么办?”姚佩佩都听傻了,张着嘴看着老徐。

  “信访办的几个同志商量着,替她凑几个钱,打发她回去便了。我想,为慎重起见,还是等县长回来再说。”说完,老徐就站起身来,告辞而去。

  8

  县文工团设在城西山坳中的一座花园洋房里。据说,这座围着黑铁栅栏和卫矛的建筑最早是一位英国女传教士出资修建的。后来,一度是梅城监狱的所在地。辛亥之后,陆秀米曾在这里被关押一年零六个月之久。花园四周,树木簇掩,山石拱卫,显得极为幽僻。如今,县文教局、文化馆和文工团都在这里办公。

  谭功达的吉普车抵达那里的时候,文工团的团长已经在门口迎候多时了。他的身边还立着一位白发长者。

  团长介绍说,这位老人当年在监狱的厨房当伙夫,已经七十多岁了,对这里的情况比较熟悉,“据他说,他曾见到过令堂大人。”团长这一介绍,那老头就不停地点头道:“见过的,见过的。”

  这是一座三层楼的红砖建筑,园子很大,修建了中国式的水榭、曲廊和石砌小径。园子中间有一座喷泉,一尊铜制的天使雕像。地面由碎砖铺成,砖缝中长满了青草。由于刚刚下过一场雨,喷泉池中的水还是满的,只是漂浮着一层厚厚的绿锈。那座雕像有些歪斜,不远处钟楼的指针早已锈坏,永远停在了八点一刻。园中的一株合欢树下,花瓣落了一地。谭功达不喜欢这个地方,觉得到处都显得阴森森的。

  三楼的一扇窗户开着,从里边传出手风琴的声音,反复演奏着同一个旋律;有一个老生演员正在吊嗓子,他唱的是《三家店》里的“打登州”。每唱一句,都会传出一片叫好之声,弄得谭功达心烦意乱。几个人一声不吭地沿着花园四周的回廊转了一圈,团长就请县长上楼参观,说:“我们,是不是去看看当年县长您出生的那个房间?”谭功达明显地犹豫了一下,皱了皱眉,对身边的白庭禹道:“不看了吧?”白庭禹赶紧道:“既然已到了这儿,还是看看吧。人家还专门请来了向导……”

  二楼的走廊里光线阴暗,有一股淡淡的霉味。楼道里搁满了演戏用的道具和杂物,鼓、戟、枪、旗、锡箔刀、戏服和髯须堆得到处都是。白发老头侧着身子挤到谭功达身前,介绍说,当年陆秀米被关押期间,待遇优厚,除了不能出门之外,她基本上是自由的。这么大的房子,就关着她这么一个囚犯。食堂的厨子、伙夫、杂役,加在一起一共有十一个人,都来伺候她一个。梅城统领龙庆棠还隔三差五地派人给她送点心来,甚至他本人还专门到狱中来看过她几次。那时的监狱不像现在,他常常看见秀米在院子里的喷水池边晒太阳,坐在藤椅上读书。“我呢,那时还小。心里想,一个人要犯怎样的罪才能被送到这么好的地方来?龙庆棠毕竟是读过书的人,待人倒也和善,没有对她动过刑,从头到尾都待若上宾……”

  团长见谭功达脸上渐有不豫之色,可这老头越说越不着调,团长赶紧拉了拉他的袖子,老头立即就不吱声了。

  几个人走到走廊东头的一个房间门口停了下来。谭功达看见那扇平板木门是拱形的,门上缀着一条细麻绳,绳子的一端系着一个桃核,除此之外并无他物。

  “这是圣芳济各会修道士的传统,”团长说,“一切都显得朴素简单。”

  谭功达伸手拉了一下那桃核,门就开了。这是一个不到二十平方米的房间,地板有几处已经坍塌了,房子似乎有点漏雨,墙上的石灰都起了皮。靠窗的位置摆着一张小书桌、一把木制圈椅。紧挨着墙边的地上有一张木板,这大概就是母亲当年的卧床了。床头的墙上,有一个壁龛,里边有一盏小油灯。

  “我记得墙旮旯里原先还有一个净桶,”白发老头补充说,“其余的,都是当年的样子,原封未动。”

  看着这个陌生的房间,谭功达仿佛一下子就回到了四十年前。一个风雨之夜,母亲在这张木板床上生下了他。一个头戴簪花的老妇人从狱卒手里接过孩子,出了房门。他的母亲,仿佛仍然坐在窗前的圈椅上,回过头来,朝他寂然一笑。妈妈,妈妈。她的一生都像一个谜,她的形象由数不清的传说和文史资料堆砌出来,在他看来,却像流云一样易逝,像风一样无影,像正在融化的冰一样脆弱。妈妈。妈妈。除了“陆秀米”三个字,那个被戏文和高耸的纪念塔所固定的形象,跟你脸上碎碎的笑容到底有什么关系?那个教科书上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豪杰与你的寂寞和忧伤又有什么关系?从时间上来推算,母亲去世时年龄与谭功达现在的年纪大致相仿。而她从梅城出狱回到普济的时候,最多也不过三十岁。她为何突然之间发了禁语誓,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僧侣和哑巴?在蛰居普济长达十年的时间中,她每日只是侍弄园中的花草,几乎没有说过什么话。这个不合常情的举动在谭功达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其中一定隐藏着某种他现在仍不能知晓的秘密。他翻遍了所有的关于母亲的资料和回忆文章,却找不到任何答案。

  母亲生前最后一个伴侣,名叫喜鹊,按理说应该知道更多的情况,可她也只留下了一本薄薄的《灯灰集》。这些诗虽然稚拙、不事雕饰,许多地方不合韵律,可也不是粗通文墨的谭功达所能轻易理解的。苦读这本诗稿,带给他的是一种强烈的不真实感。普济一带的风光景致、农事稼穑,到了她的笔下,也能含咀英华,绮怀伤情,让人生趣顿消。多少年来,谭功达一直有一种隐隐的恐惧:自己不管如何挣扎,终将回到母亲的老路上去,她所看到并理解的命运将会在自己身上重演。

  谭功达轻轻地带上门,回到阴暗的走廊里。向导不知什么时候已被打发走了,团长和白庭禹正在小声地商量着什么。看到谭功达神情黯然,眼中飘出一缕如梦清光,白庭禹误以为他是为即将与白小娴的见面感到局促不安,就笑着安慰他道:“老谭,都这么大年纪了,怎么还像个孩子似的紧张?不用担心,完全不用担心。这就好比说你要去参加一场考试,而你预先就偷看了答案。”

  “答案?什么答案?”谭功达慌忙问道。

  “你看看,你看看,我说老谭是一根筋,你还不相信。”白庭禹对文工团长打趣道。

  团长也笑了起来,他解释说:“白副县长的意思是说,您和白小娴之间的事是板上钉钉的。不管你们初次见面情形如何,有情人终成眷属。只要您看她顺眼,她就跑不掉。没有什么好担心的。您只管轻装上阵,就当是走个过场吧。”团长似乎是北方人,说起话来总是您您的。

  “哦,原来你们说的是这回事!”谭功达勉强笑了笑,问道,“我们待会儿在哪儿见面?”

  “就在我的办公室如何?虽说在一楼,可是拉上灯芯绒窗帘,外面的人看不到里边。”团长说,他看了一下手表,“不过,白小娴现在正在练功房上课,我们不妨先去办公室坐一会儿,让你先熟悉熟悉作战环境,待会儿一下课,我就派人把她叫来。”

  “要不,我们先去练功房看看?”白庭禹建议说,“谭县长只见过相片,真人一回也没见过呢。”

  “也好。”团长道,同时看了看谭功达,“那我们就去练功房看看吧。”

  他们三人穿过走廊往西,走下楼梯,绕过一片小树林,来到后院的一幢简易的木板房前。透过敞开的大门,谭功达看见那些年轻的小伙子在一个秃头教练的指导下,正在练习空翻。而女孩们则一律在窗下的木杠上压腿。看到三个人走进门来,姑娘们全都扭过头来,好奇地朝这边张望,叽叽喳喳地议论起来。秃头教练见状赶紧气喘吁吁地跑过来。团长朝他摆了摆手,道:“你们继续练功,我带两个客人来观摩观摩。”教练冲着他们鞠了一个躬,又气喘吁吁地跑开了。

  “条件是简陋了点儿,”团长对谭功达道,“不瞒您说,这地上的垫子都是草编的。在上面再铺上一层棉布就完事了。噢,对了,为了改善文工团的条件,我给县里是打过一个报告的,一直没见批下来。艰苦一点不算什么,可没有海绵垫子还真的不行。学员要是一个跟斗翻下来,闪了腰或是摔断了腿,那也不是闹着玩儿的。”

  “好说好说。马上批,马上批。”白庭禹笑呵呵地答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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