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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七


  随后,她又让谭功达报一报自己的生辰八字。因谭功达出生在梅城的大牢里,只听说是七八月份,自己也弄不清究竟是哪个时辰降生的。见那大婶催逼得紧,他就胡编了一个时辰敷衍她。那老妇人嘴里嘟囔着什么,眯缝着眼睛,扳起指头,替谭功达算起命来。见那老婆子神神道道的,谭功达心生厌恶,暗暗叫苦,心里便盘算着如何从这里尽快脱身。

  正在这时,忽听得那大婶把手一拍,咯咯咯咯地笑了起来,道:“巧了!真是天作之合,天作之合!大侄子命相虽说有几分凶险,可只要娶了我们家柳芽,就能逢凶化吉,遇难呈祥!这十万个人中,保险还挑不出这么一对绝配。绝配,真是绝配!她大娘,我看这事就这么定了吧?”

  大娘也笑呵呵的乐不可支,一个劲地点头道:“定下来好,定下来好。”

  听他们这么一说,那姓柳的姑娘,心里一激动,就抖得更厉害了。谭功达见她双手、双脚、脑袋,甚至嘴唇都在瑟瑟发抖,连嘴角的一丝羞涩的笑容也在打战,就问她是不是觉得有点冷,还是身上哪儿不舒服。那姑娘也不答话,朝他浅浅一笑。

  “看上去像是在打摆子,实际上什么病也没有,”大娘道,“她就好个抖。她没病,生下来就是这个样子,在我们乡下,这样的人多了去了。”

  大婶也笑着说:“你要是带她给大夫瞧瞧,大夫没准会说出一大堆谁也听不懂的词来。其实,这很正常。吃饭、做事、睡觉一点都不碍事。抖得凶的时候,说起话来,牙齿有点打架。要是比划着手势,你也能明白,她要说的是什么。”

  谭功达只得苦笑。心里一会儿大骂钱大钧王八蛋,一会儿责怪田小凤。你们他娘的给我弄来了一帮什么乱七八糟的人哪……

  谭功达与她们一见面就处在被动的地位,被那两个老婆子忽悠来、忽悠去。谭功达清了清嗓子,想略微分辩几句,以便找个理由溜之大吉。不料,他还没来得及说话,那大娘笑盈盈地问他道:“大侄子在哪儿发财呀?”

  谭功达听她这么问,就断定对方还不知道自己的县长身份,心里又暗暗地感激起田小凤来,看来她还没把我的这点老底漏给人家,便顺嘴胡编道:“我在一家工厂替人看大门。”

  他这么一说,大婶哈哈大笑,把嘴里的一颗金牙连同黑黑的牙根都露了出来,“看大门的!哈哈……看大门的!大侄子你可真会说话!看大门的也有官大官小。要是说起来,毛主席也是看大门的。中国的地界这么大,全由他一个人看着呢。”

  听着大婶的口气,话里的意思略带嘲讽,又仿佛是知道自己确切的身份的,只是没有点破。两个老妇人笑得什么似的,又交头接耳地议论开了。谭功达愣愣地坐在那儿,看上去就像一个傻瓜,由着她们在摆布,不知不觉早出了一身冷汗。别看这两个老婆子嘻嘻哈哈没一点正经,可要论智力,自己说不定还远远不是人家的对手,再这么纠缠下去,前景似乎有点不太妙。想到这儿,谭功达一脸严肃地站了起来,道:“难为两位老人家,大老远从乡下赶来,眼下时候不早了,不如去城里找个地方吃饭。至于婚事,还容我再考虑考虑。”

  “哎哟,我说大侄子,还考虑什么呀,这事刚才不就定下来了吗?”大婶道,“吃饭呢,也用不着去城里下什么馆子,我们早就备下了。你们马上就要结婚了,钱要省着点花,俗话说得好,细水长流,恩爱白头,芽儿,你把昨晚亲手烙的那几个大饼子拿出来给人家尝尝。”

  那柳芽一听大婶吩咐,就抖抖索索地从地上抓过一个帆布大挎包来,搁在膝上,抖抖索索地从里边取出一个铝制的饭盒来,揭开盖子,放在石墩上。又从包中摸索出一个搪瓷小茶缸,里边是腌制的泡菜,还有一只咸鸭蛋。她最后拿出的是几双筷子,一只军用水壶,一只空碗。柳芽将饭盒和茶缸推到谭功达的面前,又在那只空的白瓷碗里倒上水,端在他面前。随后,从那把筷子中挑出两根一样长的,架在碗上。忙完了这些事,她就抬起头来,大大方方地看着谭功达。

  谭功达见这柳芽变戏法似的顷刻之间弄出这么一大堆东西,虽然手脚颤抖,倒也十分麻利。又见她器皿碗筷干干净净,不由得对这个姑娘心生了几分敬意。谭功达看她的绒线衣早已旧了,袖口的绒线脱了针,挂下几个线头来。又见她没穿外套——很显然,她家里也许已找不出比这更好的衣服来了,想到这个女孩年幼失去怙恃,这么多年跟着叔叔伯伯长大,也实在不易,鼻子一酸,心里就动了恻隐之心。姑娘见他怔在那里,就将那饭盒往他面前推了推,结巴道:“吃吃吃,吃吧。”

  她的声音湿湿的。这是她今天说过的第一句话。谭功达认真地打量起面前的这个姑娘来:阳光照在她脸上,皮肤白皙细致,长长的睫毛遮掩着一双乌黑的大眼睛,模样虽然平常,却也透出一股清秀动人之色,不禁心头一热。就算婚事不成,权当萍水相逢,也不可辜负了人家的一片心意。他拿起筷子,夹出一块饼来,就着那碗白开水,一个人大口吃了起来。可转念一想,又觉得有些滑稽。仿佛他特地起了个大早,沐浴更衣,就是为了这块烙饼而来。

  谭功达正想着,忽听得大婶对大娘道:“二十斤糖,你说够不够?”

  大娘道:“怎么不够?我看是够了。”

  “那么酒席呢?咱们家的亲戚又多,依我看怎么也得摆上个十桌八桌的。”

  “十桌酒席怎么够?不成不成,咱柳芽也挺可怜的,自打出生的那天起,命道就不顺。依我说,这一回得好好替她热闹热闹,去去晦气。”

  随后她们就开始商量被面、床褥、桌椅、马桶等一应陪嫁的嫁妆来,两个人就像说相声似的,你一句我一句,说得谭功达倒像做贼一般,心里七上八下。她们看上去是在耳语,声音也不高,但每句话都故意要让谭功达听得明明白白,似乎她们说得越多,商量得越周全,这门婚事就越是万无一失。只因人家在“悄悄地”商议什么事,谭功达又不便插嘴。尤其糟糕的是,刚才人家叫他吃饭,他也没有什么迟疑和谦让,而是抓起来就吃。这一鲁莽的行为,多少也支持了老人家本来很脆弱的信心。

  谭功达如坐针毡,满脸灼热,不禁求援似的朝柳芽望了一望,那柳芽似乎看穿了他的心思,朝他嫣然一笑,仿佛在说:你尽可以放宽心……谭功达定了定神,放下筷子,正要说话,两个老妇人突然站了起来,朝谭功达笑了笑。大婶说:“我们俩去园子里转转,你们两个正好说说话。”说完,拽了拽大娘的袖子。她们一路跳跃着,一眨眼的工夫,就双双消失在树木苇丛之中,不见了踪影。

  四周变得十分静谧,天空湛蓝,没有一丝风。那几个放风筝的孩子吵吵嚷嚷,声音仿佛被中午静滞的空气压扁了,远远地传过来。从这儿可以一直看到滚滚东去的长江和江边大片的棉花地,看到江中打着补丁的帆船。谭功达吃着烙饼,不时抬头看一眼对面的柳芽,她也一动不动地看着自己,目光已不像早先那么慌乱,脸上挂着碎碎的笑。等到他吃完了那张大饼,柳芽忽然对他说:“走吧,您快走吧。”

  她的声音灰灰的,听上去像是在叹气。谭功达呆呆地看着她。要是真的和这个姑娘结了婚,没准也没什么不好……

  “你走吧,”柳芽低声说,“待会儿大婶她们回来了,你又走不脱了。”她随之站起身来,开始收拾桌上的碗筷。

  想到自己相了半天的亲,竟连一句话也没和她说过,谭功达就问她,现在在做什么。他又说起县里很快要开办一个聋哑人学校,问她愿不愿意来梅城工作。柳芽不说话,额前的刘海耷拉下来,遮住了她的眉毛。她的手又开始抖得厉害。谭功达看着她那单薄的、不断颤抖的身体,大为伤感,眼睛里不觉又沁出泪来。人一过四十,就会为某些莫名其妙的事徒生伤悲,不知何故。

  谭功达心事重重地走下了亭子,很快离开了那儿。

  当他走到公园门口,他不禁又回过头来,望了一眼。那柳芽已不在那儿了。亭子里空空荡荡,白云的浮影正使它变得黯淡。

  6

  这天早上,姚佩佩像往常一样推着自行车,来县里上班。刚走进院子,就看见司机小王拎着一只铁皮铅桶,手里拿着一块抹布,正在擦车。那是一辆黑色的小轿车,车窗上遮着一层白色的纱幔。

  “你又姗姗迟到了。”小王笑呵呵地对她说。

  “你应该说姗姗来迟了。”姚佩佩替他纠正道,“你从哪儿弄来这么漂亮的小轿车?”

  小王用手指了指办公大楼,说:“我哪有福气开这样的车?省里来人了呗。”

  姚佩佩抬腕看了看表,今天迟到了足足二十分钟,待会儿,钱大钧大概又要啰嗦个不停了。姚佩佩上了楼,走廊里寂静无声,各个科室的门都开着,只是不见一个人影。她走到自己的办公室,发现里面也空无一人。她坐在桌前,拢了拢头发,倒了一杯开水,顺手拿起一本《灾情通报》翻了翻,怎么都觉得不对劲儿。她给县长办公室的杨福妹打了个电话,小杨的语调听上去也是怪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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