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晓声文集 老清阿叔
一
老天爷的面孔还极模糊，长伯伯就起来了。起来了不干事，开了大门坐在门槛上，抚着膝头吸旱烟。片刻吸完，边站起来边把烟杯插在裤腰头，然后跨下阶沿石，就近站定，仰起头呆呆看着远方，好像在想什么。其实什么也不想，他那眼光是散神的，一看便知道他没有心事。不过这时候他的样子显得特别高，村子上的人不知为什么把高说成长，都叫他长伯伯。只有我不。他是我爸爸的亲弟弟，应该叫他叔叔，叫伯伯就叫乱了。但是叫叔叔他往往不答应，以为是叫的别人，所以我只好连着他的名字叫，叫他老清阿叔。那时候我年纪小，以为老清就是他的名字。其实错了，他的大名是清泉，因为排行最小，才照“老来子”的惯例，在名字上冠个老字，叫他老清。这“老”其实就是“更小”的意思，常州人把孩子称“老小”，很有小看对方的味道。所以，老清这名字，只该让他父辈或同辈叫，不该让我小辈叫，然而我却一直如此叫他。我们都不懂这规矩，不以为悖。奇怪的是旁人也从不曾纠正我，连做老师的爸爸也如此。这大概是因为我的老清阿叔，众人都没把他当大人看，虽然他的女儿还比我大一岁。
总之，老清阿叔是村子上起身最早的一个，可是他并不多做事，一定要等到别人做了他才做，别人叫他做他才做。否则他一向不知道该做什么，也想不到该做什么。这还是生活在旧社会，并非是吃了生产队的大锅饭才养成的惰性。从小他有一对能干的父母和两个能干的哥哥，四根柱子顶天立地，别说小小一个家，就是一个村，一个乡，他们的肩膀也都扛得起。帝王将相，宁有种乎？中国历史上，从农家走出来的显赫人物就有的是。老清的两个哥哥，一个从种田开始逐步开粮行、油坊发了财。一个先当老师、后来在县里边做了科长，都能干得很嘛！所以，老清或老清之流就命里注定了只能当小伙计，绝轮不到他当家，当家人叫他做什么就做什么，不叫他做什么就不知道做什么，即使想到要做什么也不知道该不该去做——还是不做也罢。反正锅里有，碗里也会有，吃现成饭省得多操心。如此看来，吃大锅饭思想也不是农业学大寨学出来的，倒是大寨的大锅饭思想是从老清阿叔那儿学得去的。不过老清阿叔当然不知道后来的事。他在大家庭里当小伙计，家事不作主，可也有无需当家人作主的事可以做，比如捕鱼、捉蟹、钓黄鳝、摸鸟窝、追兔子、斗蟋蟀、做弓铡黄鼠狼、架钢丝圈扣野鸡……他就把过剩的精力，消耗在这些上面。捉着了大家吃，提不着也不计较合算不合算。有时玩出了神，丢了应该干的正经活，给骂一顿甚至打几拳，也不在乎。不过这都是小孩子干的事，小孩子当正经事干都不要紧，可老清阿叔长大了还这么干。兄弟们分立了门户，他当了家，娶了老婆，生了孩子，孩子长成十多岁了还这么干，当正经事儿干，就脱脏了。弄得田都种不熟，年年欠收。所以村上人都说他还是个孩子。背后有人讥笑他是暗败子。而他始终不觉悟。也许就靠了这些，他倒保住了一颗童心。大人不喜欢，孩子可喜欢。他在干那些玩意儿的时候，总有一群孩子跟在他屁股后头。他同孩子相处极自然，不摆架子也不厌烦，充分自由平等。他并不灵活，而且捕、捉、钓、套、追、铡……总难免有失误，因此有的孩子竟怪他手脚不快，这时候他也会提高喉咙反驳一声：“你的本事（领）大？你倒来试试！”可也只是说说而已，并不真的罢了工要孩子的好看！我是最佩服他的，有一次亲眼看到捉在篓子里的一条大鲫鱼跳落水里去了，老清阿叔急忙纵身跃进水里，居然手到擒拿，又捉了上来。简直像关云长斩颜良诛文丑，酒尚未冷，便提了人头去也。
我父亲跟他很不一样，架子大，爱教训人，把我教训得离他远远的，更加觉得阿叔的好处。只要他有空，我就像尾巴一样跟着他。他玩什么我也玩什么。玩得忘了吃饭，父亲也不便说什么，因为是他弟弟带着我呀，他能说弟弟带坏了我吗！况且他也难得在家，对我知之甚少。凡涉及我和老清阿叔的事，我母亲也不向他告状，因为家中有许多事情，都还得靠老清阿叔帮忙呢。我母亲是从镇上嫁过来的，不大懂农活，连装一把镰刀或锄头柄，菜畦整好了下种籽，她都要对我说：“去叫阿叔来帮忙。”可见阿叔对我家是不可或缺的。况且真正到了关键时刻，他也会背叛我而维护我父母的利益。例如有一年春节以后，快开学了，我父亲在晚餐时丢给我五角钱说：“把赌帐还掉，明天不许出门了，在家温课！”这话并没说错，他知道我春节里赌博（那时候是极普遍的现象，因为是旧社会嘛），怕我输了钱拖了债读书不安心，愿意替我还，用心良苦。可是他那种施舍的态度却伤害了我；再说我也没有输钱，无债一身轻。心气完全硬得起来。当下便把钱一推，说：“不要，我不欠别人的。”这一来。我也把父亲激怒了，他伸手就狠狠打了我一耳光。待第二记打上来，我已像兔子般溜了。溜了自然就要坚持不回去，吓一吓父亲，让他以后收敛点，莫随便打人。父亲果然急了，又不好意思来找，于是又用上了老清阿叔。老清阿叔当然很容易找到我，叫我跟他回去。我不依。他居然企图强迫。我一看不妙，拔脚就逃。他就追，我们在昏暗的麦苗地里赛跑，大约跑了二千米，还是我得了金牌，他空手回去了。我却不敢再上村去，无可奈何，就在坟圈里躺下来睡觉。一睡就熟了。也不知过了多久，忽然电光闪闪，雷声隆隆，快要下雨了。这下子我再无办法，只得往村上跑，想找哪家屋檐下躲一躲。谁知刚到村头，猛不防上墙边头窜出一个人来，一言不发，把我拦腰一抱就走。吓得我大叫一声，随即马上知道了，这是老清阿叔；因为他身上的气息塞进我的鼻孔来了。
他把我挟持回去后，当夜我被父亲揿在床上狠狠打了一顿屁股。恨得我长久不理老清阿叔。但从此以后，我的长跑倒出了名。人家取笑老清阿叔说：“长伯伯，你的脚生得那么长，连个小孩子都追不着，算什么？”老清阿叔就提高喉咙反驳道：
“你也去追追试试看！脚长有什么用！他溜得比兔子还快，像野鸡一样埋着头朝前直攻……你倒说得容易呢！”
老清阿叔可以算做我童年时代最有影响的伴侣之一。我有许多爱好，就是受了他的熏陶。比如捕鱼吧，后来简直成了我的癖好。五十岁离开农村以前，凡碰到有捕鱼的机会，不管寒冬腊月，我都甘愿赤脚上河去捉，不是为了嘴馋，主要是想过一过捕鱼的清头。很小的时侯，我就背着鱼篓跟着老清阿叔转，不久就玩起力所能及的各种渔具来，终至于十八般武艺件件精通。有一次几十个人在一条长河里捕鱼，老清阿叔用网赶，我用渔罩。老清阿叔眼尖，看见长河另一头有条大鱼尾巴出水扇了一下，便招呼我跟他跑过去。到了那里，我第二次下罩，便激动地大喊：“老清阿叔，在里面了！”我的意思当然是“鱼被我罩在里面了”。当时却有人描了一句：
“老清阿叔在里面了”，弄得许多人笑话我。这样兴奋的事情，不知有过多少次。然而捉到了鱼也并不都有好结果，就拿那一次说吧，我记得回家以后，失业在家（当时已沦陷了）的父亲毫无兴趣地说：“捉什么鱼呢，没有一滴油，怎么烧？白起劲！”母亲心软，见我气得要哭，连忙说：“送到外公家去吧，外公爱吃。”我就拎着鱼跑到镇上外公家。外公看了很高兴，但是摇摇头说：“今天六月十九，观音菩萨生日，不吃荤腥的。天气这么热，这鱼又留不到明天吃，怎么办呢？”大家眼睁睁看着这条鱼，倒像平添了许多愁。我真的流出了眼泪，一串串的，这才使大舅舅的脑袋瓜像上了点油一般活络起来，他说：“去送给街北的杨先生吧！”杨先生是外公的老朋友，外公马上说：“对，杨先生是基督教，不信观音菩萨的。”于是大舅舅便送去。回来说：“杨先生收了，还说谢谢你家大外甥。”就这样，一条大鱼被基督教吃去了。
我十岁那年冬天，为了捉鱼的事，还同老清阿叔大闹了一场。有天晚上，我找他不见，听婶婶说：“他会（同）了几个人，到河对岸蒲沟里扉水捉鱼去了。”我听了就动气，他提鱼为什么不喊我同去呢？回去告诉母亲，母亲说：“回水要有一夜才能提鱼呢，你明天早晨去看看吧。”我想这是个好主意h全没想到人家辛辛苦苦商干了水，我是不该去捉鱼的。大概以为有老清阿叔在那里，我就去得。第二天一大早我赶到那儿，隔着一条河看见他们还在回水，鱼还没有捉，来得正是时候。便喊阿叔摆渡。谁知喊来喊去，他全不理睬，只管库水。我就哭，一面哭一面喊，一面喊一面吵，一直吵到我明白他不会来摆我了。于是气极而骂。骂得心头火起，全不顾天寒地冻，穿着棉袄棉裤就往河面一跳，狗爬式游过去。游到一半，裤袄里全吃进了水，游不动了。这时才见老清阿叔的船划到河心，他大概是吓坏了，脸白得脱色，一伸手便把我拎上了船。我仍骂不绝口，可是在水里还好，一上船，西北风像尖刀，刺骨地冷，冷得马上要冻住了。牙齿得得地打架，骂人的话也不连贯了。老清阿叔很快把我送到岸上临时搭的草棚里，剥了我的衣服把我狱在被窝里，气急地哑声说了句：“不讲理，没见过你这种老小！”便出去回水了。我冷得没收罗，一路抖下去收不住，用控制不住的嘴巴大骂了老清阿叔半天，究竟骂了什么却一点也记不得了。只是从此以后，老清阿叔捉鱼再也不会忘了叫我。我的名气也闹大了（那时候还没有冬泳这个运动项目，我是创世纪的），都知道我脾气丑，不好惹。尽量同我拉开距离，敬鬼神而远之。
二
孩子们跟在长伯伯的屁股后头转了几年，随着年龄逐渐增大，长伯伯在他们心中所占的地位就越来越微不足道。一旦成年，便觉得长伯伯忠厚，无用，可怜，可笑，反过来认为长伯伯是个小孩子，自己倒比他成熟得多了。好在孩子们长大了一批，又有一批小的来接班；所以长伯伯的日子过得依旧还热闹。不过这一批批来了又去的孩子全都一个样，到头来很少不叛离长伯伯的。长伯伯全然没有觉察这一点，不是气度大，不是有修养，而是他从来没有想到一个人活在世上还要同别人去比什么长短。尽管村上的人无不有意无意同他比长短，他却连“这究竟是为什么”也从不曾想一想。
我也从没有想到要拿老清阿叔去同别人比，荒唐的是，突然之间跳出来一个不相干的人，竟拿我和老清阿叔比上了。
那时我还只十一岁，是日本鬼子侵入家乡的第三年。大概是秋季吧，有一天下午，老清阿叔要我帮他划船一起把肉猪运到镇上去卖。那时候都是私商开的肉铺子，老清阿叔的肉猪就卖给他认识的一位肉铺老板。老板买下了，付钱给老清阿叔，叫他当面点清，免得差错。那也不过很薄一叠钞票，多少我也记不得了，按照当时斗米三斤（肉）的例价，就算一百五十斤猪，杀得九十来斤肉，最多也不过三石米的价钱。可是老清阿叔接过了那笔钱，钱就在他的手上活起来，要翻翻不动，不翻它乱动。老清阿叔的手很大，茧很厚，劲很足，几百斤重的石碌碡，他翻得轻飘飘；七斤重的大铁囗，一天锄到夜；握刀杀得鸡羊，提叉叉得鱼鳌，空手捉得雉鸡，两指捻得蛇尾……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手这样窝囊，拿了票子就发抖了，抖得那么厉害，再也数不清究竟是多少钱。我本来不想惊动他，让他心定下来慢慢数就是了，总能数清的嘛！可是，我看见那老板翻着白眼，一脸瞧不起人的样子，实在忍不住了。于是我就说：“老清阿叔，让我来帮你数。”老清阿叔把钱给了我，我很快就数清了。“不错。”我对他说，“我们走吧！”
我们已经转身前铺子外面走去，想不到就在这时候那老板取笑老清阿叔说： “你还不如你侄儿！”
这句话使我终生难忘，它把我们叔侄两颗心全都刺伤。从此以后，我们彼此的看法都和以前不一样了，或无心，或有意，身不由己。
不久以后，老清阿叔夫妻又吵架了。这种吵架是常常发生的，吵架的理由也极其简单，或是因为没有钱买油盐肥皂了，或是水缸干了没有及时挑，或是孩子被人欺了不曾帮，或者是烧好了饭等他回来吃他却在外玩得忘记了，或者是被三朋四友拉去赌博，或者上街多用了几个钱，或者什么都不为，光想着他不及别的男人精明能干就有气，就忍不住埋怨，唠叨……从这些可以看出我那婶婶是个极平庸的人，没有知识，心胸狭窄，却又总不知足。这种女人原没有自立的能耐，出嫁了就要靠丈夫过日子，只要丈夫当得有校有角，她就服服帖帖，夫唱妇随，做个奴隶。她嫁过来头两年，原也不识得老清阿叔的脾性，看他人高高的，力气大大的，脾气好好的，同孩子们玩得欢欢喜喜的，跟他过日子倒也满满意意的。后来出于一些好心人的告诫，大概也包括我母亲在内，私下里要她多看着点儿丈夫，因为他是个没有心计的人。总说“吃勿穷，着勿穷，没有计算一世穷。”“不识字还有饭吃，不识人就要饿肚皮了。”所以，做了他的妻子，如果不多帮他盘一点心思，就会出大大小小的纟漏，不得太平。除此以外，婶婶自然也听到一些风风雨雨的背后谈论，也尝到了丈夫对于家庭漫不经心的味道，特别是头胎女儿生下来，老清阿叔趁她坐月子，被三朋四友拉去赌输了两百米钱，伤透了她的心，确认这家庭的重担不能让他挑下去。看他种地不像种地，玩耍不像玩耍，成人不像成人，孩子不像孩子，过日子随随便便，衣服脏了不晓得脱下来洗，破了不补也无所谓，没有荤菜吃素菜，没有素菜酱油汤，没有酱油盐花汤……捉了鱼虾野味回来，大人小孩子一大群呼啸而来，你一筷他一筷，嘻嘻哈哈一扫光……她如果不挺身出来当家，如何得了。这庄严的使命，便历史地落在了她的肩上。然而她既非能征惯战的将军，也不是运筹帷幄的谋臣，所以，她那庄严的历史任务也是命定不能完成的。她的唯一基本家策，就是管住丈夫。要管住丈夫，第一就要抓财政大权。这也罢了，反正老清阿叔全不在乎。比如卖了肉猪，绝对百分之百内交。如果肉铺老板不叫他数一数，他绝对不数。他输掉过两担米钱，那是赌场里的朋友借给他的，然而当时每担米价多少？他不知道，朋友给了他多少钱，他也没有数，所以老婆愿意管财政，他还求之不得呢。可是我婶婶管的是死钱，她决无办法把一个钱变成一个半或者两个，她绝无开源的能耐，只有节约的美德。说穿了也无非是让全家过得更苦一点就是了。即使这样，她还怕丈夫不甘心，会阴谋篡夺她的领导权。比如钱由她管辖以后，丈夫要用自然得朝她伸手，她就看作是危险的信号，图谋复辟的新动向，绝不愿满足他的要求，总是千方百计把他挡回去。实在挡不回去的时候，起码也要打个七折八扣才给……她出于妇女具有的那种传统自卑心理，不自觉地去打击丈夫的尊严来提高和维持她的地位。因此她常常为一些很小的事情同丈夫吵架，尽管老清阿叔不会斗嘴，难得同她纠缠，她却总要大吵大闹，以为不同她拌嘴也是看不起她，而老清阿叔有什么本事敢看不起她呢？神气些什么呢？不就是个成不了大人的孩子吗！不就是个种不熟田禾的懒汉吗！不就是个家都当不了的暗败子吗！……这些话，别人只是背后暗底里说说，到了她嘴里就像戏一样唱出来了。老清阿叔在众人眼里本来位置不高，但总还是个堂堂男子汉，如今被老婆说得一无是处。过去背后的议论都被经验过的老婆证实，当然是毫无疑问的了，于是刻薄的人便又用他老婆说出的话当面取笑老清阿叔，没有什么顾忌了。尤其难堪的是，老清阿叔卖了肉猪，或者新谷登场粜了些谷（尽管不够吃，总得某一点，才有得零用），捉了鱼虾卖出了……别人知道他有了钱，手头紧的人往往来开口借几个，这也是人情之常，总有往来的，老清阿叔当然答应。但这时候钱已经到了我婶婶袋里，老清阿叔得向她讨出来。她的逆反心理作怪，十九不肯，硬叫老清阿叔丢失信用。而借钱的人，看出老清阿叔无能，干脆跳过他，直接找我婶婶商量。她偏又慷慨得很，总肯借给。她信得过别人，独独信不过自己的丈夫。真算是把老清阿叔的脸皮都剥了。于是他有时突然也狂怒起来，便砸锅摔碗，却从不打人，这样可以吓得婶婶暂时闭上嘴。到了明天，老清阿叔便仟悔地悄悄从镇上把锅碗再买回来。这更给人家瞧不起，说现成话讽刺他道：“准备买，还砸什么呢？不是白砸了吗？何必把钞票丢到江水里去呢！”
那时候我还是孩子，全不曾想到这些，有许多情形也不知道（比如借钱的事）。我只是出于本能，总是站在老清阿叔的一边。我从不曾觉得他窝囊，倒反像英雄一样崇拜他。他有那么多能耐，我全学会了就好了。我从不听人们的那些诬蔑之词，他们凭什么呢？谁能够像他那样干出许多使孩子们神魂颠倒的业绩来？我也极欣赏他对婶婶的宽容态度。他肚量大，好男不与女斗，要不然，只一拳头不就把婶婶的嘴巴打瘪了吗！可是从那次卖猪以后，我的看法就变了，觉得老清阿叔老实得可怜。这一次，同样是看到婶婶骂他，全不以为他大度，确认被可怜地欺负了。
就在下一年冬天，婶婶又生下了第五个孩子，坐月子的时候，老清阿叔竟被人勾搭去赌场，一夜天输掉了一亩田。
那是落下了纸笔的。
婶婶晓得后，吵得乌天黑地，鬼哭神号。但木已成舟，无可挽回了。
老清阿叔一声不吭，变傻了。有一次我背着草篮别草，经过他输掉的那块土地，看见他佝偻着背，低头坐在麦田一角，一动不动。我有点害怕，悄悄地走近去看，才知道他在哭，一点声音都没有，那眼泪却像潮水般涌出来，把一片麦苗都湿润了。我年经虽小，也有过几年农事的经历，也曾帮着老清阿叔在这块地里劳动过多次，这里的每一粒泥土我都拨弄、抚摸过，每一寸土地都有我的手印足迹，都浸润过我的汗珠。它是我的宝贝，也是我的命根啊！我的心头涌起一股酸楚，跟着老清阿叔大哭起来。
我和老清阿叔痛痛快快地哭了一场。我的情绪越哭越复杂，想起了许多大人们的事情，那么窝囊，那么尴尬，那么残忍。说有理人人有理，说无情个个无情。善善恶恶，不可开交；模模糊糊，难辨形影。我还来不及去想我自己，我只为他们伤心。我是为前辈而哭。而在这里面，我当已感到了人世的悲凉。
三
沦陷区混乱、紧张、痛苦的生活促使孩子们普遍早熟，走马灯似的一批批渐渐同老清阿叔疏远淡漠。我十一岁那年，夏天和老清阿叔一起在村外静静的芦塘边头布网拦鱼，偶然踩到了一个软绵绵的泛起血色污水的麻袋。这就像火山口突然冒出了滚滚的浓烟，把我纯净如春天的心地抹黑了一大片。从那以后，稚嫩的躯壳里跳着的已经不是洁净的童心了。十三岁，我母亲不幸死去，父亲又在后方抗日，家中丢下我们四个孩子在一起过日子，既忙于争吵，又忙于照顾。我再读一年初中就毕业了，千方百计也得想办法借钱去把它读完。我肩挑的担子、思考的内容把我一下子送进了青年时代。我已经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同老清阿叔亲密相处。纷繁复杂的世事向我的脑袋瓜子冲击过来，得寸进尺，蚕食和侵占地盘，一步步企图把老清阿叔排除出去……我再不能像过去那样常常想到他了。亏得我的学校是在农村里，在学校周围，还常常能够碰到提问、垂钓、把叉、架弓、设圈套之辈，便能联想到老清阿叔，联想到自己童年生活的情趣，心里便觉着温暖香甜的滋味。我知道老清阿叔很苦。我又何尝好呢，母亲死下来，也是卖脱一亩水田才买得棺材人殓的。升人初三读书，我走亲访友跑酸了腿也没借到钱（谁有钱存着呢，都穷啊），结果只得强行入学，学费挂欠。我不知道自己的出路在哪里，也不知道因何而苦，甚至不知道究竟什么才算真真的苦。也根本没有见过奢华的生活。周围虽然有比我好过的，但又何尝没有比我更苦的呢。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能忍自安，知足常乐，好像人生无非就这样自然而然地过下去而已。祖祖辈辈不就这样过来的吗。我实在还不懂什么，能想的东西太少而且想得很幼稚。我天赋平庸，所以想到老清阿叔，也只是浮光掠影，一晃而过，并没有多少感情的波动。
从初中到高中，一直到进入大学，我离开农村去到小城又进入大都市，虽然各方面同老清阿叔的距离越来越大，但是回想起童年的生活，老清阿叔的形象是那么突出，明显地超过了我的父亲。
我已经只有暑、寒假才能够回到家乡去了，后来父亲和后母搬到小城里住，有时我暑、寒假也不一定全在乡下过。有时在回去之前，先写了信给姐姐；告诉了行期，到那一天乘船到了镇上上岸，到码头来接我的总是老清阿叔。他穿得很破旧，冬天也裸着头，脸总是习惯地朝天仰着，手里提着一根扁担，过分正经地大声喊着我的名字。等我听见了，看到了，跟他打了招呼，他才高兴地嘻开嘴笑。然后不管我带了多少行李，都上了他的扁担，少了不说，若是多了，他就料事如神般说：
“我说要来接哪，你姐姐还说不要呢。你看，这么多东西，怎么叫你拿得动！”他显然平时不大上街，偶尔碰到熟人，人家就问：“老清呀，怎么上街来啦？”他就神气地回答说：“喏，来接我家侄子的，他学堂里回来！”那样子，好像很光荣很满足。
他的生活越来越艰难，苍老得也快。整个农村已经破产了，不是他一家困难，有些原来笑他种不熟田禾的人，比他更糟，竟有许多人吸毒上了瘾。不买肥料不买农药，虫害蔓延，大面积欠收。有一年老清阿叔一亩田只收了十二斤稻子，其余尽是白莠。通常年景，老清阿叔的米回到麦收时就空了，奸商趁机放米账，讲定一石米换三石麦，到冬天讨账时，一石麦价已等于一石米，转眼三四个月就被剥削了二倍去。老清阿叔年纪一年大一年，又身亏，做事不能像小伙子那样有使不尽的力气了。他原有个大儿子全生，只比我小一岁，原可以是他的好帮手，可是国民党抽壮丁，地方上的乡长、保长，固然看我父亲的面子，不会抽他去，他的壮丁捐是照例要缴的，一年没有二石米过不去。他哪里交得起？只得央我父亲介绍全生去城里学生意，省得在家得眼。这样，壮了捐不交了，家里也损失了一个劳动力。学徒没有薪水，除吃饭外，老板只给些零用钱剃头洗澡，家里得不到一点补贴。
尽管这样，我每次回家，老清阿叔总还要请我吃一顿饭。有时候没有米了（比如暑假），烧不出饭来，捉到了鱼、“虾、黄鳝。青蛙就送到我家让姐姐烧给我吃。不让亲侄儿吃一点他的东西，就会内疚得不能自安。
我记不起是否曾经有过一次（哪管一次吧）对老清阿叔的款待做过回报。我仔细搜索过我心脏的每一只角落，每一条缝隙，没有任何“受之有愧”的记忆储存，我居然认为理所当然，因为我当时还是一个没有收入的消费者，我可以视而不见地在穷得没有衣服穿的亲人身上剥下一层皮来。生活中许多先例早就向我做了示范，只不过我自己没有意识到这种影响并且自己也跟着干出来罢了。
悠久的历史形成的心态和习惯，使自私的人能够在社会上不知羞耻地活得坦坦荡荡。等到觉悟，人已物化，我也老了，悔之晚矣。
大学没有读毕业，我随大流参加了革命。革命到了胜利的时候参加进去，也像我对老清阿叔的态度，那样觉悟得过迟了。况且我又有一个国民党员和科级干部的父亲，我的行动从坏处想，轻则是投机，重则是混进来别有阴谋。当时革命形势发展如万马奔腾，一下子需要千千万万个工作人员，不可靠的人利用一阵也无不可，纵有阴谋也尽可让它暴露出来了再说。要证实自己的忠诚自然并不靠语言，我参加了工作之后再也没有回过家乡，每次填写表格，填到社会关系一栏，我便想到了老清阿叔，我就感到轻松，因为他在政治上是一清二白的。正为了这个缘故，我从来没有把他填上表格。然而每一次填表，我总算又想念了一次我的老清阿叙了。有一次机关里需要增加一名炊事员，找不到人，我还曾想把他介绍来。竟不曾成功。原来他已五十出头，哪里还肯背井离乡啊！金窝银窝，不及家里草窝，外边千好万好，不及全家团在一起好。他不但自己不肯出来，就连解放前在城里当学徒的儿子全生，在土改中也回到农村分了土地。五二年春天，全生还赶到省城来找过我，已经完全是个壮实的小伙子了，性格同老清河叔一样憨厚。他来找我的原因，只是为了要买一本农村剧团的演唱材料，这种材料各地新华书店都有供应，全不用找我。可是全生有全生的理由，他像天真的孩子一样对我说：“我要你帮我拣一本最好的。”可见他对我何等的信任。谁知到了五三年春天，我刚从农村蹲点回来不久，有一天传达室传呼有人找我，我走去一看，竟是老清阿叔。他一身旧黑布装，面目黧黑，不仅过分地苍老，而且像经受过一场大灾难弄得枯败了。他见了我，只说了一个“全……”
字，眼泪便籁籁落下来，泣不成声。
原来这一年中，家里起了大变故。春天里我婶婶患了重病，看病吃药，拖了一屁股债，当时虽然参加了互助组，也并不像宣传的那样就搭上了社会主义的大船，经得起风浪颠簸。他们少做了工分，全年收支差了一大截，再无来处。他们不曾抱惯债，又没有把公家的东画当成自己的那种主人翁气魄，心理上受不住债务的压力，急着要赚钱来还。那时候村上还有一爿私人开的小车油坊，两爿豆腐店。依靠政府定量供应的一点大豆，开工不足。他们贪心重，嫌供应太少，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进行反限制的斗争。当地产豆量有限，农民私下里拿出来做交易的不多。于是油坊、豆腐坊老板就唆使一些缺钱用的农民做私贩子。全生中了糖衣炮弹，也去干那勾当，凭一副肩膀，两只脚板，花整夜工夫，来回走五十几里地贩一挑大豆，赚得三、二块钱。出了绝力，还担心惊。倘在路上被检查的干部捉住，就会连本搭利一起充公。所以大路不走走田埂，田埂不走踩查垅，不知要多花几倍力气。全生就因为有一夜挑着一百五十斤的担子逃检查，逃脱了力，回来就病倒了。偏偏请来了一个中医学不好，赶时髦改学了几天西医的全能大夫，夸口西法治病好得快。三言两语，便拿出家什来替全生挂盐水。挂到一半，全生就发抖了。全能大夫说：“不要紧，有点反应是正常的。”后来抖得手臂都快把针头摔出去了，全能大夫还硬捺住了他把盐水挂完。等到针头拔出，全生竟从床上窜起来，跳了几跳，几分钟就死了。是什么原因，也查不出来。许多人怂恿他去控告医生，他想想，他虽然不敢高攀把医生当朋友，总也是见了面就打招呼的熟人。他们之间，无冤无仇，更无财产纠葛。他老清有几亩薄田已进了互助组，几间破屋全不起眼，整个家产抵不上医生一个脚趾头，谁都不相信这是谋财害命，那还费神去追究什么呢？谁能没有失误？木匠会截短一根料，瓦匠会砌斜一堵墙，农民会插歪一席秧，谁叫医生面对的是人的性命呢？我老清阿叔叹了一口气，认了命。他想死的已经死了，再无办法叫他活转来，而活着的还在要死，还有什么闲工夫去计较没有意思的事情呢！我婶婶的病刚有点好转，哪里再经受得住这么大的打击，病情复又加剧，不几天便又归天了。老清阿叔连续死了两个亲人，一句话没有，只是哭。后来不哭了，一天到夜发傻，给他吃就吃，不给就忘记了。他那比我大一岁的女儿已经出嫁，回来陪了他一阵，也没法解他的闷。刚巧婆家村上有人到省城来走亲戚，便劝老清阿叔跟着来找我散散心，老清阿叔倒肯，所以就来了。
听了老清阿叔断断续续的诉说，除了微微点头表示我在认真听着之外，我竟找不到一句合适的话来表达我的情绪。在老清阿叔谈到全生挑着重担拚命逃避检查的时候，我非常激动，因为就在那个阶段，我刚巧在农村里工作，也常常带着几个乡里的工作人员在离家千里外的一处村道口巡夜，查侦私贩粮食的“宵小之徒”。
这种莫名其妙的巧合，把原不相干、毫无牵连的两件事联在一起，像口同一样罩住了我的思绪，留下了永生难忘的记忆。
四
一晃又过了几年。我再次同老清阿叔见面时，已到了一九五八年的冬天。那时候，反右派运动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猖狂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都早已有了应得的下场。我在这场斗争中虽然不能算是积极分子，但也是坚决跟着党走的，我的言论和行动无可指责。就是交心也交不出什么东西来，我是表里一致的人。没有见不得阳光的东西。我坚信只要跟着党走，听党的话，照党的意见办事，就不会犯错误。这是五十年代革命青年最基本的政治品质，它绝对是正确的。过了三十年，到了现在的八十年代，我也相信这种观点是完全正确的。在八十年代里，我常常碰到一批年纪比我略大或相差无几的领导干部，他们就这样教育他们的子女和接班人。他们以现身说法，指出他们几十年来所以一直工作顺利不犯错误，始终正确，唯一的原因就是坚决照党的意见办事。其实他们是过分谦虚了，如果说得到家一些，还应该补上一句“即使党犯了一些错误他都也还是正确的”。共产党并没有说自己永远正确，以为永远正确自信的倒是这些人。反右斗争扩大化了，而他则声称“我并没有搞扩大化”……唉，不多说了，家丑不可外扬，留点余地吧。其实我说这些，完全不是谴责别人，而是检讨自己。因为按照我的设想，原也应该成为他们那种人的，问题在于我的设想没有实现。在社会主义这个重要关口前面，右派被挡住了，反右斗争中表现不坏的我也被挡住了。我被挡住的原因经说明是“不适宜在上层建筑工作”，但究竟为什么不适宜却并未进一步指出来。这也可以算作朦胧派的杰作，可以使当事人更加耐想一些，不至于像主题鲜明的小说那样浅薄也。上层建筑既然不让我待，我自然听党的话到基层里去。基层很好，劳动光荣嘛！工资没有就没有吧，好在年纪还轻，身体也还硬朗，总还可以为党和人民做些事情的。
决定了荣归的日期，我不得不先写封信回去，因为这不是回乡作客，而是迁去落户，虽然作为无产阶级，并没有多少行李，但两箱书的份量却是沉甸甸的。
到镇上码头来迎接我的，仍旧是老清阿叔。
班船还没有靠岸，我就看见他站在码头高处了，他还像从前一样，提根扁担，仰着头笔直地站在那儿，也许瘦了，更显出挺拔的髂骨。我们这一族人，都是老年也不伛偻的。他看见了我，像过去一样，正经地大声喊我的名字说：“回来啦，我在这里呐！”于是便来帮我搬书箱。这时我才看清他满脸皱纹，一头花白。我心中一热，两眼竟湿了。侧过身去咬了咬嘴唇，才忍住了没有掉下眼泪来。
我婶婶和全生死后，老清阿叔就只有一个七岁的小儿子兴生和他在一起生活了（养了不少，成活率不到一半）。合作化以后，虽然种田已用不到老清阿叔动脑筋，只须听领导安排就行，自己不必再被钉在暗败子的十字架上；但开门七件事，少了个内当家，穿戴吃喝，烧补晒藏，乱不成套，套套都乱，日子过得还是很糟。倒是前几个月动了秋忙以后，生产队办了食堂，管了他父子的吃喝，不但无需再忙着烧那一天三餐，而且猪羊鸡鸭全不用私人饲养，他一老一少简直变成大爷小爷，舒服得很了。老清阿叔年近六十，不用再干重活，队里给了一条牛让他饲养，极其轻松。兴生还只十四岁，原来为了赚工分，已经在队里挂了个号，经常参加劳动了。现在生活有了保障，读书又不要钱，而且省力气，他为什么不乘机学点文化！便进了小学一年级，同七、八岁的孩子坐在一个教室里，起坐之间，显得出奇地魁伟。所以，老清阿叔是热忱拥护大跃进的，精神比以前好多了，甚至懂得了一点世道。他猜想我这次丢掉饭碗回来，大概是为了我父亲（他已经死了）的缘故，十分感叹，却不直说，反埋怨外头的饭难吃，蹲在那儿受气，倒不如回家来安稳。“回家来，苦是苦点，饭总有得吃的。”他自信我比他懂得多，原不该他来开导我，就装着自言自语地说。然后起劲地一挥手，略略提高了喉咙道：“我还巴不得你回来呐！回——
来——好！骨肉在一起，暖暖热热！”
他说得那样真挚动情，好像真有一股暖暖热热的气流飘过来裹住了我。
然而，我心头的优问、疑惧、冤怨，不是老清阿叔能够排除得了的。生活的骤变虽然没有击垮我，使我失去信心，失去希望，但是我也知道始于足下的道路将是艰难而漫长的。我回乡以后便迅速追上大跃进的步伐，尽自己的力量投入到劳动中去，求得脱胎换骨，彻底改造自己。所以，我仍旧很少想到要关心老清阿叔。我能给予他的只能是他付我的十一，我也万万没有料到，这已经使他感到满意了的生活，他都无福同别人一样过下去。我回乡不到半年，江南的风还没有把麦穗吹黄，他忽然就病倒了。
大家都忙着积肥下秧、准备夏忙，对于不参加主要劳动的老清阿叔生病，全没注意。连我也是他病倒三天以后，早上偶而发现小弟兴生在代他放牛，问了兴生才知道的。兴生也和老清阿叔一样憨厚，从不知道央求别人什么，难得没法也只会发呆。我中午端了饭碗边吃边跑去问候，见老清阿叔用被角盖着腹部躺在床上，两眼失神，一脸灰暗。问他有什么不舒服，他摇摇头。摸摸他的额角头，似乎并不发烧。我还是不放心，把了他的脉，发觉太粗太快，我怀疑说：“老清阿叔，出什么事了？”
他定神看看我，仍摇头不答。我估计没有什么大不了，便安慰了他几句。回去放了饭碗干别的去了。到了晚上，我再去看他，他正在吃兴生去食堂领回的薄粥。见我在床沿边坐了下来，默默喝了几口，忽然哽咽地说：“侄呀，我只怕要死了。”
“怎么呐？”我吃了一惊。
“我倒霉，碰到鬼了！”他绝望地说。
“努！”我立刻放心地说，“别瞎说，鬼是没有的！”
“哼！”老清阿叔第一次这样不屑地对待我。然后想了一想，极严重地悄悄说道：“你不要说出去。我告诉你，鬼是有，我看见的！”
我虽然还是不信，但看他那么紧张，也有点发怔。
“仓库后面的河潭边头。”老清阿叔确凿地说，“我碰到的。是初四夜里，我晏睡，架了口网想弄点鱼吃。走近河潭那边，就听见有响声。”
“什么响声？”
“啜啜啜啜啜啜啜……好像喝水，声音很大，又不像喝水。”老清阿叔出神地说，“我心里就发毛，便揿亮了手电筒，想看看是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呢？”
“老鼠，都是老鼠，数千数万，大得像小猪。河潭边头上上下下蹲满了，拥过去抢水喝。”老清阿叔紧张地说，“电筒光一射，马上大乱。它们不逃走，反而对着我冲过来。我逃都来不及，有几只追到我身边，爬上我的身，咬了我的腿，又一阵风朝仓库那边跑，一眨眼就没有了。”
“啊，”我想了想便安慰他说，“那不就是老鼠吗，怎么是鬼呢？”
“有那么大那么多的老鼠吗？”
“最多些最大些还不总是老鼠吗？”我说，“吃了食堂，家家没有粮食储存了，老鼠没有了吃的，大概都搬到仓库里去了，吃住方便些。”
“别骗我了，那是鬼！”
“你不明明看到的是老鼠吗？”
“你傻了。”老清阿叔胸有成竹地说，“你当鬼就不能像老鼠一样吗？你说，鬼究竟是什么样子？”
“哎呀，你……”我觉得老清阿叔想得太可笑。可是又找不到话说服他。
“你还说老鼠都去了仓库呢。你来看。”老清阿叔倒说得精神起来，他把右脚露出来，抬高了腿指指脚跟让我看。那脚跟后头半块老茧，像个冷团子的皮子，被啃掉了厚厚一层，齿痕细碎，分明是老鼠咬的。
“要不是碰到了鬼，老鼠它敢咬我吗？”老清阿叔证明自己有理却又悲凉地说， “我晦气透顶。被老鼠咬过了，活不长久的。”
五
不管我怎样劝说，劝说了多少次，我没有劝醒老清阿叔。他显得异常地固执，认为一切早注定了，他的期限已到，老鼠咬他脚跟上的老皮等于是阎王在他身上做了记号，不久就会差小鬼来带他走。他不必要指望什么了，等着鬼来就是。
他的精神再也振作不起来，他等待着，越等越萎恹，而克却没有来。他原本是害怕它到来的，因为等不到，反而倒在盼望了。于是便常常有梦，常常跟我说他梦见了我的祖父、祖母，梦见了我的妹婶、爹爹和大伯，唠叨着要祭奠他们。我们家有个惯例，每逢过年、清明和七月十五，都要用两张八仙桌并起来祭祖先。祭祖也有一套程式，这程式我大伯和父亲都没学会，独独老清阿叔内行，这都是祖父教会他的，也算是派他分管的一项家务。那两张并起祭祖的八仙桌摆着十六副盅筷，表明祭十六位祖先。每人一个座位，最老的祖宗坐在首位，但是如果阳间又有子孙跟到阴间来了，那坐首位的祖宗就该撤走，让次座升上首座，用不到选举，其余跟着提升一座，空出末位让新鬼去坐。长江后浪推前浪，这倒不是流水无情，只有这样才有出路，才能运转。新陈代谢的道理，大概阴间也是通行的。为了完成交接班，新鬼来后的第一次祭奠，首座还是不换祖宗的，只是在末位以后加上第十七副盅筷，表示新客来了。那盅子倒盖着，表示新客还没有座位，站在那儿恭候老祖宗引退。到第二次祭奠时，就恢复原状，表示该退的已退，该升的已升，该就坐的已就坐了。当然这纯粹是一种形式，内容是空的，当真还有什么一个不退一个要抢的戏做，活人也看不见。可是老清阿叔却说得出每个座上祖先的名字、辈份。如今祖父母、父母、伯父母以及婶婶都已坐在席上了，所以老清阿叔的脑子里是有鲜明的形象的。只要他一讲，那些人我也很熟悉，也会在我的脑子里活起来。于是便升腾起一团鬼气，老清阿叔魂萦梦回，经常睡不好觉，身体一天虚弱一天，放牛的时候会坐在田埂上打瞌睡，那牛便乘机偷吃田里的庄稼，乱了套了。
生产队的日子也越来越难过，放开肚皮吃饱饭是二十四小时实现共产主义的产物，已经变成历史的陈迹，接下来便是定量供应，又经过了供应不足，粗粮细粮并举等阶段，逐渐进入瓜菜代的新时期。过去总说稻场底下六十日饱，五九年秋收就像没有收到粮食一样，很快就饿肚皮吃健康粉。一天只有半斤定量，烧三碗粥照得出人影子来。老清阿叔和兴生领了两份，兴生年幼不懂，老人又顾惜孩子，常常自己只吃四分之一，将四分之三给了孩子。孩子也不曾觉得受了恩惠，因为反正还没有吃饱。
老清阿叔的活动量已经很少了，然而他还是很早就起身，开了门坐在门槛上吸旱烟，然后呆呆地站着昂头看天。这样的时间越来越多，常常是靠在山墙上这么发呆，似乎站着也力乏了。
秋冬之际，凉气已经很重了。有一天午后，公社渔业队的网船，开到村外河浜里来捕鱼，老清阿叔远远看到了，又勾出瘾头来，便拖了两条疲倦的腿走过去，坐在河岸上看，当时大家都忙，只他有空。看捉鱼的除他而外，几个小孩而已。那网船上的人，也认识老清阿叔，知道他有捉鱼的瘾头，少不得在这渔业队管辖（占山为王）的河浜里偷过鱼吃，虽然不同他认真计较，却也不尊敬他。老清阿叔看那同下了又收，收了又下，倒也捉到了上百斤鱼。后来一网下去，收着收着，下面像被什么东西死死咬住了，再也收不上来。船上人用钩篙横拨竖卸，累出一身汗，一无用处。
老清阿叔一看就明白了，这儿河底里有几根木桩，本桩上钉着爬头钉，原是防偷鱼贼的，渔业社的人笨，把网挂牢在爬头钉上了。他很有点瞧不起他们。看他们白费了半天力气，便冲动起来，突然说：“下河吧！”
捕鱼的也知道非下河不可，但是天气冷，身体是自己的，网是公家的。
“我替你们下去卸！”老清阿叔英勇地说。
“冷！”有人提醒。
“不碍，他骨头老，经冻。”有人促成。
“什么条件？”船老大问。
“让我拣一条鱼。”
“可以，再贴你半斤烧酒。”船老大加码。
“不要你的酒。”老清阿叔说。他当时大概烧得厉害，脱光了就下河，潜水下去只分把钟，就把网卸下来了。
他拎了一条四五斤重的鱼回来，没有油，没有酒，光放了些盐把它煮熟了，一顿把鱼肉全吃光，只剩了个鱼头盖在锅里。兴生回来时他已睡着了，没有告诉兴生。兴生不知道，才没吃掉。
这完全是反常的行为，完全不似他平时的为人了。若在平时，他先想到的是兴生和我。决不会独吞。
第二天早晨，老清阿叔依旧是起得很早的，不过他坐在门槛上吸了几筒旱烟之后，却不想站起来了，他把兴生喊醒，叫他到牛圈头去烧水，刈草喂牛。
整个上午，他都躺在门前稻草堆上享太阳，那大太阳持别好，似乎是特意让他享用的，他就在太阳底下吃了一碗稀汤当午饭，始终没有离开那温暖的草堆。后来看见队里派工挑了山芋上窖去储藏，他似乎受了引诱，站起来拖拖沓沓，三步一停两步一歇跟到了窖上。坐在挑来遮盖山芋窖的干柴堆旁，吸着旱烟，看别人藏山芋种。那种子里夹有带伤残的山芋，藏种人便剔出来丢在旁边，老清阿叔便随手拿一个大的来，拉把草壳擦擦，就着他们拿来挖土的铁锨口削了皮，生咬着吃。藏种的人肚子都饿，剔出来的伤残山芋原就是打算充饥的，见老清阿叔先吃了，有人只说了声：“你倒比我们还老诚呢。”便由他去吃，全不阻止，大家知道他饿，猜他可能就是为此而来的。
也不知过了多久，他吃了几个山芋？猛不防那堆干草竟烧起来了，等到发现，火势已旺，难以扑灭了。几个藏种的人抢上去，把还没有烧着的柴捆搬开，着了的只好由它烧去。这时才注意到老清阿叔手里捏着一根烟杆，还一动不动僵立在火边。这下把大家惹恼了，七嘴八舌，把他骂了一顿：“吃昏了头，定是把烟灰撞在柴草上了，才会烧起来！烧了自己不救，也不喊救。怎么着，死人吗？真该死了！等歇回去告诉队长，跟你算帐！斗。你！”
老清阿叔听了，也不曾说话，仍旧像段木头，呆在那里。大家也是气头上吓吓他的，等到火熄灭了，便又窖藏山芋去，不再理他。也没有注意他是怎么回去的。
我一整天都不在队里，队长派我用条小船运五百斤稻草到镇上饲料加工厂去轧成粉做猪饲料用。这本来不是我干的事，应当由饲养员去，但这是件很苦的差使，又累又脏，那轧出来的粉又不能揩油来填肚子，回来的时候说不定会饿瘫在半路上，所以才让我去。食堂里给了我两个用健康粉做的团子，我靠它一直熬到晚上才回来。小船靠了码头我几乎站不起来了。队长派人来帮我卸粉的时候，他们才跟我谈起老清阿叔下午火烧山芋窖的事。我正在饿得发昏，立即联想到老清阿叔当时一定也饿糊涂了。于是走过他家的门口，顺便就去看看他。推门进去，只见兴生一个人静静的在幽暗的煤油灯底下吃一个鱼头。兴生说老清阿叔从容上回来就睡了，这鱼头是他看见野猫老是悄悄偷跑来爬锅盖，起了疑心，才在锅里发现的。兴生讲的时候很有情绪，因为他爹吃得只剩一个鱼头了。他也有气量，把个鱼尾巴从脊骨上折下来给了我，那上面还有一些些肉。我也极馋，拿过就吃。果然是仙丹，原来干渴的嘴巴，一抿那鱼尾巴就生津。舌头也活络了。我喊了几声老清阿叔，他没有答应，提了煤油灯进屋看了一眼，他确是躺在床上，于是我安心离开，不会出什么事情的，他吃了一条鱼呢。
那一晚我睡得很沉，早上还睡过了头，起身后匆匆忙忙拿了只大陶碗上食堂打糊糊吃，却碰到了兴生。这时别人早打过了，我便问兴生，怎么会这么迟。兴生说他早晨代爹去烧水铡草喂牛，回来爹还躺在床上，连早饭也不来打。
“你喊他了吗？”我忙问。
“我喊他做什么，他要困就困好了。”兴生随便地说。
我忽然觉得异样，因为老清阿极从来不睡懒觉的。便一路喝着糊糊跟兴生去看他。没到他家糊糊就喝光了。
我走进屋里，老清阿叔朝天静静躺在床上，闭着眼睛，我喊了几声他不响，才发觉脸色变了，走近去用手一摸额角，冰冷。
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死的。也许昨晚来看他的时候就已经——煤油灯暗得实在也看不清。兴生同爹困在一张床上都没晓得，孩子毕竟还小。
按照生产队的老规矩，老掉了人应该吃一顿丧饭。这丧饭原该家族去办了请社员吃，既然口粮不分到户，自然由食堂去办。现在是冬天，新一年的口粮刚刚开始吃，老清阿叔的全年口粮还剩得多呢。这些口粮虽然因为“天灾”的缘故没有落实，但计划还是有的。生产队里多少总还有点伸腾的办法，于是大家靠着老清阿叔的过世吃了一顿很饱的丧饭。
“唉，又老掉了一个人。”年纪大的人叹息了。
“还是他福气！”这话的内涵就丰富了。
兴生也没有哭，他还不懂。奇怪的是我也并不怎么伤心，反想着他死前吃了一条大鱼，倒很得到些安慰。
虽然总说“隔夜饱，只是饱”，但再隔一夜也就彻底消化掉了。所以过了几天，人们只能够想着那一顿饱食了。于是青年人在田里劳动的时候，便嘻嘻哈哈拿队里的老人排队，看下一次会吃哪一个的丧饭。
我也奇怪地常常想起，下次祭祖的时候，应该替老清阿叔添上一副盖着的盅筷了。老清阿叔一时还不能接受小辈的孝敬，不过他肚里有一条鱼，当不致饿坏的。
1987．8．19——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