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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

我们在学校餐厅用午餐。餐厅是一家食品公司捐赠的。一面是几十米长、纯度很高的透明玻璃，当做墙壁。玻璃外是一片开阔的草地和小树林。草地中间摆放着亨利·摩尔的铜制雕塑。好象一个人朝天仰卧，若在深思。黑黝黝的铜像在阳光下幽幽反光，并给绿草地衬托得清朗又沉静。它在想什么？人生，宇宙，忧愁还是快乐，短暂还是永恒？它知道中国吗？在地球这面生活的人，有多少人关心或想到地球那面的人？此时此地，大概只有我会想。是的，我想。我的意识比光电的速度还快。绕地球半固，不到北京，我妻子的身旁；她此刻恐怕还在酣睡吧，北京现在是凌晨还是午夜？故宫角楼那羚羊角般的飞檐挂着银亮的月牙么？我家门口那家小早点铺已经亮起灯来炸油饼了吧！上早班的女工们正在抱着沉甸甸、半睡半醒的孩子站在秋寒里等候早班的公共汽车吧…… 　　一个干哑的声音唤醒我：“你是方桥吗？”这人说的是中国话。 　　我扭过脸一看，一个瘦瘦的戴眼镜的中国人。 　　“是的。你是留学生？”我问。 　　“对。我叫江月明。大连工学院的，就在这座学校留学。您能到我的宿舍玩玩吗？” 　　尽管我下午还有其它访问活动，也许给一种异地相逢的同胞情感所驱使，不愿意拒绝他，便征求珍妮小姐的同意。珍妮小姐看看手腕上的小金表，说： 　　“只给你一小时。” 　　“好！” 　　我赶紧吃了饭，就随江月明到他的宿舍。路上我说： 　　“你的名字倒挺有诗意。” 　　“乍一听有诗意，叫惯了就毫无诗意了。”他说。 　　他的宿舍只有十多平米，带一个小小的卫生间。屋里好象小杂货铺的仓库，潦乱不堪；屋角堆了大大小小许多牛皮纸箱。只有一张单人床，一只柜，一张写字台，上边都给台灯、电话、杂乱的书报和笔记本占满，没有可以使用的桌面。一切东西都给一层薄薄的尘埃覆盖。江月明请我坐在床上。一边把旧报纸团成团几，擦着自己的椅面。 　　“这间屋子真该好好整理一下。”我说。 　　“是呵，就是役时间。平时我不住在这儿。我在校外一个英国人家里当家庭教师，教那家一个小女孩中文。我和那家人处得很好。每天下午去，在那里吃饭，晚上住在那里。一边我也可以练习英语会话，一边还可以赚些钱。他们每月给我二百镑教课费，加上节省的每天一顿饭的饭费，也是一笔不小的收人呢：” 　　“那很不错。你来了几年？” 　　“两年。” 　　“学什么？” 　　“力学。我——” 　　“物理我是外行。你说我也听不懂。我只知道牛顿定律，在生活中还使用不上。别的就什么也不知道了。”我说。 　　戴眼镜的留学生笑了。一笑，他发黄、瘦削、没有光泽的脸颊上和眼角旁同时出现了几条很深的皱纹。 　　“你成家了？”我问。 　　“嗯。我三十七岁了，已经有两个孩子，家在大连。” 　　看模样，他似乎更大一些。额前的头发脱落不少而变得稀疏。大概是过度使用脑力所致。 　　“学业几年？” 　　“四年。回国就快四十岁了。在这里象我这么大岁数的留学生不多。二十多岁正当年。现代医学证明，人过了二十五岁，体力就开始下降。有什么办法？我们二十多岁时，不是把精力用在发狂中，就是消耗在睡觉上。现在要干些正事，老的太老，小的太小，又得靠我们这代人承上启下。人生已经匆匆过了一半。十年前，一连熬几个通宵不当口事，现在真不行了．”他说着，有些感慨。 　　“你到这儿来之后，回去过吗？” 　　“没有” 　　“想家吧！” 　　“怎么不想。在国内有些人以为出国是美差，当然能开开眼界，长长见识，学到不少新东西。但感情上是痛苦的。我在这里交了不少外国朋友，建立了不少令人感动的友情，却怎么也弥补不上对家乡的怀念。想家，不只是想老父老母，老婆孩子，一切都想。奇怪的是，连那些与我平时有点隔阂的同事们也会常常想念。因此，我一到伦敦就跑到唐人街的光华书局买几本国内的杂志看。因此也就熟悉了你。我喜欢你的作品，它往往使我掉泪。” 　　“我的小说并不伤感。”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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