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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四

丁子恒们的牌局在学习班开始的第一天开了张，以后的日子，白天学习，晚上只要没有活动，没有电影，四人便聚在一起打牌，一直打到规定熄灯时间。如此这般，倒把丁子恒对学习的紧张心情冲淡许多，令他有身心一松的愉悦。有时丁子恒也会想，倘在过去，他如果消磨了晚上时间，早上起来便会反省，自己是否在浪费生命。而现在，他居然丝毫不觉夜夜混迹在桥牌桌上是一种浪费。有时，他也会在打牌时提出一些学习中的问题，每逢如此，姬宗伟李昆吾便笑他，说你天生就是个工程师，能在数据里打打滚儿也就算啦。让你学点哲学，你别指望自己就能成为一个哲学家。丁子恒想，说得也是呀。 　　北京的秋天，秋高气爽。星期天的时候，丁子恒也常出去转悠，有时是把衣服送到广安门洗衣店去洗。这家洗衣店价钱颇贵，丁子恒曾经迟疑是不是自己洗衣算了。但雯颖来信说，学习紧张，你洗衣服手又笨，贵就贵点吧。平常从别处节俭一点下来（比方少抽点香烟）就行了。家里何曾会因多花一点洗衣费而生活窘迫呢？既不窘迫，就不必省这一点。丁子恒觉得雯颖讲得有理，遂放弃自己洗衣的念头。从洗衣店出来，他便上王府井外文书店。丁子恒来京之后，为自己拟定了一个学日文的计划。他想利用这四个月的时间，把日文攻下来。丁子恒对学外文有一种特殊的兴趣，目前他已学了英文、德文和俄文。英文是他的看家本事，自不必说，而德文和俄文对他来说，阅读已经是件很容易的事了，只是口语他无法过关。丁子恒不在乎口语行不行，他需要的是看资料，而不是说洋话。他预备把日文攻下后，明年开始学法文。上外文书店便因他对语言的兴趣而成为他的爱好。有时候，他也会和别的同学去参观历史博物馆、军事博物馆等。有一回，丁子恒把三毛将博物馆说成“博博馆”一事讲给大家听，从此，学习班里一旦有人要去哪个博物馆参观，便都说是去“博博馆”。丁子恒写信回家提及这则趣事，竟使三毛在家大发雷霆，说爸爸在外面丢他的脸，他再也不理爸爸了。丁子恒读雯颖信时，想起三毛愤怒的样子，便觉得好笑不行。笑罢就觉得自己有些想家了。 　　八 　　学习的时间过得很快。快得令丁子恒觉得奇怪，仿佛从来没有觉得光阴是以这样的速度行进的。打牌时丁子恒说出自己的这种感觉。毛学仁说：“学习时期嘛，每天的生活内容大同小异。今天重复昨天，明天又重复今天。没什么事让你着急，也没什么事让你操心。听听课，讨论讨论，外加打打牌，一天就过去了，当然觉得时间飞快。”丁子恒想这话有道理。 　　一个星期天，他和姬宗伟几个一道去虎坊桥工人俱乐部看电影《年青的一代》，中午便找了家饭馆吃饭。饭间，大家由电影里的地质队员谈到三峡太平溪的地质条件。正在这时，听到有人说，美国总统肯尼迪前两天被人刺死了。一时，大家都颇震惊，不知真假。 　　饭馆一个跑堂的伙计说：“杀得好呀，解气呀。这就是帝国主义国家，劳动人民都痛恨那些帝国主义头子是不是？不像咱社会主义国家，人人热爱毛主席，毛主席一出来，大伙儿都三呼万岁争着想跟他握手，想说感谢话儿。毛主席有时自个儿夜里出来上上饭馆，吃吃老百姓的饭。这是咱社会主义的领袖，人民爱都爱不过来。现在帝国主义国家的劳动人民也觉悟了是不是？最好是见一个杀一个，把帝国主义分子都杀光，把帝国主义国家变成跟咱一样的社会主义，劳动人民才有指望。要不，当个美国人，可真是苦呀。” 　　伙计说得唾沫横飞，丁子恒一行人便连连说是呀是呀。 　　毛学仁感叹道：“想不到，一个跑堂的伙计都知道这么多的事情，都有这么高的觉悟。世界进步真是快呀，我们看来是有点跟不上趟了。” 　　转眼又到了年底。这天上午听张劲夫关于“反修”的录音报告，下午便布置测验，各自回房去做。测验只有五题，明日下午交卷。丁子恒见题目很是简单，不觉大喜。吃过中饭，姬宗伟便来找，姬宗伟说：“丁工，这样的测验，你不至于长考吧？” 　　丁子恒忙笑答道：“不至于，不至于。顶多一个小时就可以做完。” 　　姬宗伟说：“好啦，要的就是你这句话。我们现在是三缺一，就看你的表现了。” 　　丁子恒说：“你的意思是？” 　　姬宗伟说：“1963年就要过完了，还不快快乐乐地把剩下的几天享受掉？” 　　丁子恒笑了起来，说：“我明白了，好吧，我晚上再做题。” 　　姬宗伟笑道：“你还晚上？我们就是想今天打一次持久战。明天上午再做题还不一样？” 　　丁子恒想想，说：“行行行，明天也行。” 　　丁子恒说罢便同姬宗伟一起去了他的房间。这一场牌打得夭昏地暗，一直到晚上十点半才收场。躺在床上，他想看一看书，却一行也看不进去，身心都有一种疲惫不堪的感觉。这种疲惫感在他学习最紧张的时候也未曾出现过，今天，却因打牌打倦了自己。丁子恒心里突然就有了些内疚，他想起自己年轻时经常说的一句话：最快的失败就是自己把自己打败。现在他不就是在自己打败自己吗？日文搁下不学，大坝有许多可思考的东西也不去思考，就是这里的哲学课，如果多用些心，不也可以学得更深入一些？丁子恒想着，便起了床。他找出一张白纸，用钢笔写上：“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写完看了看，又加重了腕力，重新描了一遍，然后将它贴在了自己的床头。贴罢，他看了看，再次拿笔，在上面加了几个字：“子恒谨记”。 　　从这天起，丁子恒便拒绝牌场。姬宗伟来过几次，李昆吾也来过，丁子恒都没有被劝动。三十日晚餐时，毛学仁也出动了，说：“我跟你坐对家已经坐顺了，换一个简直打不顺手。眼看就要过元旦了，你还是给自己放放假吧。” 　　丁子恒几欲动心，突然他想起今晚月食，便说：“今天实在不行，今晚月食，我是要看的。” 　　毛学仁无奈地笑笑，说：“这是一条好的理由。”然后离去。丁子恒心里竟有些歉意。 　　月食从六点二十七分开始，八点四十七分结束。丁子恒穿着大衣一直在露天里观看。夜里颇冷，四周亦静，偶尔能听到姬宗伟房间里的笑声。姬宗伟长年在外业队，跟工人打交道极多，便也渐渐地有了工人似的开朗和爽快。他常常能讲出许多笑话，有的甚至带有淫秽色彩，但极能令人发笑。丁子恒想起姬宗伟的种种幽默，便忍不住想笑。于是牌桌上的诱惑有如一根绳子一样，把他的心朝那边拽。丁子恒便同自己作斗争。他在冷风中来来回回地踱着步子，学习班几个外出回来的人见他如此，都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忙不迭地过来询问，有一个从东北来的学员问话时神情甚至有些警惕。这使得丁子恒也不由得紧张起来，慌忙解释说：没什么没什么，只是看完月食后散散步而已。 　　丁子恒这天晚上终于没有去打牌，他从外面回屋后，便趴在桌上给雯颖写信。中午刚刚收到雯颖来信，家长里短地说着孩子们的事情，并没有什么更多的内容。雯颖的信中夹了一张三毛的信，三毛一笔歪歪扭扭的字令丁子恒看了发笑。三毛说他原本元旦可以入少先队的，可是他跟对面的刘三熊为弹子球打了一架，这样就把红领巾打掉了。他表现好了一年，可这一颗小小的弹子球，让他一年都白表现了。他希望爸爸从北京回来时能多买点礼物，安慰安慰他。丁子恒暗笑，想，什么道理，自己打了架，少先队没入成，倒要礼物安慰？ 　　丁子恒先给三毛写了几行字，对他的打架行为进行了批评。然后才给雯颖写。对雯颖，他总有满腹话想要倾诉。雯颖虽然不能为他解决任何问题，却是他的一个最好的听众。每每他倾诉完了，心里也就平和了许多。他在信里将打牌的事以及对自己打牌的懊恼都写了，他信誓旦旦地表示，决不再上牌桌。写完信，已经十点，那边的牌局也已散场。丁子恒从头看了一遍信，发现自己大部分的文字都是关于打牌的。他想这哪里是给雯颖写家信，分明是为了克制自己打牌的欲望而选择文字作为宣泄。这样想过，丁子恒笑了笑，又把写好的信撕掉，只简单地给三毛回了一封信。 　　1963年的最后一天就这么平平静静地到来了。上午他们仍然在讨论，本来下午有大报告，但因作报告的领导突然公务缠身没能前来，便改在了晚上。于是下午变成了自由阅读时间，而晚上则在会餐结束后，集中听报告。 　　但是早在头天，便已发下《红楼梦》的电影票。于是会餐时，大家纷纷提意见，说是年关了，又发了电影票，怎么还要听报告呢？就算我们愿意听，也得让首长好好过除夕呀！饭间，不少人都表示仍然要去看电影，因为看电影也是学习，也是受教育。 　　丁子恒亦有同感。他想去看电影，却又怕万一不去听报告，会造成什么后果。所以，有人问他听报告和看电影二者如何选择时，他支支吾吾拿不出一个明确答复。姬宗伟却回答得很干脆：“我们在野外时，很少有机会能看一场电影，但报告一点没少听。今天好不容易有这个机会，无论如何我要去看电影，请有志于听报告的同志听仔细一点，明天传达给我听。这样电影报告两不误。”姬宗伟的话让很多人都笑了，就连一起参加会餐的老师也笑得哈哈响。 　　丁子恒想，姬宗伟有一个外业队的理由，他这么说，人人都可以理解，而我呢？如果我选择了看电影，人们也会如此这般宽容地笑出声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又何必非要在这样的时候去看那场电影？倘若因贪看一场可以不看的电影而生出其它的事情来，岂不是冤哉枉也？苏非聪不就是因为一句完全可以不说的话招来横祸？ 　　丁子恒盘算了几个来回，都觉得电影可看可不看，而报告得去听。就算不值得一听，也必须去这个会场，这是一个态度。一旦有事，追究起来，他无可挑剔。纵是什么事情都没有，最了不起也就是少看一场电影而已。想到此，丁子恒心里倒也坦然。 　　会餐结束后，去听报告的人也不少。丁子恒注意了一下，年长者为多。毛学仁也去听报告了，见了丁子恒，他说：“我知道你会来这里的。我们不同呀，我们都是旧式人物，不敢像姬工那样翘尾巴。” 　　丁子恒点点头，表示了同意。 　　报告不过半个来小时，讲讲国际国内形势而已，要说也大可不必非放在旧年的最后一夜，但事情就要这么安排。丁子恒想，政治家的意图，我们是永远弄不懂的。 　　回到房间，丁子恒觉得自己什么也不想干了。书看不进去，日文也读不进去，只觉得人有些恍恍惚惚，恍惚得好像自己不是自己。他和衣躺在床上，眼睛干干地望着天花板。脑子里乱糟糟地想一些毫无意义的事情。 　　屋外的寒气很重，而屋内却十分暖和，暖和让人喉咙痒痒的，不时地想要咳嗽。咳过几声后，丁子恒想，把这一夜跨过，依照男人“做九不做十”规矩，1964年，我就五十岁了。五十而知天命。天命究竟是什么呢？它依然是这样模糊不清。这样想着，丁子恒倍觉伤感。 　　1963年就在这又寒冷又暖和的夜晚，在这个思绪乱糟糟且喉咙痒痒得要咳嗽的夜晚，与伤感的丁子恒擦身而过。没人听见它的足音，仿佛一阵风吹，悄然间，它已成为了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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