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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六

对乌云诊断的结果是，腿部、肘部深度擦伤；膝关节严重挫伤；左腿胫骨多处断裂，其中包括六八年摔断过的那个地方，因为体校老师和他的两个学生不懂急救常识，在搬运时没有采取保护性措施，致使断裂处严重错位，给日后的复位和愈合带来一些麻烦。但这些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由于病人头部受到了严重撞击，受伤后又没有得到及时抢救（据事后调查，伤者从事发的头天晚上八时到次日凌晨六时半，这其中十个半小时处于无人监护的休克状态），大脑长期性极度缺氧，致使病人在抢救措施实施之前大脑组织已全部坏死，也就是说，病人除了呼吸、心跳和血压可测之外，已经不再有别的生命表现状态，用医学术语来说，病人已成为一个植物人。 　　诊断结果出来后，外科主任一而再，再而三地向院党委书记申明态度。外科主任说，骨折的地方我负责复位，擦伤和挫伤的患部治疗，要治不好，我愿意接受任何形式的处分，但脑坏死我不能负责，也不是我想负责就能负得起责的。院党委书记也是搞医的出身，虽说搞党务之前只是个麻醉师，但脑坏死的无可逆转性他还是懂的，所以他并没有为难外科主任。医院仍不放心，担心误诊并企望有一线希望，决定请大医院的专家会诊。因为患者有骨折现象，不便长途搬运，医院找县银行和一家私营企业主借了一辆宝马牌轿车和一辆蓝鸟王轿车，从武汉请来了同济医院的两位专家。专家的诊断很严谨也很简单，除了诊断出患者带有陈旧性脑震荡之外，诊断结果和县医院的诊断结果一致，患者为缺氧性脑组织深度坏死，已经失去脑治疗意义了。 　　专家临走时还教给外科主任一种判断脑坏死患者的简易而准确的方法：用神经反射和脑电图观测双结合的观察方法，连续二十四小时观察，所诊断出的结果，其正确性目前在临床上为百分之百。院党委书记不肯放弃最后一线希望，在送专家上车的时候他问，她还能活回来吗？难道完全没有希望了吗？专家很耐心，一点儿也没有怪罪党委书记对常识性的缺乏，专家说，按照中国的临床理论和法律解释，患者并没有死亡，她仍然活着，只是活在一种无意识无外在生命表现行为的状态之中，至于说到希望，这点儿你可以有，而我只能相信科学事实，科学事实告诉我，这种希望的可能性几乎等于零。 　　乌云的事，院方一直对关山林进行消息封锁。乌云送进医院的当天县委和县政府就接到了汇报，县委书记和县长都专程赶到了医院，详细询问了有关乌云和关山林的情况。院长告诉两位领导，关山林的眼病和血压恢复得都较为理想，但老人毕竟上了年纪，不知是否能承受住这样的打击。县委书记考虑了片刻后对院长说，再过几天吧，过几天再告诉他，这段时间你们除了要加强对乌云同志的抢救和监护工作，还要尽可能地加强关老头的抗震能力，这种事，瞒得过初一，瞒不过十五，天大的案子总有见包公的一天。 　　院方坚决贯彻执行县委书记的指示，有关部门对关山林的解释是，世界妇女大会北京会议之后，一批非政府组织的各国妇女代表前往湖北考察，省里通知乌云急赴省城，与这些代表座谈交流有关妇女的地位和现状问题，至于时间，那是由省里决定的，县里不知道，所以，关山林始终被蒙在鼓里，对乌云出事的情况一点儿也不知道。于是，在差不多近十天的时间里，关山林和乌云就住在同一栋住院部里，关山林住在楼下，乌云躺在楼上，他们的病房如果不考虑一二楼这个限，属于相邻的两间，甚至有时候院长查房，从乌云的病房出来，会有一种莫名的情绪驱使着他下楼，直接走进关山林的病房。院长想，什么是命运呢？ 　　关山林是在出院当天知道乌云的情况的。县民政局局长和院党委书记亲自送关山林从医院回家，到家之后，他们就按照事前决定的那样，十分谨慎地把乌云的事告诉了关山林。关山林听到这个消息时的表情事后谁都回忆不起来了，就算能够回忆起来，他们也不可能向别人描述清楚，至少他们不能让其真实度还原。关山林坐在那里，一动不动，他的目光停留在民政局长的脸上，但他不是在看他，好像民政局局长的脸是一个虚无的东西。好长一段时间关山林就用这种目光盯着民政局长。屋里的三个人都没有说话。他们听见朱妈在院子里喊会阳。朱妈喊，会阳？会阳你在哪儿？民政局长感觉到自己的脸像是一块正在融化的冰，开始往下滴淌，他有些坐不住了，想逃出这个房间去。关山林这个时候从藤椅中站起来，他用一种低哑的嗓音说，给我备车，我要回医院！ 　　关山林没等车子停稳就打开门跳下车来，他的急切的动作让人怀疑他是否有八十五岁。民政局长和书记跌跌扑扑地才能跟上关山林的步子，他们好容易才能跟上他。关山林推开监护室的门时两个护理员正在为乌云翻身和按摩，这是预防褥疮和肌肉组织萎缩的措施。关山林显得十分粗鲁地将一个护士推到一边，他的手很重，把那个护士的胳膊都弄疼了。现在他站在她面前了，站在他妻子面前了，站在他去省城与那些世妇会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座谈妇女地位问题的老伴面前了。 　　她躺在那里，脸色苍白，毫无意识；她的身上插满了脑电图监视仪、心脏监测仪、静脉注射管、鼻饲管和氧气管，那些大大小小粗粗细细的管子就像一张结实的网紧紧缠住了她，使她动弹不得。她动弹不得，于是放弃了这种努力，心无旁骛地躺在那里，十分安静而又疲惫地躺在那里。也许真的累极了，否则她不会把眼睛合得那么紧，那么无援。她抗争过吗？呼唤过吗？期待地伸出过她的双手吗？如果有过，那么在她抗争的时候，呼唤的时候，期待的时候他在哪儿？他在干什么？她那双好看的眼睛在闭上之前是不是向他的方向投来过一瞥？他感觉到了她那一瞥吗？他站在那里，站在她的病床前，他离她很近，但是谁都能够看出他和她不在一个世界里。他的脸色铁青，吓人极了，监护室里，民政局长、院党委书记、两个护理员以及闻讯赶来的院长和外科主任都被他吓人的脸色而心惊胆战，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吓人的脸——一张被绝望、伤心、恐怖、暴怒和不愿接受所扭曲得变了形的脸。整个监护室里没有人敢出一口大气，安静得只听见心脏监测仪发出的迟缓而单调的脉冲声。至少经过了十分钟的无生命状态，关山林慢慢地从乌云脸上收回视线，慢慢地抬起头，慢慢地转过身来。他的目光呆滞而发红，他的表情似乎有些犹豫，好像不明白那么多人屏心静气站在他的身后是为了什么。 　　他在人群中搜索，然后把目光停留在院长脸上。院长立刻感到一阵彻骨的寒意从脚心一直涌上头顶。他看见那个老人朝他走来。旁边的人下意识地退开了好几步，留出了一条通道，关山林就沿着这条通道一直走到院长面前，在离他几尺远的地方停住。院长被定在那里，退步不得，他想他会吃了他的，他会一块块地把他撕扯开然后再把他吃下去，他不会有什么犹豫，甚至他连水都不会喝一口，就那么把他干嚼下去。院长的绝望到了顶点，他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感受，他的心脏开始发出破裂的声音。但是院长并没有被吃掉，院长听见关山林说话了。他的声音很低，很轻，似乎不是从嗓子里而是从更深的那个地方发出来的。他说，告诉我，植物人是不是就是说人永远都活不过来了？院长听见了这句话。院长张开嘴，说了一句什么，但没有声音发出。不是害怕，他现在已经不害怕了，一个人的恐怖如果超越了极限那么他也就无所谓恐怖了，他只是声带瞬时发硬罢了。院长清了清嗓子，把先前的那句话重复了一遍。 　　院长说，是的。关山林看着院长的眼睛，他不是从院长的话而是从院长的眼睛里得到了那个答案。关山林说，也就是说，她得永远这么躺下去，永远不能够站起来，永远不能够开口说话，永远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没有意识也没有知觉，就这么一辈子？院长再一次清嗓子，说，是的。关山林又说，那么，这和死有什么区别？院长说，从临床上来说有，患者仍然有呼吸、脉搏和血压，并且仍然保持着新陈代谢。院长被关山林看着自己的目光震动了一下，思维立刻坍塌了下去。院长迟疑了一下，接着说，不过，从患者的社会生理状态上来说，没有，和死亡没有区别。关山林看着院长，他又说，没有任何希望了吗？所有的人都看出他的身子绷得很紧，他是在用一种信念支撑着自己，所有的人都从心底深处希望院长此刻不要开口，至少是此刻，他们甚至觉得这个时候即使院长成为一个哑巴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实际上院长确实有好长时间没开口，但最终他还是开口了。院长说，我希望有这样的奇迹，但我不能欺骗您，从目前国际医学界的临床资料来看，这种希望近似于零。人们看见关山林闭上了眼睛，人们也闭上了眼睛。这是一次死亡的宣判，在场的所有人都是死亡宣判的目睹者，如果他们无法逆转这个宣判，就等于他们每个人都在死亡书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人们再度睁开眼睛的时候发现关山林已经不在院长面前了，他已经回到了他妻子的病床前。他背对着他们，样子极疲惫极苍老，疲惫和苍老得几乎看不出任何生命的现象。他朝他们吃力地挥了挥手，他说，请你们出去，我要一个人守着她。 　　他就是那么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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