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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二

军俱乐部主任是个胖老头，人很和善，是1946年入伍的兵，资历不浅，到现在也只落了个团职。俱乐部主任看不了关京阳那日要死不活的样子，就对他说，小关，你也不要这么没精打采的，该低头时低头，该挺胸时挺胸，错误嘛，人人都可能犯，我当年也不是没犯过，我这还不是过来了！关京阳没说什么，只是对俱乐部主任投去感激的一眼。 　　关京阳自从调离宣传队之后一直没和余兴无见过面，他们再见面是几个月之后的事。那一次大军区有首长下来检查工作，宣传队在礼堂为军区首长做招待演出。关京阳本来是躲开了的，但演出前照明设备突然出了问题，电工来修检线路，要关京阳开杂物间的门拿梯子。关京阳扛着梯子从后台演员通道走过，在那里碰到抱着一大抱服装的余兴无。余兴无瘦了，看样子有些憔悴，下颔尖尖的，这样就使她那双美丽的大眼睛显得更忧郁。以往每次演出前她都是宣传队里最忙的一个，宣传队队长、导演、化妆师、服装师、舞台监督都围在她身边团团转，询问她，催促她，提示她，嘱咐她，宠得她像个公主。 　　可她今天却闲散得很，脸上白卡卡的无妆无红，一条白手绢在脑后松松地绾住一头齐肩长发，心里空空地抱着一抱服装从演员通道那头走来，脚下一点儿声音也没有。他们差一点儿撞到了一起，他们都有些发愣，那种见面的猝然是他们谁都没有想到的。她看了看他肩上扛着的梯子，他看了看她怀里抱着的演出服，后来他低下头，避开她的目光，扛着梯子匆匆地从她身边擦身而过。她张开嘴想叫住他，有人在后面喊，余兴无！余兴无！快把衣服拿来，演出要开始了！她看着他离去的背影，苍白着脸慢慢转身朝化妆间走去。关京阳把梯子给电工送去后，就一个人回到礼堂后面的杂物间，在那张旧地毯做成的床上躺下，抱着头望着蛛网密结的天花板发愣，舞台就在他的头顶，礼堂里歌舞声和掌声不断传来，他就躺在那里，一个节目一个节目地把那台晚会听完的。 　　第二天关京阳在打扫头一天演出过的礼堂时，余兴无来找他了。她的脸白得没有血色，像极品蜡，朦朦胧胧地浮着一缕郁悒，她问他昨天晚上为什么不理她？为什么不和她说话？关京阳埋着头机械地扫着地，一句话也不说。余兴无站在那里，眼里含着泪，不相信似地摇着头，说，难道我们做了什么吗？我们做了吗？她大声地说，你为什么不说话？你怕什么？你究竟怕什么？她的声音在空阔的礼堂里像无所归依的小乌似的来回扑跌着，把所有那些虚幻的绿色的支撑全都撞得粉碎。关京阳仍然不开口，他把头低得更狠，他从她身边绕过，走出礼堂去倒那些垃圾，把她一个人留在干干净净的礼堂里。 　　那以后余兴无不断地来找关京阳，但关京阳一直设法躲避着她。他不敢见她。他太脆弱太软弱了。他有过一个美好的梦，那个梦是他整个生命的支撑，现在这个梦被他自己毁掉了，梦破碎的一刹那一道永恒的障碍也就产生了。他自惭、自责、自残，他不再敢也再不愿从心灵的囚室中走出来。 　　他知道余兴无的日子并不好过，在那件事中她所遭受到的非议比他多得多。她是个女孩子，一个美丽而又才华横溢的女孩子，她本来就清高，因为长期担任主角又埋下了许多积怨，现在这一切都有了生发的借口和机会。有时候他觉得是他害了她，如果不是他，她现在仍然是一只高高飞翔着的白天鹅，这种念头更加让他自责，他就是不能鼓起勇气来面对她的目光和眼泪。这种状况持续了至少有两年，在这两年当中她不断来找他，他痛苦不堪，他向俱乐部主任提出调动的请求。他被调到了电影放映队外勤组，这样他就有很多机会下到各个部队去，躲开让他无力自拔的机关大院。但是只要他回到大院，她还是会来找他。她变得非常的固执，她反反复复地就是那两句话，难道我们做了什么吗？我们做了吗？你为什么不说话？为什么？你究竟怕什么？他还是不开口，回避着她的目光和责问。 　　他知道她的境遇有所改变，她已经回到了舞蹈组，只是有好几年没上舞台，她已经跳不动主角了，只能跳一跳配角。他还知道那个已经提升为副队长的温建华一直在追求着她，为此他对所有饱含爱慕的语言、眼神和信件都置之不理。他知道这些，于是他就更加不开口，他软弱得令人痛恨，却又心硬得无视一切，即便在她面对他默默垂泪或放声大哭的时候，他也能站起来从她身边走出门去，把她一个人留在那里。一年之后，他再次提出调动。下面部队的一个营长看中了他，表示如果上面放人，他可以去给他当文书。俱乐部主任恨得跺脚道，你他妈这算什么事？你他妈还有丁点儿骨气没有？我要是你，反正错误已经犯上了，我索性就犯到底，我就去找她，天塌下来不过就是砸头的事，至于这么东躲西藏的吗？！ 　　关京阳到了下面部队，一干又是两年。他干的是营部文书，写写画画，跑跑腿，整理和管理营部的材料和文娱用品。他干得很卖力，营长和教导员都很喜欢他。这一年他二十三岁了，还是个大头兵，和他同年入伍的，好的已经干到了营级，差一点儿的也是排级，营里看不过去，就往上申报，要把他提起来，可是申报了几次，都被打了回来。营长和教导员忿忿不平，说，人家就犯了那一个错误，事情都过去五年了，未必那错误就得背一辈子？想一想，营长又对教导员说，我算看透了，杀人都行，鸡巴这种事，打死都不能犯，犯了这辈子你就算交待了。教导员说，也不能一概而论，凡事都有个辩证，有个一分为二的问题，你说不能犯的事，有人就能犯，而且犯得很好。 　　那年我探亲，生病住总医院，听了不少故事，说高干病房那些小护士，被点了炮的不少，点了就点了，屁事没有，说得不好听，那叫老牛吃嫩草，说得好听点儿，那叫首长关怀，你拿这事怎么说？营长说，你别说这个，你说这个我有气，他娘的都是人，是人就有鸡巴，谁的鸡巴比谁的鸡巴金贵些？教导员说，你别打断我，我的话没说完，我的意思是说，用马列主义的辩证法看问题，任何事都有两种可能，也就是说，一个因，可能有两个果，放在你这儿是这个果，放在我这儿可能就是另一个果。 　　比方关京阳，在主观上他是个太怯懦的人，软软绵绵的，强不起来，事情发生了，抵不住挡不了，自己先就背上了十字架，人家就觉得他是该受踹的，这样问题落到他头上，就永远是问题了，就永远迈不过这道坎了，说来说去，还是他的主观有毛病。营长听完教导员这番话，拿钦佩的眼光看着教导员，说，听你这么一说，倒是有道理的，不亏是搞政治思想工作的，鸡巴上的事，也能分析个哲学出来。这么一说，两个人就笑，笑过了，也就把这事丢到脑后，从此再不提关京阳转干的事，只是在工作上生活上尽量给他一些照顾，同时也考虑，过年以后干脆动员他复员，部队严谨，不如换个地方混饭吃。 　　1978年年底，南线吃紧，部队奉命南调。临战前，部队进行战备动员，搞得很热闹、很悲壮，闹着坚决要参战的，咬破手指头写血书的，什么样的都有，请战书保证书雪片似的往连部营部飞，上上下下都很激动，只有关京阳一个人很淡泊，既没提出请战要求，也没写保证书。关京阳在这个时候听说温建华已经结婚了，妻子是季洁，而余兴无则以年纪大了、跳不动了为理由请求调到了军部俱乐部，也就是关京阳先前工作过的那个单位。余兴无仍然独往独来，她那一年二十五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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