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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八

老葛是1953年调到北京的。我们现在已经有两个孩子了，大的叫葛八一，是个男孩，今年十岁，小的叫葛胜利，是个女孩，今年六岁，他们都很活泼，老葛是个好丈夫，他很疼我。他比我大九岁，他说他是我的八路哥哥。他总这么开玩笑。只有一点儿不好，他抽烟抽得太厉害，连周总理都批评他，说他要再不戒烟，就罚他脱军装。老葛真的吓得不轻。但这个人阳奉阴违，他当面不抽，躲到背后抽，而且变本加厉。现在他每天抽两盒牡丹，我简直拿他一点办法也没有。 　　我现在已经转业了，分到外交部做干部工作。老葛这次去刚果赴任，组织上要我照顾他，协助他的工作。我刚从内蒙探亲回来。我对刚果的情况一点儿也不熟悉，听老葛说那个国家曾是古代刚果王国的一部分，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后，法国殖民主义者把它划为自己的殖民地，在刚果人民英勇斗争下，于1960年8月15日宣告独立。刚果的人民对中国人民十分友好，他们非常理解和支持中国人民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一年之前我们刚刚和他们建了交。 　　但是老葛又吓唬我说，刚果人很热情，他们见了男人要拥抱，见了女人要亲吻，不管谁的老婆，他们都亲。开始我真的给吓住了，我还从来没有让别的男人亲过，我觉得这臊得慌，你想想，你的男人站在一边，他过来搂着你亲嘴，那让人脸往哪里放？老葛说那是人家的礼节，你得尊重人家。后来我才知道老葛那是开我的玩笑。他这个人，你真的拿他一点儿办法也没有。 　　乌云，你和咱们班长在一个单位工作过，我真是羡慕你们，想当初我们三个人亲如姊妹，那种日子我一辈子都忘不了。我不知道你现在的工作单位，所以托班长转这封信。我很想念你们，真的很想念。你能给我写信吗？我的地址是：刚果共和国布拉柴维尔中华人民共和国领使馆。来信告诉我你的情况。 　　顺致革命敬礼 　　德米 　　1965年2月15日 　　乌云那天晚上在灯下读着德米的信，她的嗓子一直哽噎着，许多往事都涌入了脑海。十八年了，她已经从一个单纯的少女变成了一个历尽沧桑的中年妇女，她差不多已经忘记了过去岁月的那一段生活，但是德米的一封信却唤醒了她。想想在学校的那段时光，那时她是一名无忧无虑的女战士，整天忙忙碌碌地学文化、学知识、尽情地唱歌。她有多久没有唱歌了呢？现在又有多少人知道她曾经是一只自由自在的百灵鸟呢？还有东北暖呼呼的土炕，白皑皑的大雪，她们一群女学生在屋檐下乐哈哈地抢冰挂吃。牡丹江在一整个冬天都像银色的大路，她们在那上面追逐的时候不断地滑倒。她怎么就记不起来这些了？ 　　有一回白淑芬病了，来例假的时候小腹疼得如刀绞，抱着肚子在床上滚来滚去，把她和德米吓坏了。她和德米眼泪巴巴地安慰白淑芬。白淑芬叫她们滚蛋，别来烦她。她和德米跑出去。聪明的德米想了一个办法，她们到街上买来了糖葫芦，她们人不敢露面，把糖葫芦伸进门里招摇，躺在床上哟唷哟唷呻唤的白淑芬一见颤悠悠的红果，从床上一蹦而起，奔过来抢那酸果子，吓得她们撒腿就跑。这些她真的就忘了吗？ 　　乌云那天晚上坐在灯下，德米的那封信使她不愿离开灯光桔黄色的温暖。她听见隔壁儿童室里朱妈起来给湘月把尿的声音。朱妈的口哨吹得悠悠扬扬。窗外在下雾，从嘉陵江上涌来的雾使黑色的夜呈出一种绿幽幽的沉静。乌云就那么捏着德米的信坐在那里，脑子里满是她十八岁的往事。 　　几天之后白淑芬再度找到了乌云。因为有了德米的那封信，乌云已经不再有那么多的仇恨了，她把白淑芬领进自己的办公室，给白淑芬倒水。白淑芬从她手中接过茶杯的时候诚惶诚恐。她们坐下来说了几句不相干的话。乌云突然说，你现在还那么喜欢吃糖葫芦吗？一句话，说得白淑芬的眼泪夺眶而出。白淑芬呜呜地说乌云我对不起你！那个时候我都做了些什么事呀！白淑芬呜呜地说这么多年了我一直不能原谅自己，我多么想有机会当面向你道歉呀！乌云不想提到这件事，它让她想起那只在干冷的空气中颤抖着的小手，那乌紫的颜色时时给她带来噩梦，白淑芬要聪明一点儿的话就最好让自己忘掉这一切，至少别由她来提起，难道她还觉得不够吗？还要在她旧日的永远的伤口上洒盐吗？但是乌云还是强迫自己原谅白淑芬，为了工作，她必须这么做，这当然是最好的理由。她们除了这个之外还有更多的话题，她们可以谈东北，谈1947年或者是1948年，谈东北药科专门学校或者是东北护士学校，谈德米。 　　这才是她们最好的话题。在这些话题中她们可以找回很多她们失落了的东西，也许她们不能缝合什么但却能彼此宽宥。乌云这个时候才想起几天前她们没有道别，但是她们还是再见了，难道这就是她们的缘份吗？她认真地打量了一下白淑芬。她当她的班长的时候热情待人，快人快语，但她现在明显有了很多压抑；她那个时候健壮、精神、整天不知疲倦，现在她显得那么萎靡不振，情绪低落；她的白白的脸上长着一些多余的肉，眼袋松弛，眉梢下塌，那是长期心绪不畅带来的后果；她坐在那里的样子拘谨极了，仿佛就是一个不知所措的小学生。乌云开始同情起她来了。她问起她的情况。她告诉她，他们调离空干校不久后，他也调离了那里，先在东北的一个军事部门工作，又调到空九军，她的丈夫在那里被授予中校军衔，负责军事训练工作，她自己仍被分配到卫生部门做党务工作。 　　1958年北京军委扩大会议之后，她的丈夫因犯有严重的教条主义治军错误受到了严厉的批判，并受到降职降级的处分，此后他一直做一些无关紧要的工作。他本来就很内向，这件事使他的胃病越发严重了，他们不得不把他的胃切去了三分之一。1962年他试图要求组织上为他的事平反。甄别工作进行了一年，本来已经得到了平反的承诺，但他这个人性格孤僻，同志之间的关系处理得不好，在征求意见的时候他身边的人都不表态，而他过去的上级几乎没有一个喜欢他的。他气得不得了，一急之下，拿着手枪跑到干部部门威胁人说他要以自裁来证明自己的清白。他太愚蠢了，军队可不理睬他这一套，两天后处理意见下来了，责令他转业回原籍。他的原籍是重庆，他回重庆她当然也得跟着他一道走，他们毕竟是夫妻。这种情况下她不可能再留在部队，只能脱去了军装。在重庆军转办联系转业单位的时候她偶然得知乌云也在重庆，她手上有一封乌云的信，这样她就找来了。乌云听罢白淑芬的叙述后长久不做声。 　　她没有想到白淑芬的爱人会有这么坎坷的经历。他为什么不耐心地向组织陈诉呢？他完全应该相信组织上的最后决断而不必鲁莽地使用那支手枪。她真为这位性格内向的军人感到难过。当然，她也替白淑芬难过。乌云问，你爱人在重庆还有家人吗？白淑芬擦了一把方才淌出的眼泪，说，有，他的父母都健在，还有一个妹妹，在重庆大学当老师。乌云问，你们住在哪儿？白淑芬说，目前我们俩都没有找到转业单位，没有住房，暂时住在他家里，他和他父亲睡一间房，我和他母亲、妹妹睡一间房。乌云说，那你们的孩子呢？——我是说，你们难道还没有生？白淑芬抢着说，我们有一个孩子，是个女孩，叫余丽，已经三岁了，长得很可爱。过了一会儿，白淑芬又情绪低落地补充了一句，她不是我生的，是我们从孤儿院抱养的，我们做了检查，是我没有生育能力。乌云受了感染，她为白淑芬难过极了，一个女人，她的丈夫犯了错误，失去了前程，她本人又没有生育，还有什么比这更凄凉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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