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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二

杜来峰说罢，又把纸条子贴上。樊迟歌感觉出问题出在自己身上了，却不满意杜来峰的方式，有些不高兴。张纪见状，情知情况不妙，收拾了东西溜出屋子。樊迟歌在杜来峰对面坐下，说，杜来峰，你别这样好不好？有什么话你就直说，杜来峰一把揭掉纸条说，我说什么？我说了你是毒蛾……杜来峰话说了一半，又把纸条贴上，贴一下没贴牢，响亮地照准纸条给了自己一巴掌，啪地一声。樊迟歌看杜来峰，杜来峰给了自己一巴掌，嘴上的条子还是没贴牢，掉了一边下来，他自己不知道，做了一副打死也不开口的样子。樊迟歌没忍住，格格地笑起了。 　　林然刚放下电话，文华就推门走进他的办公室，一脸气愤地嚷嚷，你们解放区来的干部太不像话了，都欺负到人头上去了！林然说，哦，什么事儿把我们的物资接管委员会主任惹恼了，文华气呼呼地说，公安局的何斌被你们张纪骂得狗血淋头，张纪在何斌面前摆一副解放区干部的派头，好像他是我们的大救星。这事儿不光出在何斌身上，好些个地方干部都向我反映，解放区来的干部架子大，脾气大，不拿正眼看人。 　　文华接过林然递过来的茶杯，脸上仍然带着不快的神情。林然说，山头主义倾向，历来是党内建设的大敌，不能容忍它存在下去。解放区来的干部和地下党干部的关系，表现在山头主义上，可实质却是我们对新的历史时代到来缺乏准备，让胜利冲昏了头脑。解放区来的干部捏惯了枪杆子，钻山沟趟冰雪他们不怕，流血牺牲他们不怕，政权建立了，进城了，他们高兴，知道这是自己的政权，所有的牺牲都是值得的，难免会有骄傲自大情绪，还有，他们大多是农村出来的，一时半会儿不习惯城市的生活，新政权建立之后，如何保住它、建设它，很少有想法，就像一个孩子拿到了一个新玩具，在喜悦之后，往往束手无策。文华满意地说，你这分析还算客观。林然笑了笑，说，不过文华，老区来的干部们有问题，地下党干部，也不是一点儿问题没有。文华说，这个我知道，不少地下党干部沾染了浓厚的城市市侩性，行业陋习严重，组织纪律涣散，不像解放区干部那么爱憎分明，斗争性也没有解放区干部那么强。林然说，你是地下党的负责人，在地下党干部中有号召力，你能认识到这一点，说明我们还是有共同的危机意识。我有一个想法，我想把全市的军代表和接管干部集中起来，给他们开课，学习如何做一个新政权的建设者和管理者。第一课，先讲讲如何做一个具有共产党胸怀和风度的接管干部。文华欣赏地看着林然，说，这主意太好了，要这样，我给你请专家，你想要什么专家我都能给你请来。林然说，专家你请，不过我这儿也有一个专家――我想去看看你母亲，你陪我去，怎么样？文华说，这算什么？我妈可不是专家。林然说，那要看你怎么为专家戴帽子――叫上你们的何斌，再叫上我们的张纪，一块儿去。 　　文家的一处老宅子，楠木堂柱，楠木窗棂，已被文母收拾出来，修缮过，做了战争孤儿们的收容院。宽敞的正堂，木香四溢，新打的课桌四列排开，一块小黑板挂在墙上，陶子怡在教战争孤儿们识字。 　　战争孤儿们剃了头，洗了澡，换上了干净衣裳，吃能饱，睡有窝，不再流落街头，不再让人像狗一样的追撵和唾弃，他们是从这一点上知道什么是解放的，同时对“解放”抱有了本能的好感。 　　陶子怡在黑板上写下两个字：祖国，然后再教战争孤儿们念。战争孤儿们大声地念：祖――国。 　　院子里有两棵老槐树，一架瓜搭子，夏天到了，南风煦煦，新秧蜷蜷。林然、文华、文母、张纪、何斌一人一只小凳子，手里拿着蝇甩子，坐在瓜架下，喝着茶，说着话。张纪和何斌不对劲，拿脊梁对着对方。 　　文华说，妈，听小妹说，我嫂子去妇联报名了？文母说，你大哥不在了，小妹又整天在外面忙，脚不沾家，你嫂子在家里除了扶持我，也没别的事儿，她是读书家出来的，内秀，我就怂着她去报了名，上学堂当教员去。林然说，伯母，您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那么大的牺牲，怎么好又让您散尽家财，把老宅子腾出来，做了孤儿们的家？本来是政府的事儿，这让我们心里过不去。文母说，你们不是说，政府是老百姓的政府，老百姓是政府的主人吗？怎么，我这个老百姓要替政府做个芝麻大点儿的主，替政府分担点儿忧愁，就不行了？林然和文华会心地笑。林然看身边的两个部下，那两个部下不笑，绷着。 　　文华对林然说，我妈说了，祖上还留下点儿产业，能替政府收留百十来个战争孤儿，别的她就操不下心了，还得政府管。文母说：我让子怡算过，这院子里已经养了三十七只惊了魂的小鸟儿，紧一紧，还能养上几十只，我这儿林子小，只能养几年，隔三差五，孩子们大了，就得送去学校里念书，那得政府管。文母伸出手，在林然的肩头摘掉一根线头，说，一桌宴席推倒了，残汤剩菜，就算收拾起来，也待不了贵客，要想桌上亮堂，就得捡新鲜的从头里做。国家要兴旺，得把目光盯住孩子。 　　文母为林然摘线头的动作具有着暗示性，让文华有些脸红，但她同时又被母亲的话说激动了，捉了母亲的手说，妈，您这话说得好呵！林然看了看身边的张纪和何斌，不易觉察地笑了笑，对文母说，伯母，有件事儿我不太明白，想问问您。文母说，问吧。林然说，伯父好像不在组织吧？文母说，你是说你们的组织？他呀，一辈子不肯结党。林然又问，子怡妹妹她也不是咱们党的人吧？文母说，不是，我也不是，我们这个家呀，信什么自由，不信什么也自由。林然说，这我就不明白了，一个不在党内的知识分子，怎么会为以共产主义为宗旨的革命献出生命？一个不在党内的年轻女人，怎么会为党送走了自己的丈夫，又把一群和自己毫无关系的孤儿接到家里来，给他们食物、教他们识字、待他们像自己的孩子？一个不在党内的母亲，怎么会为党的事业送走了那么多优秀的亲人？文母平静地看着林然说，你忘了一点，你说的共产主义，党的事业，它们为的是什么？林然说，中华民族的兴旺大业。文母轻轻地点了点头，笑了。 　　林然转过身来，看着文华、看着张纪和何斌，感慨地说，你们都听见了，这是一个不在党内的母亲说的话，听听这样的话，再摸着胸口，问问我们自己的信仰，我们还有什么个人的利益、小团体的利益不能放弃？我们还要抱着什么样的宗派和山头主义去干革命？文华恍然大悟，敢情你叫我们来，是来开教育会呀！ 　　在文华和林然说话的时候，张纪和何斌对视一眼，双方都有些不好意思。何斌端起石桌上的一杯茶递给张纪，张纪不接茶，伸手一把拽过何斌，两人笑嘻嘻地拍肩打背，一杯茶一点不少，全泼在两人的身上了。 　　林然为军代表们开课的主张得到了文华的积极响应，为此，文华专门请来了鲜于杰，要他给军代表们讲战后的经济发展。 　　文华和鲜于杰乘坐的吉普车在军管会院子外停下，两人从车上下来，鲜于杰走出两步，又站住了，有些为自己的决定后悔，说，从来军人打天下，文官坐天下，我怎么觉得去给一群军人讲经济有点儿荒唐？文华说，事情在没有去做之前，都是闻所未闻的，你搞经济研究，也不都是拾人牙慧吧？鲜于杰说，打仗和搞经济是两回事儿。文华说，我记得解放军进城那天夜里，在中央银行金库查账，你给老关说过拿破仑如何着手战后经济复苏的事儿。拿破仑的币制和亩税制改革，并不是他自己的主意，而是那些随军的专家学者们提出来的，拿破仑是军事家，他不光会打仗，还尊重和采纳了学者们的合理建议，你总不能说拿破仑也是一头不懂音乐的驴子吧？鲜于杰看了文华一眼，不再说什么，文华带着鲜于杰朝院子的大门走去。门岗持枪立正，向文华和鲜于杰敬礼。 　　鲜于杰一进院子就愣住了。院子里，军代表们身着戎装，军纪整洁，整齐划一地坐在小马扎上，林然在第一排端端正正地坐着，看见文华带着鲜于杰走进院子，值勤军代表一声令下，军代表们刷地一齐从小马扎上站起来，向鲜于杰行注目礼。值勤军代表端拳在腰，跑向鲜于杰，立正，大声报告道，盘龙市军管会直属队成员除在外出勤者七十六人，其余全部到齐，听候教授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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