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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那一年的阳光十分充足，十几把锋快的镰刀昼夜不息地割刈也没能抵挡住见天熟透的谷粒一片片地洒落在泥里。主人十分焦急，赶着一家老小和十几个雇工没日没夜地忙活在地里。人们疯了似地用钢镰割倒稻秸，把它们拉屎似的东一堆西一堆扛进晒坝。那些天晒坝里黄尘滚滚，慄濛然不见天日。人们大颗大颗地淌着汗水，不停地咳嗽，朝粮食堆里吐痰。主人站在地垅边大声地吆喝着：“伙计们，尽力割呀！今晚有烧酒蒸肉犒劳！”主人说话算话，当晚果然就有烧酒蒸肉。醇香的烧酒里兑了不少水，喝起来甜丝丝的像是浸泡过麦芽，让人止不住地一边喝一边打喷嚏。雇工们都说酒是好酒。可是主人却不该让大伙儿吃蒸肉。不是大伙儿不想吃，相反的，大家都非常想吃，简直想吃极了。并不是一年到头都可以吃到蒸肉的，也不是每一家都可以端出蒸肉这道菜的。但是主人确实不该把那样的蒸肉端出来给雇工们吃。蒸肉一块块足有四指膘，白花花颤巍巍卧在喷香的霉干菜上，让喝酒的人眼珠子一个个几乎掉了出来。雇工们整齐地咳起嗽来，把嘴里的烧酒咳得像下雨一样。主人热情地说：“吃吧，快吃吧。”大伙儿就迫不及待地伸出筷子。慌乱中好几双筷子在空中碰到一起，弄得吱哩咔嚓一阵乱响。主人的两个儿媳妇在一旁看了，躲到一旁嗤嗤地笑。父亲在忙乱之中挟到了一筷子干巴巴的霉干菜，这使他十分沮丧。父亲的第二筷子准确多了。父亲当时想，他的速度比打人们慢了一拍，等于他吃完第一块肉，别人就该吃第二块肉了，这个念头让父亲在一瞬间显得灰心失望。可是父亲并没有在吃第二块肉的时候赶上大家。父亲并没有吃第二块肉。父亲连第一块肉也没能吃下。并非父亲一个人，所有的雇工都没能对付了他们挟进自己碗里的那块肉。那碗样子十分诱人的蒸肉根本就没有蒸熟，它只不过是被主人象征性地放在蒸笼里蒸了一下，完全还是生猪肉。主人笑眯眯地站在一旁招呼说：“吃呀，怎么不吃了？都愣着做什么，都吃。这足足一碗肉，够你们撑的。”雇工中打头的脸上带着尴尬的笑代表大家对主人说：“七爹，不是我们不吃，我们想吃。我们想吃但没法吃。肉没烂呢。”主人听了很生气。主人说：“这是什么话。你这是什么话。肉当然没有烂。肉当然不能烂。肉怎么能烂呢？要烂了，你们这些馋鬼，你们寻思一下也是不会的，叼住就滑溜进肚里了，哪里会知道肉是什么样的味道呢？” 　　父亲从来没有说过那块嚼不烂的生猪肉是促使他造反的原因，这只不过是我的猜测。1932年秋天被还乡团通缉追杀的不只是我父亲一家人，还有不少人名字都在名单上，这些人中间有一些人并没有逃走，他们在别的什么地方躲上几天，到来年开春的时候就陆陆续续地回去了。他们中间有些人至今还好好地活着。父亲跑出家去参加红军，肯定有着类似自尊心受到了强烈伤害的原因。事过五十年之后，我随父亲回到顺河老家，父亲带着我去拜访过一位老人。老人是我家一位亲戚，论辈分我该叫七爷。七爷的绰号叫“地主”，因为他在五十多年前曾当过红四军经营处的军需主任，管过整箩的银洋和烟土，大家就这么叫他。1932年秋天七爷随撤退的队伍走出了几百里地，他放心不下将要临产的妻子，心里惦念着妻子给他生儿子还是生丫头，又跑了回来。七爷并没有被杀死，以后就守着老婆孩子种地过日子，一过就是五十年。我随父亲去看七爷的时候七爷正蹲在屋檐下挖鼻屎，唾水拉长线似地糊了一身。一个五十岁左右猥琐的汉子抱着一只鸡婆在捉鸡虱子，看见我们走来就傻乎乎地冲我们笑。我想他大概就是七爷当年放心不下的那个宝贝儿子吧。 　　在我们那个家族中，父亲是加入闹红队伍中年纪最小的，他只是看到他的两个哥哥，几个叔伯堂兄和他的七叔都这么忙碌着，他们在腰里扎着子弹袋的样子十分威武。父亲作为一个正在长大的男人是十分羡慕这份威武的。 　　我的大伯是东冲村的村苏维埃主席，三次反围剿的时候带着村赤卫队参加了红军，成为一名红军营长。我的二伯是麻城县独立团的敌工干事，专干铲奸肃反的事，两年后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也成了肃反的对象，做了自己同志的刀下之鬼。 　　大伯随着红四军撤离了鄂豫皖苏区，同时走的还有那几位堂伯堂叔，二伯的独立团此时正急急地躲进杨真山中。乘顺区满是穿着狗屎黄军装的皖系十七师的兵，还有头上缠着红布条的河南光山杨大山的三枪会会众。十七师的兵和三枪会的人在进入乘顺的当天就大开杀戒，到次年开春时整个乘顺地区有十几万人被杀掉，被杀掉的人有时候没人收尸，就被抛入举水河中喂了鱼，有人亲眼看到举水河中跃出足有小牛犊大的鱼来。 　　一位亲戚从镇上看女儿回到村里，带回了对东冲村三十八名红匪通缉的消息，我的大伯是头一个，二伯和父亲都在其中，悬赏的价码足以让任何一个种田人动心。父亲当天夜里离开了家乡，想投奔他的大哥。他第八天追上了红四军，成为军部手枪队的一名战士。父亲却最终没有见到他的大哥。一九三三年三月，在巴中保卫战中，大伯奉命带一个营驰援，死在战场上了。 　　父亲也没有再见到我的爷爷。1950年当父亲怀里揣着一沓银元坐着一只小船渡过举水河，踏上家乡的小路时，我爷爷的坟头已经开过一茬白色的苦艾花了。 　　父亲的倔犟脾气使我们一家人都吃尽了苦头，尤其是他偏狭的恋乡情结，几乎毁了我的整个前途。 　　父亲在他休息后的第十五个年头开始念叨他的“归去来兮”经。在这之前，他一直没有放弃过重新工作的期望。他一直以为那一纸休息的命令只是暂时的，他还有复出的希望。他就那么等待着，苦苦而又痴心不改地等待着。他等那份根本没有出现的命令等了整整十五年。父亲在重新工作无望后决定回到他出生的地方。他要回到他的麻城老家去，做农民或者做寓公。这个念头十分强烈地统治了我们家十年，直到父亲的预谋得以实现。父亲在休息前一直做军事指挥员，没有搞过政工，虽然在一九四五年国共和谈破裂以后父亲曾在极短的时间里当过几天参谋长，但这并不能说明他就懂得谋略。父亲的谋略才能是在他休息之后才被挖掘出来的。他那时有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总结自己，同时也有大量未曾释放的欲念需要疏导，这就使父亲由一位勇士痛苦地变成了一位智者。父亲当然并不仅仅是自己回家乡，他还要把全家都弄回老家去。父亲甚至希望他的孩子中有一个能和他一道回到老家那根本就不怎么长草的土地上去种庄稼。在我的其他几位兄弟姊妹都当了兵之后，父亲把希望的目光对准了我。我在中学毕业后成了一名知识青年这件事使父亲的希望有了实现的可能。父亲怂恿我回老家当知青。父亲说：“当农民哪儿不能当？守在四川这个穷地方干什么？”我说：“四川怎么是穷地方，四川是天府之国。”父亲不屑地反驳我说：“天府在哪儿？之国在哪儿？你拿出来我看看，连个鱼也吃不上，还什么天府之国。回家乡去，家乡的鱼吃得你哭！”父亲这么说。他不但说，还付诸于考察，为此他专门带着我回了一趟麻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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