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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前


  “写不下去不要硬写,到生活中去,那里有丰富的创作源泉。”廖希铂坐在办公室的那一头,突然这么对我说。

  廖希铂的话让我吃惊。他坐在那里,手中捧着一杯刚沏的热茶,慢慢在品。茶是上好的茶,是苍条寻暗粒、紫萼落轻鳞的蒙顶。诗人说,扬子江中水,蒙顶山上茶,这两样廖希铂此刻都有了,一起握在手掌中,人靠在椅子圈里,怡情养性地啜着,有一种“两腋清风生,我欲上青天”的神仙风范。

  廖希铂喝茶很讲究,是韶峰嫌淡、银毫嫌艳的讲究,讲究到让人起鸡皮疙瘩的地步。局里凡是喝茶的人都有点怕他,都知道他在茶经方面是个杀手。每到清明谷雨前后,廖希铂就让人胆战心惊,他从什么地方过,隔着两丈远,突然站住,翕了翕鼻子问人:“明前龙舞?”或者说:“麻姑?”那人或那人就心里发虚地掩紧抽屉,下意识地点头,然后又慌忙摇头。廖希铂已经走开了,脸上淡泊如末道茶汤。

  据我的观察,现实生活中,廖希铂其实是个有原则但也很随意的茶客,他是茶布衣而非茶君子。有时候企业到局里来请创作室的他帮他们看看本子,街上的茶叶店里随便买上两斤茶,或者区县文化馆站的人来了,带一包地产茶来孝敬他,只要是新茶,他都接着,嘴角露出一抹平静的笑容来,是谢送茶的人,连着茶也一并不嫌弃。遇到一时没茶了,找人讨一撮,无论瓜片还是火青,只要是绿茶,只要干净,他也都能凑合着喝,从不挑剔。只是在面对了茶中上品时,他的挑战性才来了。也不激烈,只是轻轻松松的一句评价,立刻把茶主人批判得恨不能揭开茶叶筒的盖子钻进去,把自己和那些丢了名分的茶一起埋起来。

  廖希铂淡泊地说:“雾少雨多,龙舞张狂。”

  或者他再简练一点,说:“洞气足,麻姑浊。”

  我一上班就趴在桌子上写我的剧本,写了一大堆纸,都撕了,痛苦得要命。调到文化局半年了,挂了个创作员的招牌,局里要我尽快进入角色,拿本子出来。我先熬了几个夜,写了两个话剧小品,送给局里看,局里不满意。我又发奋图强,苦干了两个月,拿出一部电视连续剧脚本,局里仍然不满意。领导最后索性对我直说了。领导说,小品是小儿科,说的好听,叫繁荣舞台艺术,说的不好听,那叫眼药水,说的再不好听,那是给文艺晚会提鞋呢。至于电视剧本,鞋倒不是了,是枕头,但那不是文化局的枕头,换句话说,不是文化局的本行。“国家养着我们,大小给了我们一块政府职能部门的牌子,国家要的是戏。”领导这么说。“我们不能把自己弄贱了。”领导还说。

  领导这么说了,我只能端正态度,把创作方向转到戏剧上面来。我考虑了两天,打算创作一部新编历史剧,用传统鼓词里罗成后裔的那段故事,写忠良遭谗害、好汉御外侵的事。提纲拿出来了,选题开了论证会,局里上下都觉得这个想法不错,创作室胡主任要我尽快拿出本子,可是一连过了几天,我的写作陷入一种无头绪的状态里,别说唱词了,连这出戏怎么开场我都没能想出来。我觉得自己的状态糟糕透了。我想我才四十岁呀,还不至于得老年痴呆症吧?

  我的吃惊不在于廖希铂手握扬子水蒙顶茶的威风,也不在于廖希铂的布衣茶杀手身份。我不喝茶,只喝白开水,如果碰上兜里有了钱,我就喝可乐,一喝两三箱,喝得脸像非洲人。廖希铂在茶这方面造诣成什么样子,也不可能对我说“无踪无影,白水暧昧。”或者他再简练一点,说“配方贼,可乐诡。”他就是说我也不在乎,他能把我怎么样呢?

  我的吃惊是廖希铂一向不对谁的剧本创作提出任何方式的意见,而现在他却对我提了。

  我来文化局半年时间了,和他同在创作室里做同事,平时也偶有交谈,都只限于天气或读报体会之类,从来不提创作上的事。他不但不提创作,他自己也不写一个字。他每天早上准时来创作室上班,扫地,抹桌子,打开水,坐下来看报纸,研究一下棋谱,然后回家,闲云野鹤,日子很有规律,惟独没见他在稿纸上写过什么。我来文化局的时候,领导就对我说了他的情况。当然领导也没有明确地说,是我自己听出来的。领导要我向老编剧们学习。“你们胡主任,她是老资格的剧作家了,她在延安时期就写剧本,写出了很多可歌可泣的好本子,她的作品教育了整整一代人。你们老黄,他是我们自己建国以后培养的第一代编剧家,全国戏剧家协会常务理事,在戏剧创作上是权威,经验丰富得你能学一辈子。你们小张,别看他年轻,有时候有点骄傲,可八十年代以后戏剧界的大奖,哪一项都被他拿回来过,他这种成绩,再骄傲一点我看也没有什么。”我虚心地听着,我想我该继续虚心下去,就提醒说:“还有老廖呢,不是还有一个老廖吗?”领导愣了一下:“老廖?对对,还有一个老廖,他是你们副主任,是个老同志。”领导的话到此为止。

  后来的事是我自己打听出来的。

  廖希铂在创作室里资格很老,除了胡主任,再没有谁能超过他。他不但资格老,而且才华横溢,年轻时写出过不少令人拍案叫绝的好本子,被称做武汉戏剧界的“八绝”之一,而这“八绝”中,无论是胡主任、老黄还是小张,无论他们怎样的老资格、权威和骄傲,都没有进入其中,可见廖希铂当年的才气和名气是双响的,远远超过了他的同事。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廖希铂不再写剧本了,他开始喝茶。他喝茶,并且说一些“雾少雨多,龙舞张狂”、“洞气足,麻姑浊”之类的话,让人认定他或是松懈了,或是消极了,要么干脆就是江郎才尽了。我到创作室后,发现室里的人都不大和他交往,他也不大和室里的人交往,大家对他很冷淡,他对大家很淡薄,有点像宁红与铁罗汉的关系,或者玳玳花和普洱的关系。我初来乍到,不说战战兢兢,确实是个半道出家的新手。我也不敢说把九十年代以后戏剧界的大奖全拿回来这样的大话,但既然领导把道路指明了,我也不能把自己弄贱了,也不能只是弄弄眼药水提鞋子之类的活,也得像模像样弄两个本行的枕头出来。我想有一个好的写作空间对我来说太重要了,不愿去涉及别的人事关系,自然也淡化着,好比是杀青时的叶子,不管锅也好,槽也好,瓶也好,总之是要有个合适我成为茶叶的环境。

  我已习惯了和廖希铂之间的那种淡泊,他今天突然对我说了那样一番有关创作上的话,而且很慎重,当然会令我吃惊。

  我放下笔,让自己从稿纸上挣出来,空出手,把头发弄乱。我说:“老廖你说的是老话,这话我从小就听过了。”

  廖希铂说:“不光你听过,大家都听过。听过是一回事,谙熟个中是另外一回事。我知道,你在人物上卡住了,你对人物的了解是个空白。”

  我不服气地说:“我了解他们。我读过全本《粉妆楼》。”

  廖希铂笑了一下,有点像银针初开的样子:“我说的不是人物的生活背景和经历,那种场景和故事的了解并不困难。我说的是人物的身份感和心理活动。比如罗灿,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他为什么会那么去做——不是他怎样去救祁巧云而是他为什么会和权奸沈谦结怨,不是他为什么会去勾栏之地而是他眼里的朝廷和天下为何物,不是他出身名门与匪为道的委屈而是他为什么会流着泪水放声大笑。我说的是这个。”

  我有点感到沮丧。廖希铂说得对。这个老家伙一针见血。我的确不了解。我的问题正出在这里。好比我是拿着矿泉冲龙井。我想这样的水多好呵。我不知道矿泉水太洁净了,它没法对付龙井这样的茶叶。我想让人们有一次绝上的品茗机会,但那显然是不可能的。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呢?我反正是黔驴技穷了。”我把头发弄得更乱说。

  “熟悉生活,”廖希铂干脆地说,“只有生活才能给你提供创作的源泉。”

  “怎么熟悉?我不可能回到唐朝去,我就是想回去也回去不了。”我说。

  “生活是相对的,任何生活都有借鉴性,都是触类旁通的,朝代只是时空概念。”廖希铂说,“你到市井中去走一走,去茶馆里喝喝茶,去里弄寻寻古旧,”他笑了笑,“甚至你去追追小巷里的小妞,那都会给你带来无穷的创作契机。”

  我对他的建议很感兴趣,尤其是最后那一条。但是另外一个问题是:“去哪儿呢?”

  廖希铂从他的圈椅中站起来,走到茶几旁,旋开杯盖,注满水,把暖瓶放回原处,回到位子上去。“后城街。”他说。

  我哑然一乐。

  我不是武汉人,但我知道后城街,那是个卖石头和小土铲的花鸟市场。

  硬着头皮又写了一周,终于没写下去,我开始考虑廖希铂的话了。

  我先问了小张。小张拿疑虑的目光看我,很警觉地问我打听后城街的事干什么。我老实告诉了他前因后果。小张吃了一惊,说,老廖要出山收徒了?我问这和出山收徒有什么关系。小张不说,只是有些口气酸酸地说,老廖说的没错,去后城街看看,你他妈会受益无穷的。

  小张的话和廖希铂一样,没头没脑的,让人怀疑。这反而使我下定决心去后城街看一看。

  我对武汉的情况可以说相当不熟,有时候我得向外地人打听从武昌去汉阳应该坐哪一路公共汽车,或者彭刘杨路在什么地方,起义门在什么地方,我总是被这种缺乏主人翁精神的状态弄得很没趣。在去后城街前,为了心中有数,我去武汉市图书馆,找了一些有关后城街的文史资料翻阅了一下。

  以下就是后城街的资料:

  清同治三年,汉阳知府钟谦钧知县修筑半圆形城堡,从桥口至一元路,全长十一华里,用作防洪和抵御捻军。光绪三十一年,张公堤修成,替代汉口老城堡,旧城堡拆除,沿城基修成汉口的第一条近代化马路,名为后城马路。北伐战争后,后城马路改名为中山路。晚清以后,汉口商业中心逐渐从汉水沿岸和汉正街向租界附近的中山路转移,一时建起了南洋大楼、水塔、大清银行、汉口总商会、初开堂等高层建筑,至三十年代,中山大道繁华极度,惹得四海权贵富贾都往汉口中山路来,当年宋美龄曾专程到中山路,一游其繁华盛景。

  后城街,位于中山大道东段,原是老后城马路的起点。光绪二十五年,英国强行扩展租界辖区,后城街被划入租界内,成为银楼和住宅一条街。这条街上当年住着的全是洋人、买办和皇亲贵族,北伐之后,洋人被赶走,换了军阀和权贵富贾,汉口沦陷后又换了日倭和汉奸,抗战胜利后再换了国民党高官和另一拨支持国军的洋人,直至1949年。

  看过资料,我一下子就明白廖希铂的意思了。后城街不是一般的地方,那里藏龙卧虎,遗珠匿玑。往街上一走,谁也保不定撞上一位,会是什么样的历史角色。或者随便一位提笼架鸟的老头,正是人们以为早就消失了的最后的满清遗老;或者随便一位当街洗涮的男人,老婆在身后唠唠叨叨声都不敢吭,此人正是当年风光一时的“血花市场”老板的孙子;甚至一位受了气的胖女人,穿了大裤衩子,手插了腰,头上鸟窝似的戴满了卷发器,在巷子口唾沫横飞地破口大骂着,她不是别人,正是当年名震江南江北的中原第一青衣云娘本人呢。

  我就去了。

  后城街不长,约摸一华里路,下至江堤,上至中山大道,其间蚕吃过的桑叶似的,经纬出一些小巷子。街旁种着整齐的阔叶梧桐。梧桐都是百年以上的梧桐,年轻的也有几十年历史了,长得干粗枝壮,丝毫不见颓败。建筑大多是租界时期的老建筑,既有浪漫流动的英国文艺复兴风格的,又有纤巧精细的德国巴罗克风格的,还有有条不紊的俄罗斯古典主义风格的,不管哪一种风格,建筑一律很讲究。还有一点,我不知道我的感觉对不对,它们很结实。

  后城街在经济复苏期后,被政府开辟成花鸟一条街。这个消息我是从报纸上看来的。我最开始看到这条消息的时候,总觉得和经济复苏不怎么协调,有点颓废气,或者说怀旧心态,是没有被商场大潮逼急,还想留一点羞羞答答的老家当下来。现在一看,我的观点改变了,反倒觉得这里要不是辟成博物馆,弄花弄鸟弄犬弄龟倒是挺合适。只不过我还有进一步的提议,龟不用玻璃瓶子装着,让它们在梧桐树下乘凉,想去江里游游泳也行;狗不用皮带拴着,放开它们爱上哪儿溜达就上哪儿溜达,要跑到江堤上去对着来往的轮船叫也别拦它们;花不必养在钵子里,直接就种在街道上,让它们随着大堤外吹来的江风招摇;鸟儿也别拿鸟笼来装着,放出来,让它们自由自在地飞,飞成大家的,不要人群中走出来一个乡音未改的阔佬,上数两代也许正是打鸟易米出身的,如今鸟枪换了劳斯莱斯,拍出一张现金支票来,拎回家去自己冒充回归自然者,那就败了风景。

  走进后城街不久我就发现,后城街里茶馆很多,差不多隔几步就有一家,这和这条街的整体风格不协调,准确地说,是和建筑不一致,让人感到什么地方有些不对劲。

  没有头绪,我就先进了一家茶馆去喝茶。

  我进的这家茶馆和别的茶馆不一样,是利用老建筑开的,不像别的茶馆,是新建筑。茶馆没有招牌,没有茶幌,好像自信茶若好了,招牌是不必要的,这也和别的茶馆不一样。建筑从外面看,总体上保持着哥特传统,但又注意细部上的处理,如卷涡、断山花、断檐、曲线、曲面,这样过多的装饰与追求光影效果,则完全是巴罗克的。但一走进去,我就更有点迷惑了,我的迷惑不是建筑,而是建筑里的家具。进门先是一架黄花梨木的碰头座屏,座屏两边是花架,上置奇松异桧,影墙上悬了几幅字画,看得出不是复制品。绕过座屏,四架三面透雕屏心镶嵌的六扇折屏围出几间雅座来,雅座互不干涉,围屏同样用的是黄花梨木,黄花梨木后,每间雅座都只一张方桌,椅子数把。椅是花梨木官帽椅,手艺饰而不繁,干净利落,沉甸甸的,生了根似卧在那里。方桌就厉害了,束腰,仿竹节腿,霸王枨,长牙头,勾脚,深沉稳重,古雅静穆,颜色已黑了,竟是名贵的紫檀。这样的家具,分明是明朝的东西,且不是仿明的赝品,它们摆放在一栋哥特和巴罗克混合风格的建筑里,组成一间中西合璧的茶室,不知是一种暗示,还是一种故意的反动,无论是哪一种,都让人心里怪怪的,好像进了一处暗藏玄机的地方,有些神秘的激动。

  我站在那里,呆呆的,有些灵魂出窍。幻觉中会有达官贵人、富室子弟、诸司下直、街司衙兵、僧道头陀、娼妓兄弟、卖伎之类进进出出,却没有。茶室里空空的,没有茶客。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穿一身月白布衣短衫,挽了衣袖,拿一块抹布在那里抹着家具,大约是茶博士。柜台后一个同样上了年纪的男人,捧了一只珊瑚红开框茶碗,碗盖缓滗,借收音机里吡吡啵啵干扰声中的《柜中缘》,一口一口慢慢啜着茶,大约是掌柜。

  那个像是掌柜的看见我,放了茶碗,招呼道:“客人吃茶?”

  我说:“是。”

  他回头对另一个男人说:“老百,待客。”我就收回灵魂,活过来了,找了一处向街的方桌坐下,心想,果然是掌柜和茶博士了。叫老百的男人过来,样子有点萎琐,垂着手问:“先生想喝点什么?我们这儿茶齐备,叶子都新着,先生您要什么都行。”

  我差一点就说出要一大杯可乐了。我把自己控制住,说:“什么都行。”

  老百没动,满脸的褶子里堆着仙人掌一般的笑,说:“先生是等人还是消闲?”

  我说:“这有什么关系吗?”

  老百说:“有。先生如果约了人,您先来一壶老竹大方,清清口,定定神,待客人来了您再讲究,或者乌龙,或者功夫红,或者您是偏爱白茶的,那就来贡眉和白牡丹,也许您要黑茶,我们有普洱、六堡散、蜀边、湘黑和老青茶,您可以随便挑。如果先生是消闲,没有约客人,自己用茶,那您就得先说说偏口,我好侍候您。”

  我一下子就窘了。只知道茶室是消停之处,如果说寻找人物和灵感是我来后城街的目的,那茶室就是打烊之地和驿站,是阵地前的掩体,人在驿站里歇着腿,在掩体里观察着,看见是目标了,饿虎抢食扑出去,或死缠烂打,或倾巢之下无完卵,哪里知道还有那么多的讲究?要真知道了这些讲究,我还真不如买一大杯可乐,在街头猴蹲着,无非是个暴露的掩体而已,也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

  但既然进来了,我也不能退出去,不就是一壶老竹大方吗?我总不能为一壶老竹大方吓破了胆吧?

  我把头发弄乱,弄成伪装的样子。我说:“老伯,说实话,我不会喝茶,我也不等人,只是想找地方歇歇腿,你看我合适什么,你就给我来一壶什么吧。”

  老百仍然不走,仍然是一副卑琐的样子,勾着身子,脸上笑容不变,说:“先生口紧,是清淡人,那到更要讲究了,老竹大方反倒不合适了。要是不忌讳,我给您上一壶珠兰花茶吧,是出伏前我自己用上好的烘青和刚下枝的珍珠兰窨制的,老板前些日子送了客人,店里还剩了二两,我给您用木兰雨水沏上,保准不伤您的口。您看如何?”

  我有点耳晕。我说:“行,你看着办吧。”老百去了,是退着去的。后间少顷传来淅沥的水响,大概是在净手。一会儿人回来,用托盘端了几样干干净净的茶点心,碟子盛着,在方桌上依次布好,又退下去。

  我在官帽椅上坐了,抓一把南瓜籽嗑,一边看街头走过的人。看一会儿,觉着身边有了人,回头一看,是那个掌柜的,还有他的珊瑚红茶盖碗。

  他撩了一下长衫,在我身边坐下,说:“先生不是后城街的人吧?”

  我说:“不是。”

  他说:“先生是吃文墨饭的吧?让我猜猜。不是学馆里教书的,不是写字间里侍候笔墨的,不是广告公司做文案的,报社里遛马路的嘛,也不是。我若猜得不错,先生该是写书的。”

  我有些心里暗暗惊讶,脸上不动声色地说:“何以见得?”

  他笑了一下,说:“先生眉宇间有书卷气,坐时依着靠背,是习惯了案头工作的。先生一坐下来就留心看街面的人来人去,神情若有所思,是对人有兴趣。先生若是学馆里教书的,该有一种世道隔阂;若是写字间里侍候笔墨的,该有一份矜持;若是广告公司做文案的,该有一种神道;若是报社里跑马路的,眼神里又缺了急躁。不是写书的,那就是我走眼了。”

  我暗自称奇,心想,廖希铂的话果然没错,后城街不是普通的街,藏着龙卧着虎,我刚来,随便寻了一家茶室做掩体,坐下还没喘好气,就有人知道我是吃哪碗饭的,暴露无遗,接下来还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呢?

  我看那个男人,他大约有七十来岁,头发一丝不苟地向后梳着,黑而油亮,不是漆的,是天生的;人长得很清瘦,白皮嫩肉的,眼睛细眯着,是见多识广聪慧绝顶的样子;他身上穿了一袭很考究的藏青中式长衫,翻折袖口宽大洁白,是那种民间家传手艺、店里没处买、名声很大、不多接活收费却很高、只侍候熟客的老裁缝的精心活,衣襟前耷拉着一段银表链,不显山不露水,保养得很好的手指头上暗暗的卧着两枚硕大的祖母绿。这样的妆着与这个时代有些间隔了,是有着自己的经历,自己的主张,已经过时了,又不肯妥协,不肯随意,但并不张扬的妆着。不用断定我也知道,不管他是不是罗增,他是人物。

  我把兴趣转移到他的身上。我说:“您没走眼,我确实是吃文章饭的。我写戏,是编剧——您是茶室的主人吧?”

  他说:“鄙姓呼延,单名舫。闲着没事,自家的宅子,收拾收拾,就是一间茶舍,不为生计,只是自己喜欢,有客客是客,无客自是客,叫主人反倒俗了。”

  他“自家的宅子”,我先已从外面看过了,是仰着头看的;宅子里摆设的家具,我进来后也看过了,是瞪了眼深抽一口气看的;连他这个宅子的主人,我也一并看过了,看的是架式和做派。很明显,这个宅子不是一般的宅子,他这个主人也不是一般的主人,正是我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的那一类人。我很高兴,觉得听了廖希铂的话没错,我来对了。

  门外的街上有一个架着鸟笼子的孩子过去了,小肚兜,银项圈,一片瓦的头湿润着。后面跟着过去了一个老头,手里牵着一根红线,红线上拴了一只木头做的拉线耗子,耗子咕噜咕噜的,跟着他走。耗子走远了,远处传来一声脆生生的鸟叫,是新口。

  “先生到后城街来,不约客人,又不喝茶,是来收集故事的吧?”

  我把头扭回来,看呼延舫,他正捻着几根清瘦的口须,细细的眼里露着见多不怪的神情。

  “是,我是来收集故事的。”我说,“我正写一个本子,是写罗成后代遭奸佞陷害,反上梁山,又抵御外侵,精忠报国的事,找不着感觉,有人指点上后城街驱驱浊气的。”

  呼延舫说:“你说的这个故事倒有意思。不就是祁巧云祁姑娘替柏玉霜上刑场那段事吗?”

  我又吃了一惊。我说:“这故事您也知道呀?”

  他不说他知道,只是轻描淡写地说:“盛唐无弱事,那是老辈子们的活法了。”

  我说:“老呼——我能这么称呼您吧?”

  他不卑不亢地说:“行,怎么都行,都什么年代了,再不跟着时代走,也不能忌号呀,就算自己忌,别人也不在乎,如今谁还管你叫什么,一律先生小姐地叫,听着好像挺客气的,也就比要吃扁食了缺翘头,上韭菜地里割一茬多点礼性罢了。”

  我没在乎他的说法。我知道这是他这种人惯常的一套,这叫失落感。我觉得这样的失落感可以理解,日子好好的过着,突然一天失去了光景,要是我,我也咸不了。

  我说:“老呼,您家有这样的宅子,一定在后城街住的年头不短,能不能给我讲讲后城街的事?”

  我把年头之后有关家世的判断省略了。我心想,就算不忌号,未必不忌祖坟里的事吧,不管失落不失落,时代是真的变了,东风西风,谁知道吹到脸上是什么滋味,说不定揭了伤疤戳了痛,反倒弄出尴尬来。他到现在也间隔着,不问我姓什名谁,这里面的讲究,我当然明白。

  呼延舫笑了笑,没说话。这个时候老百从后面出来了。老百竟然换了一身行头,短衫还是短衫,老布还是老布,却是新浆洗过的,清清爽爽一套,领子浆洗得硬硬的,纽扣是布编的,扣得严严实实,手腕上搭了一方茶巾,脸上的神色也不同于先前,一副慎重,换了先前的卑琐。

  老百先将脱胎漆茶盘放于桌上,从茶盘中拿出一张干净的白纸,摊开在桌上,取过茶盘里一只晶莹剔透的玻璃茶室,揭开盖子,从茶室里拈了一小撮茶叶出来,小心翼翼地放在纸上,两只指头各揿纸的一端,左右一抖晃,将纸上的叶子筛开,退后一步,轻声说:“先生您请观茶。”

  我弄不懂,扭头看呼延舫。呼延舫也看我。我说:“我平时很少喝茶。”呼延舫点点头,将手中的茶盖碗放下,一个指头揿住,将桌上的那张白纸引到面前,用手拨了拨茶胚,又凑近了微闭了眼嗅了嗅,然后睁开眼,抬起身子,说:“老百,咱们还有多少珠兰?”老百说:“还能泡两壶。”呼延舫说:“你给我留着。你再给我拿一只杯子来。”

  老百又去取了一只杯子,将两只一样透明的玻璃杯放在托盘里,放入茶叶,冲了沸水,加上杯盖,然后退开。

  呼延舫将一只杯子端起来,对着光亮处,透过玻璃看杯中的茶。水已静了,杯中的茶缓缓的游动着,沉下去,又升上来,茶胚徐徐开展,现出原形,并渐渐有了汤色,若不是杯中有茶叶舞蹈着,若不是茶叶活过来似的洇出茶血,静了的水是看不出来的。呼延舫说:“一杯小世界,山川花木情。”然后他又揭开杯盖一侧,歪了头,闭了眼,去嗅杯中的香味。片刻,睁了眼,浅浅的啜了一口,口吸气,鼻呼气,舌头搅动着茶汤,如是三番,如痴如醉地咽下,轻出一口气,说:“香于九畹芳兰气,草木英华信有神。您试试。”

  我学着他的样子,将杯子端起来,揭开杯盖,贴近鼻子,闻了一下,果然香气氤氲。再喝了一口杯中的茶,立时觉得五腑洞开,有如醍醐灌顶。我说:“好茶。”

  呼延舫说:“您这样不习惯茶的,说好,那是感觉。知道茶的,要经过观、闻、尝三道,鲜灵、浓、纯三香者为全香,形、味、气全佳者为高品。”

  我说:“好是好,太麻烦,不如可乐痛快,同样九味俱全,缭绕徘徊。”

  呼延舫轻轻一笑,露出一口雪白的牙,说:“当年放翁有诗道,桑苎家风君勿笑,它年犹得作茶神。又说,饭囊酒瓮纷纷是,谁赏蒙山紫笋香。放翁什么样骨气的人,终究也做了茶官,何况我等俗辈。”

  我心里一动,想到廖希铂也是喜欢喝茶的,并且众茶之中,惟崇蒙山,只是廖希铂不吟诗,他倒是说很多大白话,或者干脆什么也不说,不知他认不认识这位呼延舫?

  老百从后面出来,给我们续水。呼延舫说:“老百,这里不用你了,你忙你的去。”老百诺诺地点头退下,一会儿,换了先前的布衣短衫出来,拿了先前的抹布,缩在角落里,一点一点地抹家具。

  呼延舫不再动那杯珠兰,仍捧了他的珊瑚红茶碗,啜了一口,把茶碗放下,说:“当年的事,如今再没有多少人知道了,老一辈的,死的死了,出走的出走了,活下来没走的,谁还愿意说那种古事?年轻一辈自有年轻一辈的活法,日子不一样了,谁还要听那种古事?”我先愣了一下,后来明白,他是接着我先前的问。我知道他开始了,这种人,守着一爿中西合璧古里古怪的茶坊,一日日品着香茶,好像岁月全在了渐淡的茶汤里,其实不然,他的经历正如茶叶,不管遇到过怎样的烘制和压缩,如果遇上了好水,再遇到了能解的茶客,是会舒展开,轻轻地浮起来,渗出老日子的汤色来的。我坐直了身子,让自己学着做一杯好水,学着做一个虚心的茶客,认真地听他讲。

  “要说起来,当年后城街,比这要宽敞不少,路面是碎石铺成的,能并排走四架马车,两旁的人行道,是整块的青石,道旁的水沟是明沟,镂空铁盖,盖上的透气口鸽蛋大,经常有时髦女子走来,高跟鞋的鞋跟卡进去,让过路的军人或街头的巡捕来帮忙,连人带鞋拔起来。”

  呼延舫嘴角露出一丝笑,好像人已经回到了早些年,好像又见到了时髦女子风摆杨柳地笃笃走来,鞋跟卡进了地盖里,莺声燕语地召唤过路的军人或巡捕去把她们拔起来。那该是他的儿提时代吧?

  “当年的后城街上安静得很,平时没有人走动,宅院都闭着大门,有英、法、德、俄、日各国巡捕巡街。走街串巷的不许进来。人力车也是不许进的,进来的都是马车和汽车。马车带着漂亮的篷厢,人坐在里面,外面看不见。马夫一律穿着湖蓝或者石墨蓝的坎肩,头上戴着黑色小瓜皮帽。马腰上搭着五色饰布,马尾下挂着布袋,接马粪,防止牲口弄脏了路面。汽车是各家自备的。也有长包的,福特道奇什么的。当年的公共汽车都烧炭,屁股上背了个大背包,私家车才烧油。天津汽车行就开在现在的中原电影院附近,专做后城街的生意。”

  呼延舫停下来,端起茶盖碗,用盖碗滗了滗汤浮,喝了一口。

  “后城街是老城墙根子了。早些年,城墙推倒后,后城马路一直修到桥口。民国十年的时候,后城大道成了汉口的繁华闹市区。大华饭店是有名的烟赌娼的乐园,烟馆、赌局、妓院从早到晚开着,客人络绎不绝。边上就是虎豹永安堂和浙江兴业银行。老通城、四季美、五芳斋、蔡林记里人头如攒,到夜里打烊了,扫地的一天能扫出两麻袋鞋子。民国十年建成的新市场,那就更热闹了,大舞台整天出台南北名角的戏,场场空不出台子来;露天电影院上演的是无声电影;雍和厅里是各色百种相声、独角戏、魔术、杂耍;要想玩新潮的,你可以去溜冰场、网球馆、弹子球馆和保龄球馆。你别笑,那时真有这些,去玩的都是公子名媛。那时就兴包馆。有一次,段史蒲的三公子和徐庆鳌的侄女请朋友玩,争着要包保龄球馆,把馆价从八十抬到六百大洋。后来地皮大王刘歆生的大公子刘伟雄出来,给了新市场老板一张法国东方汇理银行的万两纹银票,说,别争了,今天我想玩球,这张现票你拿着,划多少你看着办。没等新市场的老板看清票面,大元帅黎元洪的公子坐着澳斯汀来了,到新市场下车,拿手里的司可德敲了敲车灯,对下面跟班的人说,我今天早上起来就不舒服,也不知道哪儿不对劲,你们回去告诉徐司令,中山大道宵禁三天,这三天我就在保龄球馆里待着,我请人喝咖啡。这事到了这一步才算了了。要不了怎么办?您总不能让黎元洪老爷子亲自出来摆平吧?”

  呼延舫停了下来,示意我喝茶,我端起茶杯来喝了两口,他给我续上水。

  “当年我常去新市场。我在那儿看过梅兰芳的《宇宙锋》和《奇双会》,看过《黑奴》和《荒山血泪》,还看过沃尔顿的大变活人。孙怡云带着尚小云来演《二进宫》那一次,大舞台下至少有一万人。幸亏我在包厢里。那一次挤坏了好些人,还有死了的。”

  街上有一辆车过去,不是澳斯汀,也不是福特道奇什么的,是一辆平板车,车上拉着红红绿绿的花草。花草颤颤巍巍的,走远了。

  “宣统三年,革命党人在武昌举事,冯国璋火攻汉口,中山大道一片火海,后城街落满了飞鸟,整条街上都是逃命的猫狗,冯帅的兵见房子就点火,就是没动后城街。民国廿六年和廿七年,小日本的飞机对汉口狂轰滥炸,中山大道一片废墟,瓦砾成堆,后城街却安然无恙,连片瓦都没震破。到民国三十二年和三十三年,美国人想迫小日本竖白旗,开来了军舰,炮轰日军驻地,中山大道又被轰了个稀哩哗啦,后城街仍然完好无损。这条街,是谁都不敢动,谁都动不了的。”

  呼延舫娓娓说着。他的声音有点细,和他的手指一样,保养得很好。他的口气很平淡,只是叙述,没有语气强调,这种平淡,若不是有过真正经历的,历经过苍海的,大起大落过的,没法做出来。

  我有点忍不住。我想我现在已经进入后城街了,我已经站在这条街上了,我差不多已经从街的这一头看过去,看到街的那一头了,我甚至看得更远,已经看到这条街昔日的繁华景象了,看到那景象中影影绰绰的人了,我想我都这样了,还是值得冒一下险。

  我问道:“老呼,您也是世家出身吧?”

  呼延舫微微的一抿嘴,两只修长的手指伸出来,捻了一下清瘦的胡须,说:“过去的事,说出来都是故事,说多了就走样了,没有什么意思。”

  我怂恿他说:“说说吧,我没听过呢。”

  他揭开碗盖,喝了一口茶,低头看了一眼茶汤,把茶剩倒进一旁的茶盂里,起身去柜台后面,换了新叶子出来,沏上水,盖上碗盖,坐下。他那样走开又走回来,站起来又坐下,分明是回避,不想涉及那个话题,不想进入自己的过去。但他毕竟还是回来了,并且坐下了,那也就是说,不管过去的历史是什么样子的,不管他想不想回避,他都只能回来,回避不了。

  他把目光转到街上去。有一阵他好像是走了神。后来他又回过神来,说:“我给您说一段侠妓王金玉的故事吧,这故事与后城街有关,也算与我有关吧。”

  “民国初年,汉口名妓四大金刚中,有一位名叫王金玉的。此人体态丰盈,缠一对三寸金莲,相貌十分美丽。王金玉性格安静,不喜欢喧闹,琴棋书画无所不能,犹擅讲故事,如果遇到了知音,能三日三夜,娓娓不倦。王金玉能唱汉剧,正旦丝丝入扣,百肠回转,唱起《重台分别》来,连牡丹花董瑶阶都抚掌叫绝。”

  “清朝末年,晋人某氏以候补知县的身份赴湘候差,过汉口时,与王金玉相识,两人情好甚笃。此人到湖南不久,染上了重病,死前以后事相托。王金玉接到信后,悲痛欲绝,立即关门谢客,打点行李,亲往长沙,料理某氏的后事,并扶柩返晋。那个时候,交通十分不便,路途多有坎坷,所耗银两颇巨,王金玉积蓄散尽,负债累累,返汉后大病三月,仍无怨无悔,人称侠妓。”

  “民国四年,大总统袁世凯召湖南名流王湘绮入京任国史馆馆长。王湘绮过汉口时,汉口要人借王金玉在后城街的别墅设宴款待。王湘绮见王金玉清水芙蓉貌,荷间莲花心,别墅收拾得幽静典雅,屋中琴棋陈设,悬挂着名人字画,毫无脂粉勾栏之气,大为叹赏,立生爱慕之心,在王金玉处盘桓数日,不忍离去。王湘绮年已逾古稀,词人老去,风情犹在,为王金玉亲笔题写锤金纸扇一柄,字皆蝇头小楷,弥足珍贵,又书条屏一轴,录李商隐无题律诗一首,有‘相见时难别亦难’一句,也是正楷。大总统京城等得不耐烦了,数电频催,湘绮老先生不得不移轿北上。临行前,执娇娃手,涕泪不绝,长叹息道:金牌十二道道关,从此不与美人谋。我那时常去王金玉别墅,那天正好在场,亲睹了这一幕。”

  呼延舫说到这里,停了下来,端起茶碗来喝了一口。有一只鸟儿飞了进来,落在碰头屏上,歪着脑袋看我们,然后又飞走了。鸟儿不是花鸟市场里卖来卖去,中途逃出来的那种鸟,这点我能看出来。

  “再说一个故事给您听。这个故事也与后城街有关,当然,与我也有关。”呼延舫说。“您是写书的,近代有个著名的科学家叫华蘅芳的,想必您该知道。华蘅芳本是无锡人,早年湖广总督张之洞钦佩他的才学,聘他主持武昌算学馆,家宅就安顿在后城街。华蘅芳为人谨厚,是个书呆子,他埋头西学,终日与学文打交道,从来不计日子苦甜。他有一个侍仆,专门料理他的起居事宜,这个侍仆手脚不干净,常偷了他的东西去当了换零花钱,然后把当票放回箱子里。有一次我去华宅,正好碰见那侍仆偷华先生的西洋钟,他要我别告诉华先生,他答应送我一只万花筒。我又不是华先生的亲眷,我管这种闲事干吗?这种事,我们这条街的人都知道,惟独瞒着华先生一人。”

  “有一年冬天,华蘅芳取皮衣御寒,打开箱子一看,皮衣无踪无迹,转而诘问侍仆。侍仆答道,前些时主人缺钱用,命我拿去当铺抵典,怎么就忘记了呢?华蘅芳没头没脑地说,有这事吗?我怎么不记得了呢?你不是在说假话吧?侍仆不慌不忙地走过去,从箱子里找出当票,笑着说,自己藏好了,自己又忘记,还怪小的说假话,这样的主子好难侍候。华蘅芳立时红了脸,拍拍头,说,你看我,还真给忘了呢。然后就安抚侍仆,给他道歉,叫他不要把这件事情往心里去。”

  “华蘅芳在数学方面的贡献世人皆知,他主持武昌算学馆时,一位西人慕名带着自己的女儿来,让女儿跟着华蘅芳学数学。那西女正值二八,年绮玉貌,同馆的中国学生无不为之倾倒,每天一到上课的时候,学生都想与她同坐,与她搭话,就出了为争执位子摔倒了的,说话心急结巴了的这样一些事。华蘅芳觉得很奇怪,万般想不通,问学生为何举止失态。学生不敢说,旁顾左右言其他。华蘅芳琢磨一阵,恍然大悟,说,我知道了,你们是为一个人这样失态的,你们是为了西女,你们怎么像乡下人一样呢,看见西人就稀奇古怪,怎么西人看见你们就一点也不稀奇古怪呢?你们这些没骨头的东西,真是让我失望呵。”

  我嗬嗬笑着,说:“这故事很有意思。”

  呼延舫淡淡地摇晃着头,又黑又亮的头发衬托着白白细细的脸,使他那张脸有如一张不知底里的面具。呼延舫说:“靠了嘴说出来,让人知道的也就是意思了。”

  我说:“是,都做了戏中人,谁来欣赏戏呢?”

  呼延舫说:“只是戏是局外人演出来的,与局内人反倒无干了。”

  我不甘心,诱导说:“老呼,您是戏中人,您就再讲两件,讲您自己的事。”

  呼延舫摇摇头,说:“郑板桥当年有联道,白菜青盐子饭,瓦壶天水菊花茶。我是什么事都见过了,什么事也都经历过了,粗茶淡饭为香,清贫日子是福,不谈往事了。”

  呼延舫说罢,就去端茶碗,分明是往昔如海,数数点点也就罢了,总之不愿自己再下到海里去,咸涩重涉了。我知道劝也没用,只好作罢。

  那日在后城街无名茶室里喝了三杯上好的花茶,听呼延舫说一些后城街的往事,回到家里,酣睡一觉。第二天我又去了后城街。如是三日,渐渐有了感觉,然后闭门七日,一气将剧本拉了出来。再写时,自感混沌皆开,有气贯穿,朦胧里,是离开了现实,回到了历史,进入戏中人的世界里去了。那几日,我从早上写到晚上,直写得我毛孔四乍,喉头发紧,激动时,恨不得击节高吟,以笔作剑,舞之蹈之。那是我从未有过的创作状态。

  剧本交上去后,各方面反映都不错。局里找专家来开了一个研讨会,听了专家们的修改意见。专家们各抒己见,归总起来,都认为本子基础不错,是可造就的胚子,这对我是个极大的鼓舞。我在一旁认认真真地记了笔记,以便再做修改。想到是廖希铂的点拨,我才去了后城街,我去了后城街,才见到了呼延舫,我见到了呼延舫,才找到了创作的灵感,这一切,都源于廖希铂的指点,要不如此,我现在还皱着眉头咬笔杆挠脑袋呢,这么一想,我觉得自己应该知恩图报,感谢感谢廖希铂。

  那天晚上,我拎着半斤托人买的极品蒙山,去廖希铂家里道谢。

  廖希铂的妻子是汉剧演员,那天有演出任务,不在家。廖希铂一个人在家里独自饮酒,见我去,加了一只杯子,要我坐下喝一杯。我本来不大喝酒,又吃过饭了,差点儿没说出宁愿喝可乐的话,幸亏及时想到自己是来道谢的,再提什么要求就不像话了,马上把可乐的念头打住,在饭桌前坐了下来。

  陪廖希铂喝过三巡,廖希铂说他看过我写的剧本,感觉不错,有几场戏可圈可点。我听了很高兴,就说了去后城街采风的事,说了无名茶室里听的故事,谢谢他的指点,并借着他愿意说话的机会向他继续讨教。廖希铂慢慢地呷着酒,说了一些十年磨一戏的道理,显然是喝酒的时候,不愿把话题扯到别的方面去。我听着,在一旁不住的点头,心里想再找一个机会,喝酒的时候不行,喝茶的时候呢,行不行?又坐了一会儿,我就告辞。

  廖希铂起身送我,走到门口时,突然说:“你说的那家无名茶室,主人叫呼延舫吧?”

  我说:“是,你知道他?”

  廖希铂点点头,说:“他不是什么世家。若一定要说世家,那就是卖水的世家。他家祖辈都是卖水的,拉一辆车,在江边灌了水,整天走街串巷,送到人家里去,一桶水两个铜板。后来有钱人家里都接上了自来水,就换了给人送冰。先是人拉着车,后来有了两个积蓄,买了一头叫驴,改成驴拉车,也算是进步,人称吃水饭的。倒是他店里那个做茶童的老百,祖上是显赫一时的人物,明清两朝都有人做过朝廷上的官,曾祖父做到了道台,是历史上有名的汉中三君子之一。到了他爷爷那一辈,家里出了好几个人物,这回不做官了,做买办,是英国汇洋银行在华的代理人,二三十年代的时候,家业中兴,据说家产加起来,能买下三个汉口。”

  我想想呼延舫,又想想老百,我想他们俩的样子,有些不相信,说:“这怎么可能?”

  廖希铂笑笑,说:“有什么不可能?”

  我说:“呼延舫在新市场大舞台的包厢里看过尚小云的《二进宫》。”

  廖希铂说:“没错,他是看过,也的确是在大舞台的包厢里看的,他那个时候给人当小跟班,主人想吃茶水果子,他去买了往包厢里送,他要不在包厢里待着,到处乱跑,主人打断他的腿。”

  我说:“那侠妓王金玉呢?他可是常去她的别墅呀?”

  廖希铂说:“王金玉喜静怕热,她用水很讲究,不用自来水,要用都灵巷的井水,一到夏天,不可一时无冰,呼延舫是家人遣了去给她送水送冰的。”

  我说:“华蘅芳又是怎么回事?难道说他也喜静怕热,也不用自来水,要用都灵巷的井水,呼延舫给他送水送冰的吗?”

  廖希铂有些奇异地看着我,说:“那你要他干什么呢?难道说你要他去帮华蘅芳演算微积分不成?”

  我在绝望中,就想到那栋宅子,它似乎是惟一的稻草了,我必须抓住它。

  我说:“那栋宅子呢?那栋宅子是怎么回事?未必呼延舫家里卖水卖发了,发成了阔佬,盘下了那栋宅子?”

  廖希铂说:“什么宅子?”

  我说:“就是那栋哥特风格的西洋建筑,那栋摆设着明代家具的建筑,那间无名茶室,那可不是一栋普通的宅子。”

  廖希铂把门打开了,说:“宅子是宅子,主人可以不断地换,情况就是这样。”

  门开了。门又关了。灯光消失在身后。我站在门道里,一时没敢动弹。我没有弄清黑暗中的楼梯,它们一共有几节。

  1999年8月30日于汉口花桥

  (此文原载于《当代》2000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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