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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六


  平心而论,蒋委员长不是不能接受意见的人。就在这云岫楼,1938年底,蒋介石宴请华侨领袖陈嘉庚,当时他直截了当地告诉陈嘉庚:“现在政府财政已经破产,物价涨得一个中校都养不起自己一家人,要靠偷菜叶才能过活。你的捐赠很多,但是远远不够,我希望海外爱国华侨能定时地为我们筹集一些款项。”

  一个国家元首,能不顾尊严地向一个海外侨领低声下气,只为讨一些小钱,这对于蒋介石来说已经够屈尊了。陈嘉庚听了蒋介石的话,眼泪当场就流了下来,他表示一定要竭尽全力为抗日筹款,哪怕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

  陈嘉庚先生擦干了眼泪却发现,蒋介石的官邸虽然并不铺张奢华,餐厅的陈设也很简单,但餐桌上的菜肴却是一道一道不停地上,宋美龄更在一旁殷勤夹菜劝酒。这使陈嘉庚先生很愤懑,他终于拍了桌子怒斥道:“国势如此艰难,你们还如此铺张,心何以堪?”

  蒋介石身旁的侍从们都吓傻了,在他们的记忆里,还没有人敢如此训斥委员长,这个陈嘉庚真是吃了豹子胆。

  可谁也没有想到的是,蒋介石居然痛快地接受了批评,他当即表示,陈先生批评得对,我们以后坚决改正。

  这就是蒋委员长,他并不是接受不了批评,关键是谁批评,在何时何地批评。他心情好时,别人也许可以批评,甚至严厉一点也能接受,但史迪威肯定不行,他和蒋介石的诸多矛盾中,更主要的是性格上的水火不容。这两人之间的博弈闹得惊天动地,世人皆知,甚至影响了历史的走向,但以历史的眼光看,蒋介石与史迪威谁都不是真正的胜利者。

  正如一位学者所言:“史迪威带给蒋介石政府的既是巨大的帮助,也是动摇根基的冲击。”

  这次程泽润算是撞到了枪口上,虐待壮丁事件早不发生、晚不发生,偏偏在史迪威刚刚告完刁状之后发生了,这太让蒋委员长下不了台,因此程泽润算是死定了。蒋介石不仅杀了兵役署长以示决心,还在黄山官邸召开了整军会议。

  整军会议持续数日,蒋介石作了大量发言,并以文件形式传达。整军会议对衡阳守军起到一定的激励作用,但于大事无补,军队的腐败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怎么能靠开一次会议就能解决呢?

  衡阳之战,不仅是中日两国在主要战场上的军事对决,更是中日两国内部的政治之战。对于蒋介石与东条英机而言,衡阳之战的胜负,关系着这两位统帅的最高军政领导权的掌控。

  目前的蒋介石更是焦头烂额,在政治、外交和军事上陷入空前困境,他和史迪威的关系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

  在整个太平洋战争期间,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上将似乎并不清楚中国战区的真实情况,他向罗斯福总统汇报情况的依据一直是引用史迪威的“第一手”报告,以此作为中国战区战略决策的情报依据。而史迪威的报告,多半是引述日军的战报、“东京玫瑰”的广播内容、苏联和共产国际组织的宣传,更重要的,是掺入了史迪威个人主观的成见,加以调整润色而成的。平心而论,这样的情报依据,其价值会大打折扣。

  在史迪威的报告里,蒋介石这颗讨厌的“花生米”既不肯又不敢作战,作为中国战区的最高统帅,他的个人能力是值得怀疑的。按照史迪威的评估,中国战区随时都可能崩溃,如果说中国战区还有存在的一点意义,那就是中国所剩余的作战力量,都要用于协助英军守住印度和协助史迪威本人完成反攻缅甸的计划。

  史迪威这种内容偏颇的评估报告显然不能反映中国一直在苦战待援的实情。

  蒋介石更是怒火中烧,马歇尔和史迪威的战区情报完全不顾事实,如果真像他们说的那样,日本军队在中国战区如入无人之境,中国军队望风披靡,那么日军何不迅速打垮重庆政府,结束中国战事,然后抽出80万驻华日军,投入到太平洋战场呢?日本内阁的一些人为何总是通过各种渠道与重庆政府不断接洽,一再提出各种“退让”的和谈条件,希望能够优先解决中国战事?

  事实上,日本始终无法在战场上消灭中国军队,摧毁中国政府,因为中国纵然是在山穷水尽时,也仍然拼命抵抗着日军的进攻,依然在苦苦支撑,以一个贫弱的农业国抵抗着先进的工业强国日本。装备低劣的中国军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以血肉筑起抵抗的长城,忍受着令人无法想象的伤亡代价。

  罗斯福总统当然更相信史迪威,他认为史迪威是公正的,这是来自中国战区的“第一手报告”,以一个西方政治家的眼光看,中国军队在战场上处于不作为的状态,而这种不作为最先始于中国政府,关键是蒋介石在有意保存实力,他并没有全力以赴进行抗日。于是,史迪威的报告最终瓦解了罗斯福总统对于中国抗日的支持和信心。

  7月6日,罗斯福致信蒋介石:“我决定给史迪威晋升为上将军衔并希望你赶紧考虑把史迪威从缅甸召到中国,使他在你的直接指挥下统帅所有的中国军队和美国部队,让他全面负责,有权协调和指挥作战行动,阻止日军的进攻浪潮。我认为中国的情况非常严重,如果不立即采取果断而适当的措施,我们的共同事业就会遭到严重挫折……”

  蒋介石接到信后气愤异常,难道罗斯福总统不知道国军精锐已经被史迪威调去云南、缅甸加入了远征军,导致中国战场军力枯竭的事实吗?罗斯福总统没有从常识角度注意到,自1840年以来中国的综合国力和美国根本无法相比,况且国民政府和日本全面开战已打了七年,维持抗战的承受力在经济方面已到了枯竭的极限。罗斯福总统,你在要求自己的盟友做一些超越他能力极限的事情,这是极为过分的。

  蒋介石当然也有蒋介石的办法,他是个有骨气的人,自然不会被盟国的威胁所吓住。既然你们不讲道理,只是催促着让我交出指挥权,那么对不起,中国军队的指挥权只能由中国人来掌握。来自盟国的任何要求他只当是放屁,蒋介石毫不客气地拒绝了罗斯福的要求。

  方先觉的第10军在衡阳的顽强抵抗,在关键时刻为蒋介石和重庆政府争得了一点面子。盟友们突然发现,遥远的中国战场并非像他们想象的那么糟糕,况且对于蒋介石的固执,罗斯福总统一时也无可奈何,指挥权交接的事即暂时搁置了。

  衡阳保卫战对处于内外交困的蒋委员长来说,成了他日夜为之祈祷的精神支柱,是他全部的希望所在。他心里非常清楚,此役具有政治和外交上的重大意义,中国军队在此刻极需证明自己的战斗力,只要衡阳还在战斗,蒋委员长就拥有了和罗斯福讨价还价的有力筹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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