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崩溃(160)_都梁

一六〇

　　蒋介石一听这些，火又撞上脑门，他挂上电话，命令给九战区发电报：“第九战区参谋长赵子立和第4军军长张德能立即回重庆，向军委会汇报长沙作战经过。”

　　委员长动了雷霆之怒，赵子立和张德能哪敢怠慢？两人诚惶诚恐地赶到陪都重庆，刚下了飞机就被军法执行总监部派来的宪兵逮捕。蒋介石的怒火仍没有平息，长沙失守的责任是一定要有人承担的，选择谁当这个倒霉蛋呢？

　　没过几天，军事法庭就开庭了，赵子立事先打出的电话终于收到效果。军事法庭认为：在长沙作战中，战区参谋长赵子立被第4军军长张德能架空，未能行使指挥权，因此赵子立不负长沙失守之责任，予以无罪释放。

　　既然赵子立被宣布无罪，那么有罪的就只有张德能了，于是长沙失守的责任便理所当然地落在倒霉的张德能头上。军事法庭的结论是：第4军军长张德能指挥失当，临阵脱逃，对长沙失守负有不可推托的责任，罪不可恕，对第4军军长张德能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当张德能被判处死刑的消息传到第九战区各级指挥部时，军官们都面面相觑，噤若寒蝉。在衡阳督战的蔡继刚也吃了一惊，他没想到张德能会判死刑。平心而论，张德能不听劝阻，刚愎自用，一意孤行，导致指挥上严重失误，这是没有异议的，但这只是犯了战术上的严重错误，罪不该死。听90师逃出来的官兵说，张德能在102师撤走后，仍然和90师残余的部队坚守在岳麓山阵地，直到大势已去，岳麓山主峰已被占领的情况下才突围撤离。

　　军事法庭的结论实在不靠谱，如果他真的要临阵脱逃，当初就随着102师向南跑了，何必还进入炮火连天的岳麓山阵地，坚守到最后一刻？

　　张德能的死，让整个第九战区，尤其是第4军的官兵们备感心寒。如果张德能都被判了死刑，那么在豫中会战中损兵折将、临阵脱逃的蒋鼎文又该当何罪？张德能的罪过难道比蒋鼎文还大？事实上，蒋鼎文只被撤职了事，没有受到更严重的惩罚。

　　蒋委员长的脾气谁也说不清，这位老爷子有时很情绪化，他心情的好坏经常影响决策，甚至影响历史的走向，让部下们毫无规律可循。比如同样是守城失败，指挥官带残兵突围而出，守洛阳的第15军军长武庭麟和守常德的第74军57师师长余程万的结局却截然相反：坚守洛阳14天的武庭麟在西安受到蒋介石的大加褒扬，而在常德血战16天的余程万却被指责为没尽到守土保民之责任，蒋委员长大笔一挥就判了死刑，虽然后来经军委会数名高级将领力保，才将余程万改为撤职查办，但蒋委员长这种喜怒无常的做法，实在让人胆战心惊。不在于你犯了多大罪，关键在于此时蒋委员长的心情如何。

　　蒋介石虽贵为国民党军队的最高统帅，但他无论如何不能算是优秀军事家，说他是个重量级的政治家倒是没有异议。他军事指挥上的不足与他所受到的军事教育有关。蒋介石20岁才考上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学习炮兵，起步本来就晚了些，不到一年他又去了日本东京振武学校，这个振武学校是有些名堂的，它是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专为中国陆军留学生开办的预科军事学校，初期修业1年3个月，后来延长至3年，毕业后可先下部队见习，再入正式陆军士官学校。

　　这就有些问题了，学了三年才混个能入士官学校学习的资格，要是按部就班熬着，这得哪年才能出头？当然，这所振武学校也出了些大名鼎鼎的人物，譬如第一期的蔡锷、第三期的陈独秀、第四期的吴玉章、第五期的孙传芳、第六期的阎锡山等人，都是蒋介石的高年级校友。尽管这些校友在中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但如果不继续深造，只有三年的初级军事教育是不足以造就一位名将的。

　　话说蒋介石从振武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日军第13师团第19联队任士官候补生，众所周知，士官的军衔已经很低了，我们未来的中国军队统帅却连士官都没混上，只混了个士官候补生，这真是件令人懊丧的事。

　　1911年武昌起义后，当了一年士官候补生的蒋介石回国，在沪军部当上团长。蒋介石运气很好，当时的中国还找不出几个受过外国军事教育的人，尽管有些人的学历令人生疑，但并不影响这些留洋回来的人成为香饽饽。蒋介石在振武学校学习了两年，加上一年的保定陆军速成学堂，所受的军事教育总共为三年，士官候补生的经历不能算作学历，那应该属于成为士官前的实习。因此，未来的国民党军队统帅蒋介石从一名士官候补生，一跃而起成了团长，这可是古今中外比较少见的事，这一年，蒋介石才24岁。

　　如此说来，这就是蒋介石受过的全部军事教育，他以后再没有受过任何军事教育，但这并不妨碍他教别人军事，甚至成了黄埔军校的校长。

　　蒋介石的军事资历虽不深厚，但他对指挥作战总是表现出异常浓厚的兴趣。他经常事必躬亲，越级指挥到师团一级，让各级将领常常感到无所适从，敢怒不敢言。军令部长徐永昌曾在日记中发牢骚说：“委员长每好亲拟电，亲笔信，或亲自电话，细碎指示，往往一团一营如何位置等，均为详及。各司令长官或部队长官既不敢违背，亦乐于奉行，致责任有所诿谢，结果，所至战事愈不堪问矣。因委员长之要求，即本部指导者，实亦有过于干涉之嫌。”

　　蒋介石对军队指挥集权于一身的做法，高级将领们都熟悉，所以每当收到蒋委员长电报，先要看看是哪个机关主办的，如果是“中正手启”，那是要特别注意的；如果是“中正侍参”（侍从室主办），那也要重视；但如果是其他部门主办的电报，就要看具体情景来决定执行的程度了。因此，军令部、军政部乃至后方勤务部门，有时为求命令有效，也都要用“中正手启”名义发电报，弄得下级真假难辨。

　　蒋介石的这种指挥方式，在战争中弊端甚多，但无人敢谏，毕竟他是最高统帅，谁敢给最高统帅提意见？他对手下将领的作战失误，并不是经常给予死刑处理，他主要考虑的是树立个人权威，对派系林立的各种势力如何摆平与掌控，其政治考虑始终摆在首位。有一点是部下们都承认的，蒋介石对部下的处罚，要看当时的心情和平时对此人的印象，因此，蒋介石的公平性是值得商榷的。

　　长沙失守，衡阳告急，此时的蒋介石心急如焚。衡阳的战略地位非同小可，它既是粤汉、湘桂两条铁路的交会点，又是西南公路网的中心，衡阳失守就意味着东南与西南被隔断，西南大后方就会受到直接威胁。

　　还有个要命的问题，衡阳机场是中国东南空军基地和西南空军基地的中间联络点，衡阳机场一旦丢失，就会使辛苦经营几年的东南空军基地变成废物。

　　衡阳在整个大后方的经济地位也是举足轻重的。这个城市位于湘江和耒水汇合处，依靠这两条大河，可以集中输出湖南省每年出产的3000万石稻米，没有这些粮食，重庆的日子就没法过。

　　更何况衡阳还有从沦陷区迁来的大量工商企业及丰富的矿产资源，这对大后方的军食民用和军工生产是极为重要的。如果衡阳失守，会使西南大后方的政治经济雪上加霜，引发严重的经济危机。反过来说，如果日军占领了物产丰富的衡阳，就会给他们“以战养战”的策略注射一剂强心针，给日益衰竭的日本战争机器提供新的动力。

　　无论如何，衡阳是不能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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