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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
这是一份由市政府发下的文件，要求县、区以下的机关和工厂全部清退所使用的农业人口的合同工，空缺下的名额用来安排城市待业青年。劳建局长向我摊开双手，做出爱莫能助的表情，就把申请报告送还给我了。我也没有说一句话，礼节性地向他点点头，就把那份申请报告塞到裤兜里，走出县政府办公大楼。没有办法，惠畅看来还得玩他的锯子和刨子！ 　　我走在尘上飞扬的古老县城的水泥街道上，朝文化馆走去。此刻，我深切地感觉到了：文化馆——这个被一些注重权益的人放不进眼睛的闲事单位，对我来说，实在是侥幸的理想王国了…… 　　我应邀到市里一个剧院去讲创作体会。 　　诚惶诚恐，惶恐不安，先一夜竟然吓得失眠了；无论何时，无论何地，一当我想到要面对千余双各种各样的眼睛，我就惶惶然起来。似乎只有在这时候，我才觉得应该读的理论书却没有读，应该有更好的作品写出来而没有写出，才造成这种理不直而气不壮的诚惶诚恐的畏缩心理。 　　我终于走上千余人的大剧院的讲台了。我索性谁也不看，先用一根烟来镇静一下…… 　　我刚才走向讲台的一瞬，突然记起我和惠畅那年来听老肖做《散文散谈》的文学讲座的事，我那时坐在后排听众座位上，诚惶诚恐，十分自卑；而今我来到讲台上的时候，心里依然自卑、畏惧；我的不知怎样形成的这种根深蒂固的自卑心理啊！ 　　我不知我是怎样讲完的，只是在台下响起一片活动座椅的庞大的响声之后，我才觉得我属于自己了，这当儿，从台下涌来一伙青年，要我签名留念…… 　　我和主持这场讲座的文联的老张从后台偏门走出去，就进入一条背巷，我无法相信，老张竟然说我讲得不错，很实际，我只信他是出于鼓励我。 　　他约我到附近的一家小吃馆吃中饭。我跟他刚走到小巷里，惠畅却迎面走来。 　　“你怎么在这儿？” 　　“我来听你的报告。” 　　“你听我的什么胡扯……” 　　“嗯……” 　　我们走进小饭馆了。老张去交钱买饭，我和惠畅坐在桌旁闲聊。 　　他穿着一件破旧的细帆布料工作服，胸膛上尚有黄色的厂名，他说是工厂里给他照顾的一件工作衣。他大概是刚从木工车间里来的，身上散发出一股松脂的气味，衣服皱折着，夹着锯屑。 　　“工厂里有报纸，我在晚报上看到了你讲创作的广告。”惠畅说，“我给人家请了半天假，专门来听。” 　　“我的那点子本事，你还不知底儿吗？”我不好意思地说，“你跑来凑啥热闹呀！” 　　“不！我就是要看看，你是怎样走上讲台的！”惠畅扬起手，神采飞扬，竟然激动起来，“记得吗？那年咱俩听老肖的文学讲座回去的路上，在那个骡子拉的水车旁边，我说过啥？我说，十年以后，我要以作家的名义登上讲台讲创作。怎么样？我没有登上台去，可你登上去了！咱俩总有一个人……” 　　啊！我不由低了头，不敢再看他喜形干色的脸孔。二十年前，他自信，我自卑：他以他的顽强的自信的气势，给我鼓励，给我影响，终于使我从泥泞的乡村小道上，歪歪扭扭地走过来了。可是他呢？ 　　他夭折了！ 　　他自信。他刻苦。他顽强。他敢于藐视一切，有一股虎气。他浪漫，思想开阔自舒。他具有成为一个作家的禀赋和气质，有十个惠畅就可能成长起十个中国的青年作家。可是，他却在刚刚迈开一步之后夭折了！ 　　我抽着烟，不想说一句话。我从来没有这样深切地为他惋惜过。他被整垮的时候，我为他惋惜过，却没有今天这样强烈。我参加给他平反的大会的时候，替他惋惜过，仍然没有今天这样强烈。我由惋惜进而感到难受了。是的，心里十分难受。 　　“为我的朋友终于实践了我没有实践的诺言，干杯！”惠畅端起啤酒杯来。 　　“为你们二位患难与共的乡下来客在此欢聚，干杯！”老张也端起酒杯，站起来。 　　“为了一个夭折了的天才……”我举起杯子，却说不下去了。 　　我们重新坐下。 　　几杯酒下肚，惠畅的脸颊、额头都红了。他的兴致高涨，话特别多，盯我一眼，不满意地说：“你说我‘夭折’了？我还不服哪！还是老话一句：十年以后再说！” 　　我申辩说，只是惋惜，并不是说他已经完结了。“老张哇！咱俩今日初面，你不知道，俺俩年轻时，为了文学这个神秘的字眼，受过多少苦哇！”惠畅激昂地说，“我们穷得买不起稿纸，买不起一盒二毛二分钱的纸烟！我们住下三毛钱的黑店，晚上叫蚊子、臭虫给咬跑了！我们肚里填的豆渣、野菜，嘴里却讨论的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结合问题……我们从乡村打出来，太不容易了……” 　　惠畅说着，伏在桌沿上，呜咽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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