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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
他已经从最初的绝望和慌乱中镇静下来，而今摆给我一副世故的面孔。他百无聊赖，借了斧子和锯、凿，自己给自家做小凳，再做椅子，他不能永远以门槛为坐凳呀！这样，他的无所寄托的心，一下子依附在飞旋而出的刨花上来了，而且兴致极高。他有文化，识得图，流行的新式家具他最有兴趣……他可以出门挣钱了。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恶有恶报！”惠畅虽然是一副世故的面孔，口气里却有一丝明显的解气的意思，“那个爬上惠家庄最高坐椅的流氓，这回可碰上辣子了！惠家庄的造反派一起来，就把他和老支书推上斗争台子了。人家批那个老好支书是做样子，批他可是实心实意，这熊包虽然伶牙俐齿，招不住一顿饱打，尿在裤裆了，也巨在裤裆了。你想么，造反头儿是原来的大队长，被他整下台的那个实干家，这回造起反来，能给他甜的软的吃吗？” 　　他的得到报复的得意是清楚不过的。他已经剃掉了头发，是和所有北方老农民一样的光葫芦脑袋了，鼻翼两边陷进两条又粗又深的皱纹，显示着一种强有力的气势，眼睛里却是傲慢和漠然混合着的得意神情，我吃着一碗羊血泡馍，不用插言，听他得意而解气地说着。 　　“你不知道这流氓得势的时候怎样折磨人哪！他知道我爱书，把我的书全部搜出来，就堆在我的门口烧，一边烧着，还一边唱着书名。我在屋里听见那个声音，真是心里往外冒火……好了！他也尝到了挨打挨斗的滋味了！斗他的时候，五类分子照例得陪斗，我爸也低头站着，我已经习以为常了。只要把那个流氓收拾一顿，我爸陪斗十回也值得！” 　　“你觉得我的报复心理特别强吧？我也是这时候才发现我没有容人的大量。那天早晨，他一个人在村子西巷扫街道，看看四面没人，我大笑一声，从他身旁走过去，他连头也没抬起来。后晌，我背着工具箱，进城来了……” 　　“原大队长拉我造反，我不干，我和他不一样呵！我刚走半月，那个流氓也参加到一派里头，跟大队长干起来了。两路人马都归随了县上的两大派，完全是以‘四清’划开的，听说已经端上机枪干起来了，我们队里没人管，我也不想卖命，躲在城里做木工，挣钱买粮……” 　　县上两派武斗的情况，我已早有所闻，看不出有完结的时候，而且愈演愈烈了。我倒是庆幸他超然物外，躲在城里做木工活儿挣钱，正与我目下于世无求的心境相吻合。 　　“你怎么样？”他问，“拉车进城做啥？” 　　我告诉了他我的状况，不无感慨地说：“我现在真正过的是猪的生活了！” 　　“现在能像猪一样无忧无虑地生活，算是幸运的哩！”他现在又给我做宽慰的工作了，“整个国家机器失控了，疯狂地运转起来了，弄死一个人，简直跟踩死一只蚂蚁一样。那些省里市里的大官们，全都性命难保，你我算得啥嘛！活着，悄悄地活着，能活到世事平安就好了！现在，一切都可以抛弃不想……” 　　“我也这么想。”我说，“喂猪就喂猪，拉车就拉车，想其余的事儿，想不上了……” 　　“记得不？咱俩曾经几次想拜访柳青，都不敢去，怕扰乱了那位大作家。”他的脸上现出痛苦的嘲笑，“想不到，半个月前，我看见柳青了，在西安的大街上，正被人押在汽车上游街。还有……” 　　“唔！真是——”我告诉他，那天我也在西安有此幸遇，同样是拉车来兑换麸皮时巧遇的，“你知道吗？我那天回去，把几年来的日记和习作稿，全部烧掉了，书卖给废品收购站了，宣布与文学彻底绝缘……” 　　“文学？创作？唉——”他摇摇头，沉吟着，“中国连柳青这样的作家都要打倒，你我还瞎折腾啥呀！我那天晚上，躺在主人家的阁楼上，才觉得我们走错路了，才觉得刨子凿子比钢笔更有用，更实在了……” 　　我重新把套绳挂上肩膀，准备赶路。他帮着我推着车子，拐进另一条小巷。我们默默地走着。小巷里也是大字报和大标语的世界，谁也无心溜一眼。拉上东去的宽阔的大路的时候，我们俩同时站住，准备分手。 　　“下次你进城来的时候，咱们喝一杯吧！”惠畅说，“看透世事，不过如此！” 　　我们没有握手，那种礼节不适宜我们。我向他点一下头，就弯下腰，拽动了车子。其时，午后西斜的太阳，正照在这座骚乱不安的古城的高高矮矮的建筑物上…… 　　初春的渭河平原绿茵如织，生机盎然。无边无沿的葱绿的麦田里，不时可以看见一片片灿若朝霞的桃花，真是令人目不暇接。吉普车在公路上飞驰，渐渐驶入源坡区狭窄的河口了。除了陌生的司机，车上坐着县文教局王副局长，文化馆馆长，还有省报文艺部的肖编辑，我们四人一起去参加给惠畅平反的会议。 　　我和省报文艺编辑老肖坐在越野车的后排座位上，心中不无感慨。将近二十年前，我和惠畅两个肚里装着豆渣和野菜的乡村青年，昼夜兼程，跑了六七十里路，赶到城里去听他的文学讲座，曾经是怎样一番心情啊！二十年后，我和他去给他平反，真是神仙也无法预料这样一种戏剧性的巧合。 　　我至今清晰地保存着第一眼看见他时的记忆，他走上讲台，步履轻捷，姿态潇洒，一种翩翩的才子风度，曾经使我顾影而自卑。现在，我和他挨肩坐着，可以清楚地看到他鬓角的一抹白发，眼角有一条条细密的鱼尾似的皱纹，无论如何翩翩不起来了。他告诉我，他刚刚回到省报文艺部不足一月，刚刚平过反。他在秦岭山中一个只有十来户山民的村子里改造了七八年，现在又“复辟”到原来的位置上办公了。他的这样的遭遇，没有谁感到惊奇，连他自己的口气也是淡淡的，因为有这样遭遇的人太多了，多而不怪了。倒是我触景生情，说出二十年前和惠畅听他的文学讲座的事，他的近视镜下的眼睛睁得老大，吃惊之后就感叹世事的匆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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