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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这是1977年的春天。在他的主持下，河西公社举办了“说清楚”学习班。唐生法自然是河西公社必须“说清楚”的头号角色了。 　　唐生法扔掉已掐捏不住的极短的烟把，猛然抬起头来，对他说：“关书记，我想跟你说一件心事……” 　　他很诚恳地称他“关书记”。他再不敢称他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或“三反分子”了。他不知是否忘记他曾这样喊过千遍万遍？他过去是公社社长，后来结合为革命委员会主任，稍后又是党委书记兼革委会主任，一元化领导体现于一身。他说：“说吧！你要相信我，就甭顾虑啥。” 　　“我相信你才找你……” 　　“说吧！” 　　“我跟女政委……那个‘麻哈’事……再甭追究了……” 　　关书记没有开口。 　　“实在不行的话，你可以按有这事定罪。”唐生法说，“我只求你……甭张扬出去。我的女子都长大了……” 　　“就这件事？” 　　“就这件事。” 　　“这件事可以不再追究。”关书记豁朗地说，“我答应你。” 　　唐生法愣了一下，对他如此爽快的应诺有点意料不足，一时反应不过来，倒无话可说了。唐生法只愣呆了极短一会儿，就现出某些难言的愧疚低下头去，又在口袋摸烟。 　　关书记很满意自己的回答。这种干脆爽快的应诺使对方愈加显得低微和猥琐，反来也使自己更有味地咀嚼胜利者的宽容和豁达，生活以曲折复杂的流向终归确定了他的胜利和他的破灭。他坐在讲台上而他坐在台下的一个旯旮里的不可倒转的位置，就充分地显示出胜利者和失败者的区别。他在台上宣讲上级党组织关于彻底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的文件。他在台下的旯旮里低垂着脑袋抽闷烟。 　　然而他严格地把握自己，或者说其实根本不用什么把握而已养成习惯，就是决不显示自己的胜利者的昂扬。他不像有些同僚在胜利的时刻按捺不住，对整过他们的人表现出毫不掩饰的报复心理。他对唐生法他们除了原原本本地宣讲上级政策，而绝口不提他们对他个人的无所不用其极的手段。他甚至在适当的场合能够心平气和地替对方做出一些不失原则的开脱之词，甚至引起一些心胸狭隘的干部的非议，然而他继续毫不动摇地按自己的主张处理唐生法们的问题。这样，在敌手唐生法们和众多的干部心中，就造成一种关书记客观、宽厚的印象，这正是他一贯追求的修养目标。他以为，这样做的结果会使唐生法们彻底从精神上垮台而不会引起哪怕是一个人的同情；反过来，如使众人感到关书记有挟嫌报复的阴私夹杂在这场严肃的政治斗争之中，情况就会不同了；可能会使唐生法们有了社会同情，也肯定使许多人对他敬而远之。他不仅要征服唐生法们这一伙对手，更重要的是征服所有他的下级和同僚们的心。唐生法今天来找他，提出要他不再追究自己和女政委的事，就部分地证明了这一点。他爽快地答应了他，是他这种征服的继续。 　　“唉！”唐生法比较轻松地喷出一口烟，“那件‘麻哈’事，这几年已经没人说了，要是再扬播起来，不是我受不了，主要是我的……女子和娃子都有……一张脸了……。” 　　关书记不动声色，抽着烟，心里却在叫，你让我敲铜锣游街示众把我当猴耍的时候，你向我脸上吐唾沫擤鼻涕踢屁股的时候，从来没有想到过我这个一社之长的脸还是不是一张人脸吧？更没有想到我的儿手和女子比你的儿子和女子年龄更大。他瞅着唐生法穿在身上的皱皱巴巴肮脏邋遢的蓝制服，依然不动声色地说：“当然……孩子最厌恶听到父母的这一类闲话……我可以理解。” 　　“至于我在‘文革’中的问题，我说过的，我承认过的，我不反悔，我没有说清楚的问题，我再进一步往清楚说。”唐生法向他表示，诚恳的言辞使人想到他已经做好最坏的准备。他随之现出某种焦灼神色，“你这几天能看出来吧？有些人现在把所有问题都朝我头上撂。狗屙下的都赖说是我屙下的。我是裤裆里抹黄泥，说不明也辨不清是泥是屎了……” 　　“这种现象是存在的。”关书记肯定他的话，“你自己应该怎样做，我想你应该是明白的。” 　　“那当然，那当然。”唐生法连连说。 　　关书记想，即使对唐生法这样已被整个社会潮流推到旯旮里去的角色，也不能不承认他说的实际情况，不承认就使他彻底失望，以为说清说不清都是同样的结局。他承认他说的那种情况，正是为了从他心里排除这种情况对他进一步“说清楚”的干扰。他说：“你该当实事求是，把自己在‘文革’中的问题说个一清二楚，相信组织会辨别清白什么是狗屙的什么是你屙的，哪个是黄泥哪个是臭屎……” 　　“我一定往清楚说。”唐生法说，表示出很大的诚意，随之又微微摇摇头，苦笑一下，“有些话，怎么说也说不清楚……” 　　“事实总是事实。”关书记说，含有明显的批驳意味，原则的问题绝不含糊，“说清楚”学习班怎么能存在“怎么说也说不清楚”的问题？他对他批评说，“你首先应该考虑把问题‘说清楚’，而不是‘说不清楚’。” 　　他勉强点点头，表示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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